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能源资源投资评估报告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报告（2019）

本报告利用横跨国际关系、公共管理、能源治理、环境与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多学科优势，基于现有的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能源署等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首创了包含20个核心指标的用于综合评估“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基于指标体系的科学赋权，该小组计算出综合性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指数(GDI)，定量衡量“一带一路”国家绿色资产存量、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结果三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归纳国家间主要的差距及原因，分析、识别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发挥关键作用的技术与措施，通过对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情况的梳理比较，把握中国在该进程中的定位，从而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推进绿色发展指明方向。

“一带一路”国别研究：越南外来直接投资发展报告

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2017年中国已成为越南的第四大外资来源国。目前中国对越南投资主要集中于加工制造业，并分布在河内、胡志明市、岘港和海防四大直辖市以及广宁、同奈等重要省份。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与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新变化、中越之间密不可分的经济社会联系以及两国内部政治环境、政策支持与改革契机为中国对越南投资创造了难得的优势与机遇。但未来开展投资也可能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包括越南劳动力与地租等成本优势的不可持续性，该国内部相关配套条件发展尚不完善，中越双边关系演变的不确定性，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制约中国影响力的发挥，以及其他投资来源地的“先入”优势所产生的竞争压力等。未来双方可以通过启动中越自贸协定的研究与谈判，改善中国对越南投资的行业结构，扩大政府高层沟通渠道为中国企业对越南投资的活动护航，加强两国金融合作以弥补越南金融市场短板，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在越南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为中国对越南投资创设更加良好的前景。

“一带一路”国别研究：斯里兰卡社会与项目投资报告

斯里兰卡地处印度洋战略要道，同时也是中国 “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国家， 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中国在斯里兰卡投资的深入，综合考虑了自然因素、 国际因素以及其他广义社会因素的社会安全视角， 为项目管理提供了必要参考。在政治环境、 经济发展、 法律环境、 社会文化、 生态卫生这五个社会安全维度的影响下， 腐败低效、 政治生态、 外债负担、 法律制度、 公共安全和环境保护成为现阶段影响在斯里兰卡国际投资项目安全的重要因素。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投资以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主，通过典型案例分析， 其面临的投资项目安全问题， 既符合共性， 也拥有其特殊性， 包括国内政治斗争对中国议题的利用， 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导致中斯双边关系的不确定性， 该国对中国投射 “外债焦虑”， 项目投资过程中环境保护的需要以及中国项目舆论环境的恶化等。由于斯里兰卡的发展需要， 中国未来在斯里兰卡投资前景仍然保持积极， 而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也对项目管理和运营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带一路”国别研究：格鲁吉亚地缘政治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学院、环境学院、财政金融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商学院、社会与人口学院、哲学院、外国语学院和重阳金融研究院的相关人文社科优势学科团队，由许勤华教授、陈甬军教授、王义桅教授、王文教授、戴稳胜教授和王宇洁教授六位首席专家领衔，与中心其他成员共二十位研究员一起，组成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高端智库领导下的全校“一带一路”研究的整合平台和跨学科研究团队。团队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国家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沿线国家发展战略、 “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型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关键建设领域四大议题（基础设施投资、文明互鉴、绿色发展、风险治理、区域整合）展开研究。致力于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数据库，并在大数据基础上，深入分析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变化，推出“一带一路”智库丛书年度国别系列，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夯实理论基础、提供政策制定的智力支撑。国别报告对“一带一路”沿线关键合作的64个对象国进行分类研究，规划为文化系列、安全系列和金融系列三类。

“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与重构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环境发生了较大的趋势性变化，对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形成一系列冲击。货币政策实施基础面临从“速度”到“质量”的根本性变化，总体定位也显示出从“短期”到“长期”的前瞻性转变。因此，货币政策框架体系面临整体化的调整。本书对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在“新常态”阶段转型与重构的目标、逻辑、路径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重点在于回答主要问题：一是中国货币政策框架为什么要转型和重构。二是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如何转型。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和重构的总体思路是构建适应“新常态”下匹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调整特点的货币政策体系。一方面是以“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转变”的市场化转型总体方向，另一方面是以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双支柱”体系构建的“多目标”调控总体框架。

