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回顾2025年，“投资于人”作为重要政策表述频繁出现。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支持扩大就业、促进居民增收减负、加强消费激励，形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以“五个必须”概括新形势下做好经济工作的认识和体会，“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位列其中，体现了党在引领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对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投资于人”的内涵较为丰富，政策指向也较为多元：解决宏观经济供强需弱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民生短板问题；适应人口变化，全面提升人的素质，以人才红利支撑高质量发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制高点；回归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取得显著进展。事实上，“投资于人”已经成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关键词，我们应该在中国式现代化总进程中理解其内涵和要求。

二、理解“投资于人”的丰富内涵

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投资于人”具有明显的民生导向，要求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投入到人的能力提升、健康维护、职业发展和潜力开发中，以消费潜力释放和人力资本提升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些都直接指向了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国内消费需求增长乏力问题、原有投资和产能扩张模式下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失衡问题、民生领域的短板和不平衡问题、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就业、分配、保障以及人本身提出的新要求。

（一）“投资于人”不只是一种投资领域和投资方向，更是一种新的长期发展导向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十五五”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工作部署既需要解决当前问题，更要服务于长期目标。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解决西方现代化在资本逻辑驱动下出现的人的异化和片面化发展。这要求将发展逻辑回归人本身，在生产力不断提升和物质不断丰富的同时，通过价值观念的塑造和发展取向的校准，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投资于人”是一种以人为本的长期发展导向，引领投资行为的调整和投资结构的优化，从而实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这些更为根本的目标要求。

围绕“投资于人”，必须避免的第一个误区是将“投资于人”简单地归结为民生问题。我国的“投资于人”，既关注人口、就业、收入分配、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存在的问题，也关注人的能力提升和潜能开发，还关注支撑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物质技术基础。需要避免的第二误区是简单地将“投资于人”看成是积累人力资本和人才红利。比如，人力资本积累是提高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手段，但如果仅仅局限于此，人的发展就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手段或工具，导致人价值的缺失和主体性的削弱。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强化“投资于人”的导向，不仅致力于提升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富足程度，还致力于提升人的能力、保障人的平等发展机会、拓展人的全面发展空间。需要避免的第三个误区是简单地将“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看成是投资目标和对象的变化。事实上，“投资于人”绝非单纯的投资领域拓展或方向调整，而是对传统投资模式、产能扩张路径及整体发展逻辑的系统性校正与升级。它将“人”作为发展的核心主体与终极目标，推动发展逻辑从“规模速度优先”转向“质量效益与民生福祉并重”，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回归到人这一本位。

（二）“投资于人”不能只考虑经济效益或效率，而要关注人的多维度需求

“投资于人”为投资提供了一种新的理念和引导，不能只考虑所谓的经济效益或效率、经济增长等，而是要更多考虑人的需求，包括生存需求、发展需求，更为重要的是，人之为人的需求是什么。比如教育问题，知识和技能的积累，有助于提高人的生产效率，使得人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或产业结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进一步考虑，生产效率提高了，GDP或者其他收入指标改善了，人自身的需求就能够得到满足了吗？这和机器设备效率的提升有什么区别吗？好像也没有。这导致人的工具化、人的精神空虚和价值缺失。“投资于人”的新理念，指向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层面，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人的能力不平衡不充分更为突出，也更具基础性。“投资于人”必须紧盯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必须着眼于如何缓解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比如，我国有4亿多人口的中等收入群体，但另一方面是9亿多人口的中低收入群体；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存在15个百分点左右的差距，对应的就是2亿多的流动人口；2024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5.6%，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对应的老龄人口就是2亿多。缓解这些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异、生存环境差异等等，自然就是“投资于人”的重点考量。

