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26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的双周政策分析会（第三十九期）“投资于人：战略逻辑与政策选择”研讨会成功举行。会议围绕“投资于人”的理论内涵、战略逻辑、现实难点与政策选择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尹恒主持。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教授贾俊雪，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孙三百，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邢春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继东，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教授赵忠先后发言。

尹恒在主持开场中系统梳理了“投资于人”的政策背景及内涵演进。早期政策表述主要体现供给侧逻辑，着眼于提升劳动者技能和就业适应能力；随后逐步拓展至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需要；此后进一步被赋予惠民生、促消费的功能，强调通过健全社会保障、支持扩大就业、促进居民增收减负，激发消费潜力、扩大内需，政策视角进一步向需求侧延伸。“投资于人”是相对“投资于物”而提出的发展理念，强调面向全人群、覆盖全生命周期，加强人的能力建设和潜力开发，涵盖育幼、养老、健康、教育、技能培训等多个领域。尹恒进一步从狭义和广义角度，提出了激励各级财政偏向民生支出和引导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到民生领域的具体措施。

贾俊雪从政府投入和民间投资两个层面，分析了“投资于人”落地过程中各类主体面临的现实困境。政府是“投资于人”的重要主体，但当前财政空间持续承压，而民生领域项目普遍具有投资回报周期长、财务收益有限等特点，债务融资须保持审慎。与此同时，社会资本参与民生领域投资仍面临信心不足、隐性准入壁垒等问题。“投资于人”落地，应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既要发挥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兜底作用，也要为社会资本参与差异化、高品质服务供给营造公平、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孙三百从教育投资的空间外部性出发，分析了“投资于人”面临的地方激励问题。他认为教育投入与劳动力流动之间存在复杂的双向关系：一方面，教育投入能够提升人力资本，可能影响受教育者成年后的流动选择；另一方面，人口流出使教育投入地与人力资本受益地分离，可能削弱劳动力流出地区的投入积极性。为此，推动“投资于人”落地，需充分考虑公共投资跨区域、跨时期的成本与收益，统筹不同地区的利益关系，完善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激励、转移支付和考核机制，增强地方政府持续开展教育等长期性投入的积极性。

邢春冰援引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中的赫克曼（Heckman）曲线，认为“投资于人”强调面向全人群、覆盖全生命周期，但并不意味着“撒胡椒面”，应充分考虑不同阶段、不同类型投入的投资回报差异，重视早期投入的时序性和互补性，并区分通用人力资本与专用人力资本的不同特点。推动“投资于人”落地，需合理界定政府、市场与家庭的责任，完善行业标准、信息披露和市场准入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增加教育、医疗、康养等服务供给。此外，还应关注城乡和不同群体之间的支付能力差异，避免家庭资源差距进一步转化为教育、健康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

杨继东从短期与长期、数量与质量四个维度，系统分析了国有企业参与“投资于人”的具体路径。短期数量层面，重点在于通过稳定就业促进居民增收、提振消费，统筹经营效率与社会效益。短期质量层面，应发挥国有企业员工稳定性高的优势，加大员工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投入。长期数量层面，应拓展国有企业在医疗、健康、养老等民生领域的布局，加强与民营企业合作，带动更广泛的就业和服务供给。长期质量层面，应围绕员工全职业周期，建立从人才招聘、技能培训到职业发展的培养体系，完善科研人员激励机制，建立与“投资于人”相适应的考核体系。

赵忠从劳动者发展角度出发，认为推动“投资于人”应落实到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中，重点关注要素回报公平和人力资本再生产。一方面，应着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劳动力配置的同时，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完善不同生产要素公平合理的回报机制。另一方面，面对技术迭代加快、劳动关系日趋灵活和企业培训动力不足等现实变化，应加快建立社会化终身学习和职业培训体系，发挥政府、企业、职业院校和专业培训机构等多元主体作用，为不同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提供持续、可及的技能提升服务。

与会专家认为，“投资于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和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战略方向。其落地难点集中体现为回报周期长、外部性强、绩效衡量难以及现有激励机制不相适应。未来应加强中央层面的制度统筹，改革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考核机制，完善财政激励、行业标准和市场准入规则，打破地区与部门壁垒，形成政府、企业与社会协同参与的政策体系，使更多资源真正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进民生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