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选登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的《政治思维方式的转换：从“求变”到“求治”——政治学学科史的视角》一文。政治学一直被称为“国家学”，其关于重大政治议程的认识方式即学科上所说的研究范式，往往就是直接影响人们的政治思维方式或者政治思想观念。中国和西方政治思维方式的差异起源于轴心文明时代，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所确立的“政体论”影响了西方两千年的政治观念，制度变迁中的政治论争一直围绕着政体形式而展开，一直在追求“政体之变”，今天依然如此。

与此不同，先秦时期的“中国人”就致力于“致治之道”，为此而产生的现代性意义上的以民为本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和把人与国家组织起来的官僚制建制，比西方早2000年左右。到了近代，西方主导了世界秩序，而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国思想界则开始“西方取经”，先贤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逐渐让位于思想界的“西学为体”，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内，自由主义民主即西式政体研究一时间成了显学进而成为判断政治的尺度。

但是，形成于延安时期的事实性“中国学派”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路走来虽然有曲折，但“中国性”身份一直延续下来；改革开放之后，讲究实践理性的中国政治学界并没有为浮云所遮蔽，在政治观念上得不到澄清时，他们转战到实践领域的研究，围绕“国家治理”这个最大公约数的研究议程展开了不同层次的治理研究，“求变”的政治学范式正在让位于“求治”，或者说治理民主的观念正在取代自由民主的观念。为此，中国政治学界在学习、反思、批判西式民主理论和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初步建构起了自主性的中国民主话语体系和治理话语体系。这种面向“求治”的政治思维方式大转换，是衡量“好政治”“好制度”的新坐标，也证明了中国政治学科的建制性属性。

《政治思维方式的转换：从“求变”到“求治”——政治学学科史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