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中欧迎来了建交50周年。50年来，双方各层级、各领域交往密切，对话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有声有色，多边协调卓有成效。作为思想的“孵化器”、政策的“智囊团”，智库在推动中欧双方交流中发挥着何种作用？中国智库在欧洲研究领域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就此话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翟东升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国际问题研究中，欧洲一直是中国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在您看来，中国的欧洲研究智库都在发生哪些变化？

翟东升：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内较早布局欧洲研究智库的是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分别负责西欧和东欧地区。高峰期时，中国人民大学的苏东所有六十多位工作人员，每一个中东欧国家都有人研究，重点是服务国家对外战略。近年来,中国高校的欧洲研究智库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和发展，且显现出明显的区域集中特征,以浙江、广东地区最为突出。这一现象的核心驱动力在于两地与欧洲紧密的经济联系及活跃的侨民交流，使得此轮涉欧智库发展区别于以往的自上而下模式，具备了自下而上，由市场化需求主导的鲜明特点。这些智库围绕双边贸易、投资合作、侨民权益保障等实际议题开展研究，为地方政府制定对欧经济政策、企业拓展欧洲市场提供了精准的智力支持，有效推动了中欧务实合作在区域层面的深化。总体而言，国内的欧洲研究智库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涉猎国家更广泛、涉及议题更多元，视角更开阔。

《中国社会科学报》：欧洲主流智库在开展对华研究时，采用了怎样的研究方法与思路？整体呈现出哪些显著特点？

翟东升：欧洲主流智库的对华研究在方法论与价值取向层面呈现出多元特征，可从四个维度具体分析。

在研究范式上，跨学科融合是核心特征。其研究内容不仅覆盖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更注重挖掘各领域间的内在关联与相互影响。例如，在解读中国国际行为时，欧洲智库会综合考量历史背景、战略文化、经济结构、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构建多维度的分析框架。值得注意的是，20多年前欧洲主流对华研究以传统“汉学”范式为主，聚焦历史文化层面，仅少数机构开展“当代中国研究”；如今，两种范式实现了较好融合，既保留了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度，又强化了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动态的关注。

在研究方法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趋势日益明显。尤其是在欧洲智库对中国外交行为的预测研究中，数据分析等定量方法的应用愈发突出，通过构建模型、梳理数据规律提升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与前瞻性，同时辅以定性研究的深度解读，形成互补。在价值取向上，高度意识形态化是其显著局限。一些欧洲智库在开展对华研究时，会优先从意识形态角度切入分析中国政策，这种预设立场往往导致研究视角的片面性，难以客观全面地理解中国发展道路与外交决策的底层逻辑。在研究立场上呈现多元化特征，并无统一叙事。部分智库秉持务实视角，强调中欧经济合作的潜力与价值；另一部分则受地缘政治思维影响，突出中欧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层面的分歧，甚至将中国视为“体系性竞争对手”，形成偏狭立场。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的研究经历中，欧洲学者如何看中国？

翟东升：欧洲智库学者对中国及中欧关系的认知存在明显分化，但整体呈现出一些共性特征。多数学者对中国持有“三重定位”，即视中国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与制度型对手，且在实际研究与交流中更倾向于强调竞争与对手的属性，对合作维度的关注相对不足,这也是未来中欧智库合作中可以改善的地方。

欧洲智库学者普遍认为中欧在气候变化、技术创新等全球性议题上仍存在合作空间，这也成为当前中欧智库交流的重要共识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欧洲民粹主义抬头，对欧洲政治格局及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显著冲击。在此背景下，欧洲智库的研究方向与立场会受到哪些影响？这些变化又将如何作用于中欧双方的智库交流？

翟东升：欧洲民粹主义的崛起对欧洲智库研究及中欧智库交流的影响，并非单纯的负面冲击，需从辩证视角加以客观分析。

从对欧洲智库研究的影响来看，民粹主义带来的政治光谱变化正在重塑研究导向。当前，欧洲政治呈现出“中间塌陷、两端崛起”的特征，以德国选择党为代表的极右翼政党与部分极左翼政党支持率上升，其中极右政党势头更为明显，其背后是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思维底色。这一政治现实推动部分欧洲智库的研究从传统的“自由主义+进步主义”意识形态框架中脱离，转向更注重现实利益的务实视角。例如，受自由主义影响，以往欧洲主流智库对华研究存在明显偏见；而倾向现实主义的政党及相关智库在对华研究领域更少受意识形态束缚，更关注中欧在经济合作、民生改善等领域的实际利益契合点，对中国发展道路与成就的认知也更贴近实际。