“大摩擦”“大调整”“大变局”的世界经济 经济全球化的重塑与“大平庸”周期的延展

“大摩擦”带来“大调整”,“大调整”带来“大变局”。“大摩擦”是逆全球化，“大调整”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重塑，其结果就是“大变局”。这种“大变局”并不是通过事先的人为制度设计好的，而是需要通过全球重要的经济体积极参与这种大变革，在分歧与合作的行动中逐步实现这个“大变局”。“俱乐部化”、“关税对等”、“技术贸易的稀缺”构成了“大变局”内生竞争性的三个主要特征。美国发起的经济全球化重塑的本质是贸易和投资规则的政治化，世界经济存在被割裂成不同贸易和投资集团的风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实行更高和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是破解美国以“盟友”或者“血缘”关系圈定的以美国为首的利益集团的唯一方法。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将加大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对外政策的底气，为了延长此轮美国经济景气周期的长度，延缓美联储加息成为特朗普政府宏观政策的要点。特朗普政府倾向于采取“工资上涨（有利于消费）+低油价（降低通胀）”的政策组合来减缓通胀压力。未来一段时间国际油价将处于中低位运行。美联储加息速度和幅度的下降，意味着2019年新兴市场的境况要好于2018年。对外围国家来说，在美联储处于加息通道时，货币政策的作用将远不如财政政策的作用，“双税收”（企业税负和关税）竞争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赤字经济成为“时尚”。经济的内外平衡发展道路是世界经济的大势所趋，但特朗普靠贸易摩擦不可能彻底解决美国经济的外部不平衡问题。美国限制和阻碍技术贸易，技术扩散的稀缺性在增加。特朗普采取“先破后立”的策略来重塑经济全球化，将对世界贸易和投资者产生负面影响，世界贸易会继续处于较低增速阶段，“大平庸”周期会延展。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中国经济发展

本书旨在阐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绝不仅是为城市部门提供了劳动要素而已。农业劳动力向城市持续大规模地转移，不仅改变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根本特征，更对中国的投资、储蓄、技术进步和经济周期波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而特殊的角色。为了说明这一点，本书首先系统梳理了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三个特征事实，涉及中国的投资、储蓄和经济增长，分别将其总结为中国资本回报率上升之谜、中国储蓄率上升之谜和“奥肯定律”中国不适之谜。破解这三大谜题，乃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本书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视角，全面解释了上述三大发展谜题。本书研究的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推论是，当前农业劳动力转移放缓甚至停滞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绝不仅是边际上的，而且是方向性的。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城市层面，如果希望未来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那么在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方面做出更多努力绝对是明智之举。这可绝不仅是出于公平的考虑，对农民工为城市建设所做贡献给予应有的肯定，更是为了城市自身的发展。

制度安排、产业聚集与地区收入差距

本书遵循了历史解读、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再到政策建议的逻辑主线，将制度经济理论与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理论融合，深入分析制度因素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机制。首先，从经济史的视角考察世界工业集聚中心形成与变迁的现象及其内在动因，从中发现传统的经济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以及制度因素都深刻地影响世界工业集聚中心的形成与迁移。接着，依据世界工业集聚中心形成与变迁的历史经验解读，并借鉴于交易成本划分为内生交易成本和外生交易成本，且以制度因素直接决定内生交易成本为纽带，将制度因素纳入到空间经济模型之中，重构制度因素影响企业迁移和产业集聚的微观机制模型。再次，以制造业为分析对象，在有效测度国际和中国制造业集聚水平的基础上，构建包含自然资源与地理、经济地理与新经济地理以及制度因素的计量经济模型，从国际、中国地区及其制造业行业等不同层面，实证分析制度安排对产业集聚作用机制。最后，依据实证分析的结果，立足于中国，一方面，通过调整投资政策和税收政策，改善与创新商业交易制度以及产权保护制度，吸引国际先进产业的集聚，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生产者产权保护，遏制地方保护，放松产品价格管制和创新企业的融资制度，优化产业的空间结构，充分发挥“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促进地区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和区域协调发展。

气候变化与苹果种植户的适应

本书遵循了历史解读、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再到政策建议的逻辑主线，将制度经济理论与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理论融合，深入分析制度因素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机制。首先，从经济史的视角考察世界工业集聚中心形成与变迁的现象及其内在动因，从中发现传统的经济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以及制度因素都深刻地影响世界工业集聚中心的形成与迁移。接着，依据世界工业集聚中心形成与变迁的历史经验解读，并借鉴于交易成本划分为内生交易成本和外生交易成本，且以制度因素直接决定内生交易成本为纽带，将制度因素纳入到空间经济模型之中，重构制度因素影响企业迁移和产业集聚的微观机制模型。再次，以制造业为分析对象，在有效测度国际和中国制造业集聚水平的基础上，构建包含自然资源与地理、经济地理与新经济地理以及制度因素的计量经济模型，从国际、中国地区及其制造业行业等不同层面，实证分析制度安排对产业集聚作用机制。最后，依据实证分析的结果，立足于中国，一方面，通过调整投资政策和税收政策，改善与创新商业交易制度以及产权保护制度，吸引国际先进产业的集聚，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生产者产权保护，遏制地方保护，放松产品价格管制和创新企业的融资制度，优化产业的空间结构，充分发挥“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促进地区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和区域协调发展。

气候变化与苹果种植户的适应

中国是世界苹果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气候变化导致中国苹果生产呈现西移北扩趋势，也对中国苹果产业发展与苹果种植户收入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本书聚焦苹果产业可持续发展、苹果种植户收入增长关键问题，研究气候变化与苹果种植户的适应，对提高中国苹果种植户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和优化产业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人口老龄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养老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问题。该书围绕加快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需要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就健全养老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养老产业健康发展、补齐医养融合发展短板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助力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Entities and Structures in the Embedding Process

This book provides a rare integrative interpretation of government-enterprise relations in China, offering readers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topic. Focusing on the government and its principal goals, it describes the transition of government-enterprise relations and highlights the embedding of the entities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in specific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Further, it analyzes how the government'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regulates the behavior of various types of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structures, and the logic mechanisms such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use to change and shape government-enterprise relations. Based on these issues and logic mechanisms, the book points out the complexity of government-enterprise relations and the diversity of their transition path, thus reflecting some typical features in the overall reform of China and discussing specific factors related to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experience.