“投资于人”关注的是人的多维度需求，包括生存需求、保障需求和发展需求。基本的生存需求和保障需求往往具有刚性特征，通过完善就业、收入、民生保障和供给层面的问题，能够较好地得到解决。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更应该关注人的社会性需求和发展性需求。比如，社区和人际关系的重构，人对于新技术、新产业、新社会形态的适应能力，都是影响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的重要变量。在“投资于人”的导向下，需要重点考量这些问题。

人的需求，特别是社会性需求和发展性需求，不仅需要有收入支撑，还需要有闲暇时间作为保障。目前已经能够看到一种趋势，在中等收入群体中出现了所谓的“消费降级”现象，有一部分人的需求已经退化为最基本的生存性需求。在过度竞争的职场文化、保障缺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的情况下，休闲、享乐和发展需求都无从谈起，因为缺乏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即空闲时间。在劳动者正常的、合理的休息休假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在生存需求和保障需求之外，其他需求包括消费性需求和非消费性需求，事实上都无法充分显露出来。即便通过政策将更多的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引向相关领域，也很难实现供给和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投入巨大、标准很高的体育场馆、公园、步道以及各种休闲娱乐运动设施，因为人没有有效休闲时间，只能闲置或荒废。这就意味着，“投资于人”要真正引导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即人能够在工作和生活之间进行平衡，能够在消费性需求和非消费性需求之间进行平衡，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治理畸形的加班文化。唯有如此，才能克服人工具化和异化，才能回归人的主体地位。“投资于人”的政策导向才能够产生实效，才能助力人的全面发展。

（三）“投资于人”指向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即人的全面发展

从长远看，“投资于人”指向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即人的全面发展。我国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民生福利，自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重中之重。“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指出，必须坚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为根本目的，必须遵循人民至上的原则，高质量发展要取得显著成效，人民生活品质要不断提高。“投资于人”正是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

凸显人的主体地位，强化对人的尊重。必须强化“投资于人”的导向，不仅致力于提升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富足程度，还致力于提升人的能力、保障人的平等发展机会、拓展人的全面发展空间。新时代以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层面，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人的能力不平衡不充分更为突出，也更为基础性。以投资于人为导向，引导经济社会发展回归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导向的投资和发展理念，全面提升人的能力和素质，为追求美好生活奠定坚实的能力基础。高质量就业岗位需要人具备相适应、相匹配的能力素质。能力素质的提升以及差距的缩小，是提升收入水平和缩小初次分配差距的基础。高品质生活依赖于人文素养的提升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振兴依赖于农村居民的能力提升；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缩小也依赖于不同人群之间能力差距的缩小。以人的能力普遍提升和人与人之间能力差距缩小为基础，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中，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三、以“投资于人”解决宏观经济供强需弱问题

关于“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二十届四中全会给出了明确判断：“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外部环境不确定不稳定性上升，风险挑战增多”。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必须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把做强国内大循环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发挥我国在基本制度、市场规模、产业体系和人才资源上的综合优势，紧盯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构建具有强劲内生动力和高度可靠性的国内大循环，夯实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盘，在不确定难预测的国际环境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一）国内大循环依然存在堵点卡点

2008年以来，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比重（见图1），从2007年8.5%的高点降至2018年0.6%。新冠疫情带来全球供应链紊乱，而我国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进一步凸显，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比重上升至3%左右。2020年至2025年，在需求侧，外需平均贡献了我国GDP增长的19.1%。2025年，外需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2.7%，创下了2000年以来的最高值，内需的相对疲软状况更加凸显。从我国的内需构成看，居民消费需求占GDP比重（见图2）在39%左右，政府消费占比在17%左右，总资本形成的占比在41%左右。我国内需的问题主要在于：一方面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另一方面是消费和投资的良性互动关系尚待完善。这意味着人民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未能得到有效满足，意味着国内供给和需求之间的高水平动态平衡不足，宏观经济面对各种外生冲击和风险的脆弱性较高。

