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文化治理与文化创新

本书系统研究文化治理与文化创新，确定文化的定位与定向，阐述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分析文化系统的结构和模式、文化形态和功能，解析文化治理，把文化治理放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认识；全面梳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观，阐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方针，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针对文化体制的问题提出改革方略，剖析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描述文化冲突，解析文化安全与文化全球化问题，阐释文化创新和创新文化。

探底反弹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2015-2016）

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论坛团队关于2015—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的研究成果，执笔人为刘元春、闫衍、刘晓光。全书共有四章：第一章是总论与预测，包括对2015年经济运行回顾和对2016年经济走势展望，并对2015—2016年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标进行预测。第二章深入分析开启新常态攻坚期的2015年，总结了2015年经济运行的六大特征，即经济增长持续回落、通货紧缩全面显化、景气指数持续低迷、经济结构深度分化、股市泡沫破灭冲击以及宏调政策捉襟见肘。第三章对探底反弹进程中的2016年进行展望，深入分析探底的基本逻辑与预测，指出2016年面临的两大类风险以及四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第四章是总结全书的主要研究结论，在回顾与展望2015—2016年中国经济的基础上，得出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再定位的判断，并提出九方面的具体建议。

十年宏观、十年政策、十年理论

主要回顾了在过去十年间（2006—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论坛研究团队在中国宏观经济周期的不同运行阶段对当时中国宏观经济形式的基本判断、有代表性的观点和相关政策建议。这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和预测事后大多得到了中国经济实际运行情况的检验。报告中还有大量政策建议得到相关领导人的批示，从而为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支持和参考。本书不仅是对我们过去十年间工作成绩的总结，*是激励我们*好地完成各项工作，实现服务社会的宗旨。

农民合作新路：构建“三位一体”综合合作关系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在梳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家庭承包制基础上的农业经营体制的演变历程的基础上，分析涉农部门营利和资本下乡之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异化发展的现实，根据各地改革实践，提出通过三种合作功能、三级合作组织和三类农村发展机制的“三位一体”，建立农民综合合作体系，走出一条农民合作化的新道路。本书将这条新路概括为构建“三位一体”综合合作体系，其目标是农民综合合作，制度形式是多层次、全方位综合合作体系，实现路径是“三位一体”、多主体逐级互动。本书从对历史和当下实践的分析中揭示这条道路可以使农业发展“接二连三”，并助力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的内在机理。本书将尝试根据各地改革实践和当前关键的农村改革领域，具体阐述“三位一体”路径的根据、目标和战略。“三位一体”路径的具体内容是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等多种合作功能的一体化，县、乡、村三级合作组织的一体化，以及农民经济合作、农村社会服务、政府扶助的一体化。本书内容也是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对农村改革如何推进的一种理论探索，书中根据综合合作目标和“三位一体”路径，对合作社发展思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三农”工作领导体制、财政支农体系、供销社综合改革等农村改革关键领域提出了改革建议。

贸易摩擦的属性，影响与对策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给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和宏观经济稳定带来严重的不确定性。但应该看到，贸易摩擦只是中国发展长河中的一道波澜，意味着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应对贸易摩擦的过程中，要本着“坚守底线、消除误解、正视问题”的原则，妥善解决不同性质的分歧与冲突。贸易摩擦可以成为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外部推动力量，中国各界要审视自身存在的问题，未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贸易摩擦极有可能引发国际经贸规则加速重构，中国要坚持多边原则，争取对自身有利的重构方案，不断提升国际话语权。科技实力是立国之本，中国未来要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提高研发水平和效率，产出原创性领先技术。

贸易大数据及应用

本书系统的总结了宏观、微观层面全球的贸易大数据，当前研究中利用大数据所做的分析。本书将介绍目前在国际贸易研究中运用的大数据与它们在各个经济问题上的运用。首先，第一章全面介绍在现有的国际贸易中，被运用很多、很广泛的微观层面数据。第二章将介绍微观贸易大数据应用之一：贸易的扩展边界和深度边界。其中包括：扩展边界和深度边界的定义；解剖中国贸易：深度边界和扩展边界，中国贸易流量的缺失：球－箱模型；贸易数据中的0：0能告诉我们多少信息。第三章介绍微观贸易大数据应用之一：贸易保护对贸易流量的影响。非关税贸易碍及调查流程，贸易保护的直接影响：破坏和转移效应。新兴国家反倾销和反补贴与反规避的研究。第四章将介绍微观贸易大数据应用之一：贸易与劳动力市场、教育、健康。第五章将介绍和中国相关的贸易政策以及利用微观贸易大数据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进出口经营权的放开，贸易公司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基本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三化”之中，相对而言时代化研究的比较晚、比较少、比较浅。比较晚指时间，比较少指数量，比较浅指层次。正是如此，一方面，凸显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研究的必要性，亟待增加研究、深化研究；另一方面，又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研究的复杂性。我国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基本问题/人大国发院智库丛书·国家发展与战略丛书》对时代化的历史发展、经典作家关于时代化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的关系、中国如何赶上时代等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