从对中欧智库交流的影响来看，这种务实转向反而创造了新的机遇。一方面，倾向现实主义的欧洲政党及智库在与中国智库互动时摒弃了以往的傲慢与意识形态预设，交流氛围更为平等，能够聚焦具体合作议题深入探讨；另一方面，欧洲智库圈整体正呈现“现实主义”转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国际格局变化的推动。例如，美国此前在格陵兰岛等问题上的单边行动，让欧洲更清晰地认识到需自主规划战略定位。在此背景下，中欧智库互动频次显著增加，中国智库通过各类交流活动推动欧洲同行以更宏大的历史视野与全球视角看待中欧关系，探索通过中美欧三角对话、中俄欧三边对话等机制解决全球贸易与安全秩序问题，助力欧洲在未来国际秩序中寻求更有利的定位。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当前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中国智库的欧洲研究应聚焦哪些核心议题？在研究方法创新与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需采取哪些具体举措？

翟东升：当前的中美关系使欧洲的战略地位与政策走向愈发关键，中国智库的欧洲研究需围绕四大核心议题展开：一是欧洲军事重建进程，关注欧洲在防务一体化、军事预算调整等方面的动态及其对全球安全格局的影响；二是欧洲财政与债务一体化，分析欧洲如何通过债务机制改革推动经济一体化，探索其对中欧经贸合作的潜在影响；三是欧洲战略自主的演变，需区分法国等成员国与欧盟层面的战略自主差异，关注其从“针对中国”向“针对多极大国”的定位转变；四是欧洲产业与贸易政策调整，包括欧洲与印度等地区的自贸协定谈判、从“碳基经济”向“硅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产业竞争力维护，以及跨大西洋关系变化对欧洲贸易政策的影响。

在研究方法创新与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需从三个维度推进改革。其一，强化人才代际更新与能力升级。以往中国欧洲研究人才多为语言专业出身,研究视野与方法存在局限，需扩大人才培养规模，同时通过“欧洲研究青年研学营”等机制，汇聚全国青年学者、博士后与博士生，邀请知名专家、前政要开展授课与论文点评，提升人才专业素养。其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引入“田野调查+工科实验室”双轨机制。一方面，组织博士生赴欧洲开展密集参访，覆盖智库、政府部门、高校、中资企业与商会，通过实地交流实现从“学生”到“研究者”的角色转变；另一方面，借鉴工科实验室模式，安排专项博士生坐班研讨，定期开展内部交流，在博士阶段即参与智库项目，提升实践能力。其三，推动研究方法跨界融合。以语言能力为基础，强化口语交流与跨文化沟通能力，弱化传统翻译写作依赖（可借助人工智能辅助）；以文史哲为支撑，深化对欧洲历史、政治和文化的理解；以社会科学方法为核心，利用欧洲丰富的数字化管理数据，开展定量研究与问卷调查。未来还需探索引入理工科技术，突破传统研究局限，例如通过遥感技术客观评估俄乌冲突战场动态，提升研究的客观性与前瞻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在高校智库建设中，对欧洲研究的定位是什么？在战略规划与具体实施层面有哪些清晰的思路与举措？

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将欧洲研究作为核心定位，承担教育部欧洲联合研究院牵头单位职责，致力于打造国内欧洲研究的“领头羊”与“组织者”。具体定位体现为两点：一是资源高度集中。将绝大部分人力、财力资源投向欧洲研究，同时适度辐射俄罗斯（视为“大欧洲”范畴）、美国、东南亚、中东等地区，要求所有区域国别专项博士生、硕士生围绕“欧洲相关议题”开展研究。例如，美国研究方向聚焦美欧跨大西洋关系，中东研究关注欧洲在中东的后殖民影响力。二是模式创新，打破传统文科“学者个体户”的研究范式，借鉴工科实验室管理模式，专项博士生周一至周五坐班，定期开展内部研讨，推动研究从“自由散漫”向“集约化、团队化”转变。

在战略规划层面，分三步走推进：第一步,构建学术与人才共同体。通过“1+N”模式整合全国资源，以中国人民大学为“1”，联合全国 30 余家高校的欧洲研究中心（涵盖欧盟、法国、德国、波兰、希腊等国别与区域研究），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协作体系。例如，2023年中欧建交50周年之际，牵头组织全国高校智库举办 80余场纪念活动，远超原定的50 场目标，包括在欧洲举办对话论坛、邀请欧洲政要与学者来华交流等，显著提升了中国欧洲研究的活跃度与影响力。第二步，建立中欧智库协作网络。尽管此前受欧洲对华负面态度与疫情影响，交流推进困难，但目前已与部分欧洲重要智库恢复接洽，计划在罗马、匈牙利布达佩斯等对华友好地区建立前出调研支撑点，未来还将考虑在布鲁塞尔重建中国智库分支机构，强化与欧洲对华研究网络的常态化互动。第三步，构建“智库研究一产业出海一人才培养”良性循环。推动智库的知识产品（研究报告、人脉网络）服务于中国出海欧洲的企业，同时吸引企业资金投入智库研究与人才培养，逐步降低对政府拨款的依赖，实现市场化可持续发展，最终形成“研究支撑实践一实践反哺研究”的生态体系。

原文链接：[中国社会科学报]翟东升：为中欧关系发展提供精准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