（二）扩大内需是增强我国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战略基点

2025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2026年的八项重点经济工作任务的首位。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中一直存在“供强需弱”的问题，这也一直是政策层面力图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202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2025年的重点工作任务之首。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是“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这里面有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已经不简单是扩大内需，而是对内需的战略地位的提升。这也体现了党中央对宏观经济问题以及问题的解决策略有了新的规律性认识。短期中刺激或扩大内需，可能会较多地从宏观经济政策层面入手，财政货币政策或者更为明确的消费相关政策。一旦内需的地位上升到战略层面，就需要系统性的政策安排，全面夯实内需良性扩张的根基。兼顾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强调政策的系统性和连续性，是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一大特点和优势。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重点工作任务必然要考虑更为长远的目标。对内需问题，自然要考虑如何夯实长期持续增长的基础。

1、关键在于破解家庭消费需求增长乏力问题。家庭消费受制于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消费体验以及供给和需求之间的适配性。“十五五”期间，我国要大力提振消费，推动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要提升居民消费率，就必须找出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关键因素。这涉及三个维度：一是有没有消费能力，也就是收入问题；二是有没有消费意愿，也就是信心和保障问题；三是有没有适合消费需求的供给，也就是供给和消费需求之间的适配性问题。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了9.5万元，但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见图3）只有4.3万元；在可支配总收入中，住户部门占有的份额只有60%左右。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见图4）在0.7左右。可支配收入份额和平均消费倾向结合在一起，意味着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也就在40%左右。

2、收入差距和财富水平差距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之间的过大差距，以及住户部门在可支配总收入中占比过低，反映的是分配格局中家庭、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家庭部门内部的差距同样也有显著的影响。2024年，我国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4.1万元，而20%中等收入户只有3.4万元。2021年，在总财富中，前10%人群占67.8%，中间40%人群占25.8%，后50%人群仅占6.4%。收入和财富差距，不仅意味着中低收入和财富群体的消费能力不足，而且也会显著拉低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

3、消费潜力的实现受制于供给结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收入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变化。2020年至2024年，我国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年均增长9.6%，增速明显快于整体经济增速和居民总消费增速，服务消费对GDP的贡献逐步超过商品消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表现为消费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升级趋势。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到60%，而服务业总产出占国内总产出的比重只有40%左右。无论是服务消费需求，还是个性化、品质化消费需求，都难以得到国内供给的充分满足，消费能力和意愿未能转变为现实的消费行为。

4、育儿养老、教育培训、医疗健康和社会保障等服务供给不足。这不仅使得居民的相关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且会强化谨慎性储蓄动机，进一步压低平均消费倾向。城镇化进程的不完善，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6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8.3%，这对应着2亿左右的流动人口，在工作和生活所在的城镇地区不能平等地获得基本公共服务。实证研究表明，流动人口具有强烈的谨慎性储蓄动机，消费倾向显著地低于其他群体。

因此，解决居民需求不足问题不是简单地回应需求侧问题，而是要统筹需求侧、供给侧和市场环境三个方面，需要一个整体性、系统性解决方案。“投资于人”就是紧盯“人”这一关键点，将投资导向人的多维度需求、人的创造能力和高质量增长，在民生改善和高质量增长之间，在宏观经济短期平衡和长期可持续增长之间，建立起良性互动和相互牵引。这既有助于建设强大国内消费市场，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也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源优势，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四、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投资于人”不是摒弃“投资于物”，两者之间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打造消费新场景。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的教育资源供给，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健全社会保障，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强化公共卫生能力，优化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和布局，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加强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统筹。这些措施都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不断优化投资方向和投资结构。也就是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

（一）高质量发展是居民收入增长、消费率提高和民生福利持续改善的基础

在长期中，居民收入增长、消费率提高和民生福利持续改善的基础是高质量发展。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实体经济为支撑、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现代服务业为依托的现代产业体系，以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数字强国建设为基础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我国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消费持续增长和民生福利持续改善的物质技术基础。比如，没有现代产业体系的支撑，高质量充分就业将无从谈起，居民缺乏稳定的就业、可持续的收入增长和高水平的保障，消费增长和民生福利改善也就无法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长期发展导向，引领投资行为的调整和投资结构的优化，进而夯实高质量充分就业和高水平社会保障的物质技术基础。