货币政策理论反思及中国政策框架转型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加速，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可能面临重大调整。如何规避“新共识”货币政策框架体系的漏洞并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人大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副教授范志勇撰写的这本智库丛书，在梳理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理论最新变化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货币政策体系现状，考察最新的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为完善中国货币政策体系提供借鉴。

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逻辑、路径与实施

在国有制的框架内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由于难以解决政企分开与所有权的可转让性问题而步履艰难。本书主张从产品性质及行业特性两个维度来客观制定功能导向的分类方法，实施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即提供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宜选择国有国营模式，自然垄断性国有企业宜选择国有国控模式，竞争性国有企业一部分宜进行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造，一部分宜实行民营化；在分类改革原则下推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同时在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分类分层推进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分类构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本书对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率极其背后的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国有控股企业的效率要高于国有独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且国有资产比重与效率呈现倒“U”形关系；国有资产比重对效率的正面影响主要来自与国有经济相联系的市场势力和低融资约束。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进一步表明，虽然国有股和非国有股股权的集中均能提高效率，但前者的影响弱于后者；员工持股对于提升国有控股和参股上市公司的效率有一定的正面作用。

国家治理研究

2014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元年，关于国家治理，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杨光斌主编的《国家治理研究（2015.1）》对其中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对中央领导决策机制进行了顶层设计，描绘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梦想，也是中国发展的美好愿景。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实现这一愿景的蓝图。

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外交引领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中国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需求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外交迅速兴起并逐渐成为中国整体外交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当前，中国经济外交秉持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愿景，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不仅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保驾护航，还为打造新型大国经济关系、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注入了强劲动能。本书分为年度评估、月度评估、重要事件、相关事件、文献整理、数据汇集六个部分，在提供关于中国经济外交大量事实性细节的同时又有针对性地进行了评论性分析，以此为中国经济外交研究提供关键的事实细节、重要的数据参考以及有价值的评论分析。

规则之后：中国建设工程领域政府与行政审批中介关系

本书选取中国建设工程领域行政审批中介作为研究对象，主要由于建设工程领域行政审批中介涉及业务领域广，主管部门数量多，牵涉多方利益，需要改革的程度深、幅度广，是行政审批中介改革的主要领域与缩影。基于多年地方调研，本研究通过对我国建设工程领域政府与行政审批中介关系的研究试图回答三个问题：历史脉络。第二，现实关系。第三，问题与展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6年上半年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房地产新政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在持续探底中开始呈现企稳的迹象，CPI重返“2时代”、PPI负增长的大幅度收窄、企业利润增速的转正以及房地产类数据的反弹都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并不存在“硬着陆”的可能。2016年上半年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现象：1.“去产能”还在布局阶段，过剩行业产品价格却开始出现大幅度波动；2.三四线房地产“去库存”还没有开始，一二线房地产价格却出现全面上扬；3.对“僵尸企业”和高债务企业的整治还没有实质性展开，大量高负债国有企业却已经大规模进军土地市场、海外并购市场和金融投资市场；4.“去杠杆”各类举措刚开始布局，但宏观债务率却持续上扬，部分指标已经大大超过警戒线；5.“降成本”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各类宏观税负指标却在持续加重，企业总体盈利能力持续下滑；6.房地产投资增速超预期反弹，各类新开工项目大幅度上扬，但民间投资增速却直线回落；7.M2增速保持稳定，但M1增速却出现持续上扬，M1-M2缺口持续扩大；8.居民收入增速持续超过GDP增速，但劳动力生产率以及企业盈利能力却出现持续下滑；9.对外投资增速急剧上扬，但出口增速却持续低迷；10.各类技术指标进步神速，新经济增长动力开始显现，但总体劳动生产效率却依然处于持续下滑的区间；11.工业等传统行业有所企稳，但服务业和新兴行业却开始呈现疲态；12.政策类投资增速回升，但消费却出现持续回落。这12大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依然面临四大方面的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及实施路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为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2020年全面达到小康社会目标的重大战略举措。改革开放以来，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国有企业减员增效，中国曾实行了大量的供给侧改革，以提高微观经济主体活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但是，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传统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措施，其效果都在日益减弱，这就从客观上要求我们的发展需要有新的思想来指导，以便实施新的战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运而生，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大战略举措。由此，社会各界都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引发了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各式各样的解读。在这些解读中，不乏许多独到的观点和实践方面的有益建议，但也有许多观点显然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误读。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到政策以及具体问题的对策措施等方面，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全方位的探讨。

