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7-25  华商报  记者 王黎莉

       24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首份反腐败研究报告《如何治理“一把手”腐败》。报告对2000年至2014年厅级以上贪官的腐败情况进行了分析，其中六成为“一把手”，近八成在党委工作。

　　这份由该院副院长聂辉华教授和研究员仝志辉共同撰写的46页报告，聚焦党政“一把手”腐败治理。报告提出，预防“一把手”腐败，可实行“差额提名”，同时，应实行现代“品位分等制”，对一些低级别职位上的优秀官员给予更高的权力、待遇。

　　报告还建议推进纪委系统由半垂直管理向全垂直管理过渡，加强对“一把手”“8小时之外”的监督，加强自下而上的监督；及时公开招投标信息和结果，减少项目腐败；通过公开财政收支细目，减少“三公”腐败；通过公示官员财产，减少隐性腐败。

　　A “一把手”腐败国企最集中

　　报告通过收集整理了2000年到2014年3月底所有公布的厅局级官员腐败案例（包括367个厅局级及以上官员），发现“一把手”腐败现象尤其值得关注，而且国企最集中。在367个厅局级及以上腐败官员中，曾经担任“一把手”职务的有219名，占大约60%。从行业分布上看，党委、政府、交通、司法以及国企等部门的“一把手”更容易腐败，他们成为“一把手”腐败的主体。聂辉华认为，由于目前缺乏对“一把手”的有效制约，因此能够公开察觉的“一把手”腐败案例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这说明“一把手”腐败的后果往往比公开预期的要更严重。

　　B 交通、土地、建设领域腐败高发

　　此外，报告特别指出，近年来，交通、土地、建设等部门成为腐败的高发领域，因为这些领域的党政“一把手”掌握了工程、土地、房屋等重要资源，而这些资源又恰恰是市场经济转型时期高租金、不透明、垄断性的生产要素。结合前面关于腐败的理论分析，这些领域完全具备腐败的三个要素：权力大、寻租多、难监督。根据媒体报道，前几年，河南省交通厅四任厅长相继落马。据不完全统计，从1996年至2005年的10年间，全国有13个省市交通厅（局）的26名厅局级干部因经济问题被查处。在收集的厅局级腐败案例中，来自交通和城建两个部门的腐败“一把手”有20名，占全部腐败官员的9%左右。

　　C 47%厅级及以上贪官曾包“二奶”

　　报告涉及的367个厅局级及以上腐败官员中，有172名官员曾包养“二奶”，占47%；有44名官员曾在政法系统任职，属于“执法犯法”，占12%；有24名官员曾在中央部门任职，说明腐败从中央到地方无孔不入，占7%；63名官员曾在国企任职，占总数的17%，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国企官员占官员总数的比例。因此，国企的腐败问题很可能比党政机关更为严重。报告分析认为，国企的腐败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国企直接涉及经济交易，权力的寻租空间更大。而且，由于国企干部一方面享受行政级别，另一方面又享受市场化待遇，更容易通过市场交易掩盖腐败事实，导致反腐败的难度更大。

　　D 女性干部腐败比例低于男性

　　从性别上看，女性占全部厅级贪官的3%。在219个腐败的“一把手”样本中，女性只有3名，占1%左右。根据中组部的数据，2009年全国省部级以上干部中，女性比例为11%，地厅级干部的女性比例为13.7%，县处级干部的女性比例为16.6%。相比于女性干部占全部干部的比例，女性干部腐败的比例明显低于男性。报告认为这一现象可能是因为女性相对谨慎保守，更害怕贪污受贿的风险，另外由于家庭分工的原因，女性腐败的机会相对较少。从全部腐败厅级官员的学历上看，大部分腐败官员的学历在大专以上。其中，大学本科占37%，硕士占42%，博士占9%。 华商报记者王利民

　　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聂辉华——

　　建议实行官员现代“品位分等制”

　　关于研究初衷

　　“一把手”腐败的后果更严重

　　华商报：你们手工收集整理了2000年到2014年3月底所有公布的厅局级及以上官员腐败案例，是如何收集的？

　　聂辉华：我们通过各个网站查那些被查处的贪官，我们把这些资料综合在一起，把重复的剔除掉，尽量把资料补全。这个报告我们从一年多前就开始准备，有三四个学生帮我收集，收集资料就用了大概半年多。

