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的“配套”，有些地方还出台了不少政商关系交往“十不要”清单，譬如“绝对不要与商人去娱乐场所”、“不要与商人打业务牌”等等。

由于规矩越来越多，一些公职人员把握不好与企业交往的尺度，开始“拒商远商”，甚至出现了懒政怠政的现象，本应主动和企业打交道的工商联干部，也渐渐有了心理包袱。

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主持召开了全省民营企业座谈会，提出省纪委监委要牵头制定政商交往“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鼓励干部大胆服务企业、与企业家正常交往。

几年下来，无论是商人还是长期观察政商关系的学者聂辉华，都感觉到干部“吃拿卡要少了”，但“不贪不占也不干增多了”。

聂辉华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他在2016年的一次调研中发现，有地方政府官员因担心别人说闲话，去企业时干脆带着执法记录仪，到场后开着记录仪对企业说：“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服务的，对我们有什么意见？”

“这种状态下，企业怎么敢说话？”聂辉华说，为了反映政商关系的变化，他还做过一个统计，公开报道中，东南某省一把手视察企业的次数从2012年开始明显下降，2012年是40次，2013年变成了15次，此后4年最高峰也没有超过25次。

2018年前后，聂辉华又注意到，山东临沂金凤凰置业公司负责人实名举报当地管委会不作为等“网络上访”事件。“这在过去并不常见，说明当前政商关系到了一个敏感的时期。”聂辉华说。

“虽然鼓励官员与商人大胆交往，但监督措施还是需要的，否则又回到了原来的情况。”学者聂辉华说。

他进一步解释，所谓原来的情况，是指2012年以前，有些政商关系“亲而不清”、过度密切，以至于出现了许多**结的腐败案例。

但现在又开始出现“清而不亲”“不亲不清”的情况。“如何走出清则不亲、亲则不清的死结？”聂辉华认为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日本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常会邀请多位行业组织企业代表一同厘定产业政策，就操作方面的问题进行充分沟通，既加强了联系，也避免了暗箱操作。

“据我了解，中国也有这种做法，但邀请的企业往往固定就那几家，政策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聂辉华说，“同时还要加强舆论监督，使官商在桌子底下的交易得以曝光。”

此外，聂辉华觉得可以构建“亲”“清”指标体系，通过指标体系对地方政府予以评价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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