俄罗斯经济与政治发展研究报告（2016）

2016年，俄罗斯与欧美西方国家的关系持续恶化，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俄罗斯该何去何从？同年，俄罗斯进行国家杜马选举，普京的支持率升至历史最高水平，这对2018年的总统大选又有怎样的影响？2016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15周年，两国元首再次签署三个重要的政治文件，中俄两国此番举动又会对世界格局变动和全球治理体系带来怎样的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和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们对俄罗斯经济形势、政治局势、外交走势和中俄关系发展趋势进行深入研究，本书凝聚了中俄两国专家学者的智慧，对读者和学者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地方农民综合合作

农村合作制不仅仅指农民合作社，合作社也不仅仅是经济组织。农村合作制和集体经济组织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当下的重大问题，如农地改革、金融创新、住房改革、公益慈善、社会分红、社会治理、公民参与等都与合作制有密切关系。本刊希望能团结多学科的学者来关注农村合作制的组织、思想、运动和文化，针对不同问题设计可行的合作制体制和机制，凸显农村合作制的战略地位，并贡献精细扎实的制度设计。本刊为半年刊，自第一辑起即试行匿名审稿，第二辑起全面实行，并将于第二辑起建立编辑委员会和学术顾问委员会，设置分栏目主编。每半年出版一辑。进入常规运作后，将在农村合作制之外不断推出新的研究专辑。

党政领导干部民主测评及优化

民主测评现已成为我国对党政领导干部进行考核评价以及选拔任用的一种重要评价工具。本书针对民主测评，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研究数据及党政领导干部胜任素质模型，并得出了许多创新性的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创新纪检监察体制遏制“一把手”腐败

党政“一把手”腐败问题是当前的反腐败重点和难点问题。我们手工收集整理了2000年到2014年3月底所有公布的厅局级官员腐败案例，包括367名厅局级以上官员，其中担任“一把手”职务的有219名（大约占60％）。我们认为，要减少腐败，特别是减少“一把手”的腐败，限权是基础，监督是关键，激励是保障。反腐败的最终境界，是让政府官员“不能贪（限权）、不敢贪（监督）、不想贪（激励）”。在限制权力方面，我们建议：①减少各类行政审批权，从而减少“一把手”的审批权。②在人事任命方面，可试行让全部党委常委拥有干部提名权，按特定比例扩大候选人范围，对拟任命的职位施加技术性限制条件。③强化对重大决策权的事前约束。④转变政绩观，减少赋予“一把手”的政治责任。在监督权力方面：①加强自上而下的监督，推进纪委系统由半垂直管理向全垂直管理过渡，加强对“一把手”“八小时之外”的监督。②加强自下而上的监督，特别是新闻媒体监督和网络监督。在提高激励方面：①实行现代“品位分等制”，对一些低级别职位上的官员给予更高的权力、待遇和地位的级别。②适当提高“一把手”的物质保障水平，提高其腐败成本。

“债务一通缩”压力与债务风险化解

企业部门高债务是困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走出本轮下行周期的难题之一。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高债务叠加通缩压力已经让中国经济站在费雪提出的“债务-通缩”恶性循环的边缘，从微观角度看，高债务压力不仅影响企业部门自身的经营，还让大量持有这些债务的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风险积聚，威胁金融稳定性，因此，让企业自身和金融机构双双走出这一困局对于经济的企稳尤为重要。
本报告在分析了中国债务风险现状后，对已有的政策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并提出化解中国债务风险的短期和长期的解决路径。短期解决路径有：一，财税、货币政策托底，避免大规模违约、营造良好经营环境；二，加快资本市场改革，创新企业融资工具，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三，发展违约风险对冲工具，提高债权人违约风险管理能力等；而长期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走出企业部门高债务困局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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