　　华商报：你们一共收集了367个厅局级及以上贪官，为什么要定在厅局级及以上？

　　聂辉华：因为厅局级及以上官员（副厅级——副国级）被抓之后，都会被媒体曝光，媒体报道比较充分，相对而言样本比较全。而处级及以下的官员信息不全。

　　华商报：那为什么要出这样一个报告，初衷是什么？

　　聂辉华：第一，腐败问题比较严重，大家都很关心；第二，好像还没有一份报告专门聚焦“一把手”腐败，因为“一把手”腐败的后果更严重，而“一把手”在腐败中的比例又比较高。

　　关于数据

　　2013年落马官员数量猛增

　　华商报：在2000年到2014年3月底这14年里，反腐数据有何变化？

　　聂辉华：按我们的统计，2000年-2007年，每年被抓的厅局级及以上级别官员都是10个左右，2008年是16个，2009年是28个，2010年是17个，2011年是20个，2012年是21个，2013年突然达到159个。

　　华商报：现在不时爆出官员患抑郁症的消息，对于官员压力太大这种说法，您有何看法？

　　聂辉华：首先也许存在选择性偏差，大家只看到官员有抑郁症，但也许别的群体也有抑郁。目前我们没有数据可以判断说，官员得抑郁症的概率远高于其他行业。

　　华商报：您觉得，您这个报告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聂辉华：我们提出了几个反腐败的策略。比如说，限制“一把手”的腐败，我们提出“差额提名”，过去组织部门经常只提名一个人，这个人一般是“一把手”授意的，没有选择空间。如果必须至少提名两个人的话，“一把手”看中的那个人，如果品德能力不行，那么其他人可以投票选择另外一个人。这样可以牵制“一把手”的权力。

　　第二个亮点是，我们提出官员现代“品位分等制”。现在是你的职位上升了，你的权力待遇才会上升，导致大家都想往上升，但上面没那么多位子。如果一个县委书记干得好，他在原地不动，就可以升为副厅级、正厅级，他可能会在一个地方安心干。这就是低位高配。现在已经有高配了，但高配在什么职位上推行，以多大的比例推行，都没有制度化，没有大规模推广。

　　关于监督

　　“官员应牺牲一点个人权利”

　　华商报：您的报告中提到要限制“一把手”的权力。有人会说，如果“一把手”不能管人、不能管事，那他还能管什么？

　　聂辉华：他不是不能管人，是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以前的人事任命，一般是“一把手”主导，他以前有90%权力，现在可以把这个权力减到60%，给他逐渐限权。当然，要限制“一把手”的权力，也要限制他的责任，不能一个地方出了什么事都找“一把手”。一个好的制度安排，一定是权力和责任对称。

　　华商报：您的报告中提到，加强对“一把手”“8小时之外”的监督，这会不会侵犯官员的隐私权？

　　聂辉华：我相信纪委系统有办法在保护人权和反对腐败之间作出平衡。没有完美的东西。你既然当了官员，应该牺牲一点个人权利。在国外就有这样的案例，如果两个企业老总在一起打高尔夫球，就可能被人告发，因为他们可能在一起进行价格合谋或形成垄断。

　　我所说的“8小时之外”包括很多内容，比如说监督娱乐场所，如果一个官员老是出入高端娱乐场所，那么他是不是应该纳入监控范围？

　　华商报：像这种监督，会不会需要很多人力去解决？

　　聂辉华：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特别大。如果有好的制度，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制度不好，你弄多少人也不行。只要把握几个关键问题，比如说把用人腐败卡住了，把财产公示抓住了，很多问题就好解决了。

　　华商报：通过这个调查，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聂辉华：我没想到在这些被抓的官员中，“一把手”所占的比例这么高，占60%。我以前估计可能占30%左右。 （欢迎关注人大国发院新浪微博 @人大国发院；微信公众号RUC_NADS）

      原文地址：华商报 http://hsb.hsw.cn/2014-07/25/content_854426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