（二）推动人的思想思维、生活和行为方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人是现代化的主体，人的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进程的应有之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将规模巨大的人口带进现代化，不仅要满足其日益丰富和多样化的需求，为其提供富足、安全、有充分保障的生活，更要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推动其思想思维、生活和行为方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满足人的需求、推动人的发展、实现人的现代化。

人在其多样化、分层次且动态变化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和持续改善之后，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发展自身潜能和个性。我国规模巨大的人口，其日益丰富和多样化的需求，必须也只能主要由国内供给来满足。因此，国内供给能力和结构必须不断地动态调整和升级。面对资源、人口和技术等禀赋条件变化、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以及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通过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自然离不开持续不断的“投资于物”。

无论是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还是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都离不开物的投资。但是仅有物的投资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伴随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的变化，“投资于物”的回报率显著下降；另一方面，“投资于物”所带来的产能扩张方向可能偏离人的需求的动态调整方向，带来产能过剩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既提升投资于物的效率，也校准投资于物的方向。

（三）致力于提升人的能力、保障人的平等发展机会、拓展人的全面发展空间

推动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是加快科技创新，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人是生产主体和创新源泉，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能动、最积极的因素。只有当人的生存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从繁重的生存劳动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和条件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和全面发展，人的创造能力和创新活力才能得到有效提升和激发。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致力于提升全体人民物质生活的富足程度，还致力于提升人的能力、保障人的平等发展机会、拓展人的全面发展空间。这指向社会结构的优化和人文发展环境的全面改善。这同样需要以“人”为核心，校准投资方向和优化投资结构，也就是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提高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要不断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要求将发展逻辑回归人本身，在生产力不断提升和物质不断丰富的同时，通过价值观念的塑造和发展取向的校准，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就是从物的逻辑向人的逻辑的回归。致力于在提升物质丰裕程度的同时，重视人的更高追求。同时，将个人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融入民族复兴伟业之中,使得个人的创新和创造具有更为丰富的意义和更为持久的内在动力。

“投资于人”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是全方位的、系统性的，不仅在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效益的提升，更在于对人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为了全面提升人的素质和能力，需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将投资导向人的能力提升需求，为人的能力提升创造充分条件。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提升人的认知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突出强调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使得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每个人的创新和创造活动不仅是个人价值的实现，更是社会价值的体现。

（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人是自然的存在物，在自身之外还必须有自然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维度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性，优美的生态环境是普遍的民生福祉。“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将投资引向人的生存环境，创造优美生态环境，保障身心健康和生命质量。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统筹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建设新能源体系，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形成绿色生活方式，这些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更是人的高品质生活的需求。

文化强国的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人的精神追求，实现精神的富有，提升人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文化领域的投资更需要以人为导向，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健全文化产业体系，提升文化产业效率，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市场体系，拓展文化与生活融合空间，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推动文化、旅游、教育的产业融合发展，优化文化服务，提升文化产品质量和品味。所有这些都离不开物的投资，同时满足人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是“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的内涵。

“投资于人”的发展理念将人的发展作为目的本身。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维度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性，优美的生态环境是普遍的民生福祉。“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引导投资于人的生存环境，创造优美生态环境，保障身心健康和生命质量。人的需求不仅是物质层面，还有精神层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的需求必然要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跃迁。大力发展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和牵引整个文化事业的发展，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既需要硬件设施的投资和建设，也需要软件服务的提升，更需要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因此，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投资于人”不仅是民生工程，更是构建中国独特竞争优势（人才红利、超大规模市场）的战略基石。

（作者于春海，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原文链接：[经济界杂志]于春海：深刻理解“投资于人”的内涵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