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汉：西方社会科学的困境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出路
当前正处于人类社会结构与秩序剧烈变动的时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变使得“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两个西方社会的主导性支柱都面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向西方学习”这个历史坐标已经开始变得模糊。巨变时代中的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已经难以有效预见并解读一系列新的历史变革，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陷入困境。此外，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框架也很难解释中国的发展经验。西方主流社会科学面临的困境有两大根源：一是意识形态窠臼，尤其是自由主义和西方中心论，导致其对现存世界秩序持保守取向，缺乏批判能力；二是方法论上严重依赖逻辑实证论，逻辑实证论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经验层次，工具主义色彩浓厚，其适用前提是结构、制度和程序的相对稳定，因此很难解释巨变时期行动者、机制与结构间的性质与因果关系。事实上，上述论断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被科学哲学研究全盘推翻，但至今仍被西方社会科学尊为最高法则。总之，巨变时代仍然深居象牙塔的美国社会科学已经危机重重，中国社会科学欲实现突破与超越，不仅要有清晰自觉的实践目的，多研究“大历史”与“结构转型”，而且还要更多地与不同文化体系展开全面的交流与对话。
杨光斌：重返“中心”的中国及其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是特定国家、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经验的一般化理论，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科学的“变”已成为常态。目前各个国家的治理都面临重重危机，看的是谁能扛住并度过危机。面对世界性危机，西方社会科学提供给我们的解决方案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百慕大金三角”。这些说到底都属于“冷战学”范畴，或者说是一套旧式的“革命理论”。与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人民民主理论的革命性一样，这套理论可以用来打败敌人，但却不能用来治理国家。对于中国学者而言，生活在转型国家无疑是巨大的福利，因为可以亲身体验变化中的社会，这也是理论研究的宝贵资源。中国社会科学的百年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从晚晴到民国的三十年是“西学1.0版本”，呈现出多元主义特征，包括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最后马克思主义占了上风；在计划经济的三十年中，中国社会科学被高度意识形态化，基本处于发展的空白状态；从1980年到2010年的三十年是“西学2.0版本”，比之前的1.0版本更纯粹，是单一“主义”即自由主义的突飞猛进。未来三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将处于“新转型世代”，有可能形成自主性的社会科学，但必须三管齐下，即国家进场、基金会配合和学术共同体主导，而当下最为缺乏的就是有使命感的学术共同体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