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一次重要会晤，两国元首互动相处近九个小时，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政治共识，还愿就外交、两军、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各领域开展更多交流。

围绕该如何看待此访重要意义、如何理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本刊记者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主任、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刁大明教授进行了专访。他认为，新的定位是对以“战略竞争”片面定义中美关系的否定和抵消、对处理中美关系方法和路径的拓展与提升。在新定位的指引下，双方处理彼此关系的主要精力有望从做“减法”转到做“加法”上去，从而使两国走出“战略竞争”恶性循环，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真正成为一种可能。以下是这次专访的实录。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主任、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刁大明。

《世界知识》：美国在任总统时隔九年实现访华，这种“姗姗来迟”本身有何非同寻常之处？

刁大明：美国在任总统连续近九年未访华，虽然在过往历史中并非最长间隔，但对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而言显然并不正常。2017年，美国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里明确了“美国优先”“以实力求和平”的对外战略和以战略竞争为基调的对华政策，随着关税战的展开和科技、军事、政治等众多领域遏制性措施的出台，中美关系进入某种程度的“自由落体”状态，给双方乃至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数年过去，时事变迁，无论在重振自身势头、塑造国际秩序还是阻挡中国发展方面，美国的战略目标无一得逞，反而陷入更深的战略混乱与内部纷争，霸权衰落之势日渐显著。2025年以来，在中方坚决斗争、积极引导、灵活施策之下，中美双方开启了恢复两国关系总体稳定的进程，推动双边关系逐步走出美方单边施压、中方被迫反应的惯性，开始向建设性接触与务实合作的良性轨道回归。

对中美而言，此次国事访问在战略和政治意义上都是双向互利的巨大成功。最重要的成果是，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这意味着，至少在现阶段，中美面对“战略十字路口”，均不愿重返2017年开启的轮番竞斗状态，决定推进2025年开启的总体稳定状态，并以此为起点探索和平共处新范式。这样的选择对中美各自国家和人民都有利，对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也是福音。

这次访问再次证明了，元首外交对增进双方相互了解和信任、规划和引领两国利益协调与合作，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2026年内，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还有见面机会，包括习近平主席今秋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以及年底中美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如果两国元首在一年之内实现四次会晤，且均在对方国土之上，这在中美关系史上将是前所未有的，必将为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加充分的动能。

诚如习近平主席在与特朗普总统会谈时指出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双方工作层尤其是美方当珍惜已经打开的宝贵“时间窗口”，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上逐领域逐项目地诠释“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内涵，一件事一件事地去做，跬步千里、行稳致远，从而使两国走出“战略竞争”恶性循环，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真正成为一种可能。

《世界知识》：同中美关系有过的定位相比，“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究竟新在哪里，意味着双方处理彼此关系的格局、视野和心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刁大明：显而易见的是，同2017年相比，中国更有底气、信心、定力和办法去应对中美关系和全球变局中蕴含的风险与挑战；美国则无论在战略还是战术上都面临更多亟待处理和解决的棘手挑战。这就意味着，中方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塑造过程中拥有了更大议程设置权和话语主动权，必将在对美工作中展现出更多主观能动性和革新创造力。

探索中美关系正确相处之道，必须优先解决“如何定义两国关系”这个关乎历史方位的大问题，才能纲举目张。历史上，中美之间不乏以共识形式确立彼此关系定位的努力，比如“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反映出的是被努力营造的积极愿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是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充分吸收做出的，结束了两国之间长时间缺乏共识性定位的漂流状态。新的定位并非“身份共识”，而是“目标共识”，反映了双方正以更加务实、成熟、理性的态度推进对两国关系的分类别、差异化管理。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寻求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的基本起点。

强调“战略稳定”，是对以“战略竞争”片面定义中美关系的否定和抵消。以“战略竞争”作为政策出发点是偏激和狭隘的，无法解决中美各自问题和双边矛盾，更破坏了加强全球治理所需要的大国合作基本条件，对中美两国和世界造成的伤害已是有目共睹。把中美关系这艘“巨轮”从激流险滩扳回到稳定宽阔的航道上，两国停止在船上恶斗互耗，共济而不是“互挤”，符合双方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共同需要。竞争固然还在某些领域继续存在，但必须有度、必须良性，不能脱离稳定的基本框架。

强调“建设性”，是对处理中美关系方法和路径的提升与拓展。过去，在“战略竞争”氛围中，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都被裹挟着做“减法”。如今，有了以建设性方式处理中美关系的共识，双方的主要精力有望被聚焦在做“加法”上，让对话、协调与合作重新主导双边关系的基本面，至少不要被稀释和边缘化。强调“建设性”不等于否认分歧的存在：面对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的分歧，双方决心施加更有效的管理，让分歧不外溢或少外溢，不影响稳定的常态。