How State-owned Enterprises Drag on Economic Growth

Using a series of studies, this book shows that ownership structure plays a major rol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as a whole. Inefficient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SOE's) damage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overall economic growth in various way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very clear: in order to achieve healthy and f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 must be a radical reform of SOEs. Moreover, the aim of the SOE reform is not just to highlight the enterprises’ efficiency, but also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financial deregulation, elimination of market segmentation, weakened market monopoly, and balance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book argues that SOE reform is pivotal to stimulating general economic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order for China to achieve a smooth transition to a mature market economy.

化危为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与社会治理

作为一场突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对社会生活秩序的冲击及其连带而生的诸多影响，需要我们从更加多元的学科视角加以观察与思考。在此次疫情之下，无论是社会力量的组织动员、城乡社区的隔离防控、科学技术对危机应对路径的塑造，还是民众情绪的疏解与调适等，都在不同程度体现出了我国社会应对突发风险的强劲韧性，但也同时暴露出了治理体制机制存在的短板、漏洞和弱项。如何化“危”为“机”，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就成为后疫情时期需要面对的关键议题。对标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立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目标，本书聚焦于从组织、技术与公众心态三个维度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治理实践、问题困境进行探讨，并在分析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具体的对策建议，以求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应对、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完善、社会秩序与活力的均衡发展能有所助益。

情感与感知：转型期的收入分配与民众公平感

面对当下的收入分配现状，人们较为普遍的担心，过大的收入差距是否会引发严重的利益冲突与社会风险，进而阻碍社会有序发展。随着改革逐渐步入深水期，社会矛盾多发易发，要避免且必须防止这些矛盾风险的产生，就必须理解与把握民众对收入分配现状的主观感受和态度反应。由此，本研究主要瞄向于“收入分配与公众感知”的关系这一问题，力图从公平感、容忍度、获得感等主观感受来描述与剖析转型期中国居民的上述社会态度及其特征与变动趋势？并进一探讨导致这些变化及型塑这些特征的影响因素和逻辑机制。

多元治理、财政政策与乡村振兴

本书基于我国典型政策实践，科学分析“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上下结合”等多元治理模式的治理效果并深入剖析其作用机理，聚焦内部制度设计和外部制度环境对各模式治理效果的影响，并特别考察财政政策如何在不同治理模式中发挥作用，从而为以“优化多元治理模式、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为推手，最终实现国家善治和乡村振兴提供扎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修复调整与基础再造的中国宏观经济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判断2020年及后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势与回升潜力；二是基于以上判断为经济修复和中长期发展提供适用的政策建议。重点关注四个核心问题：（1）现阶段中国经济复苏的进展和性质；（2）下阶段中国经济复苏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风险点；（3）如何科学安排一揽子规模性政策和工具组合以产生理想政策效果；（4）现有政策空间是否足以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增强韧性和实现基础再造。在以上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基于经济自我调整力量和宏观政策拉动效应的模拟分析，形成对2020年中国经济核心指标的预测和展望，据此提出系统性政策建议。

经营冲击下企业的策略调整

稳经济重在稳企业，稳住了企业，才能实现民生稳定、技术进步、内需提振。企业作为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当前既遭受传统意义上的成本冲击，又面临各类广义上的经营风险，因此本书将讨论在多种经营冲击下企业的策略调整方式。基于严谨的定量分析结果，本书重点讨论工资上调、减税降费政策以及广义经营不确定性对于企业的影响，关注对象主要集中于企业在融资方式、债务结构、要素使用、所有制转换上的调整，希望为企业在各类经营冲击下的调整方式提供一个可能的分析框架。

开放经济下的结构转型与增长

本书综合探讨了汇率制度、技术进步、劳动力年龄结构等因素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旨在加深对于中国过去几十年间的增长方式和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解。本书认为在此前固定汇率制度时期，中国通过抑制劳动者收入上涨相当于变相补贴了可贸易部门，进而实现了出口导向型增长。同时，低抚养比和低城市化率的“人口红利”又使得这套增长模式得以长期运转并自我强化。但未来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及城市化率的攀升，以往的增长模式将变得越来越难以维系。基于此，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安排，以及与人口结构相匹配的产业格局，将有助于提高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实现由“出口拉动”向“内需驱动”型增长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