值得一提的是，“战略稳定”本是个军控概念，形成于冷战时期的美苏激烈对抗，原指双方形成确保相互摧毁的核均势，也就均无发动首次核打击的动机，从而得以避免核战争。现在，中美双方对其重新进行诠释，赋予其更高层次、更为广义的内涵。一方面，利用其对两国的全球大国地位和彼此关系的至关重要性实现相互再确认；另一方面，将双方互动的场域提升到全球层面，为将来在一些全球性挑战问题上开展协调乃至合作预留空间。实现战略稳定是为了和平共处，而这个“和平”既是中美之间的，也是全世界的。一个持续稳定、合作可期的中美关系是两国能向世界共同提供的最重要公共产品。

2026年5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离开北京。

《世界知识》：在您看来，新定位必须克服哪些障碍才能得到真正有力的践行？

刁大明：我们在看到中美关系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也要保持冷静认识和底线思维，不能指望通过一次访问就解决两国关系中的所有问题，更不能因美方急于与中方沟通就认为其对中国的系统性压力已经一笔勾销。坦率讲，美方仍未放弃对华战略竞争的政策定调，去年发布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报告中的相关内容就是明证。

在特朗普总统访华的同时，美国国内仍存在着对华负面的鼓噪之声。某些对华鹰派和极端右翼不会允许中美关系得到改善，甚至会千方百计加以破坏。在当前第119届美国国会中，不利于中国和中美关系的提案有增无减，排着队等待审议和通过。一些国会议员并不在乎中美关系稳定与否，而是固守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偏见，以及身后的军工、能源、科技集团特殊利益，不断逆流而动，试图延续乃至强化2017年以来的竞争性和对抗性叙事，不可避免地会对双方贯彻落实新定位的努力造成干扰和阻碍。

高科技是关乎霸权优势能否维系的美国核心利益所在，相关领域的竞争仍将十分激烈，脱钩断链的趋势依然存在。这次特朗普带着16位商界代表来访，其中五人来自科技企业。美国既想把钱挣到，又要把中国摁在全球价值链对美国主导地位不构成威胁的位置上，这个心态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人工智能是中美科技竞争的焦点领域，技术本身的发展会源源不断地带来新问题，中美之间需要在全球治理层面形成必要共识。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台湾问题发展演变到今天，一个日益形成的逻辑是，既然“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那么“台独”就日益对美国在西太地区的利益诉求构成挑战。特朗普总统本人几次说，台湾距离中国大陆只有59英里，距离美国却有9500英里，他不想美国飞那么远打一场仗。从这个逻辑出发，美国为什么不能在台湾问题上有更为明确的表态，为什么不能对“台独”活动做出更为直接的反应？长期以来只会起到助长“台独”作用的美国对台军售是不是可以有所调整？总之，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已不仅仅是履行美方对中方政治承诺的问题，也直接关乎美国的切身利益。

军控问题也较敏感。美国十分忌惮中国核力量现代化进程，一直想把中国拉入多边军控谈判，以探虚实并施加制约。可以预见，军控问题将在今后的中美关系中占有更重分量，需双方谨慎处理。在狭义的战略稳定领域，中美既开展博弈，也有合作机会——毕竟，核扩散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谁都不想生活在“核丛林”之中。

《世界知识》：大约十年前，基辛格博士在北京说过一句话——“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极大影响了人们对中美关系趋势的判断。现在回头看，能否请您对这句话重新做个评价？

刁大明：我个人理解，基辛格博士当时这样讲，是在发出预警，提醒大家美国变了、中国变了，美中两国的相互政策也在变化，再用过去的旧思维、老办法处理中美关系不管用了，需要找到新思路、新办法，形成新范式。时隔多年，他的话基本应验了，美国不再是过去的美国，中国不再是过去的中国，世界也不再是过去的世界了。现在看，中美关系当然回不到过去，也没有必要回到过去。双方不必在旧时光中留连，而要向前看。循着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以务实精神探索中美相处之道，还是有能力、有办法、有希望确保未来中美关系比过去大多数时候都更好。基辛格博士作为现实主义者，若能知悉，也会乐见吧。

《世界知识》：您认为中国的对美研究该如何响应新定位的指引？

刁大明：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对研究者的知识广度和思维深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我首先想到的是，有必要深入总结2017年以来的中美互动，探究清楚美方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对华战略竞争的，又是如何坐下来同意与我们共同谋求战略稳定的。在两个极值之间进行探寻，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中美关系本质中的自我限制与修复特性。其次，有必要沿着习近平主席指出的新定位的“四个稳定”（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探究中美在不同议程上的具体相处之道，从而努力将“稳定”形塑为两国各界都认同的常态。再者，为了实现可持续的战略稳定，有必要聚焦于当前正在点滴累积、未来必然对美国国家方向产生巨大影响的因素开展研究。比如，人口结构的巨变无疑将在更多维度上改变美国的面貌与偏好；再比如，人工智能的持续发展带来的不仅是“科工复合体”，更是经济阶层政党政治倾向的裂变以及两党政治生态的重构。洞察这些深层次变化，与美国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才更可有的放矢地做工作。

原文链接：[世界知识]刁大明：以务实精神定义中美关系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