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村官腐败现象愈发严重，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触目惊心。不久前，北京一村委会副主任在国家会议中心花费160万元为儿子办豪华婚礼；又如，2012年上海市闵行区陇兴村村支书吴顺弟受贿、侵占和挪用集体资产达2800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村官腐败主要表现为集体土地征用拆迁过程中，以权谋私、收受贿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弄虚作假、损公肥私等。截至2012年底，中国有近60万行政村，按每个村五个村干部计算，全国村官高达二三百万人。

　　为何众多村官走上腐败之路？如何防止村官腐败？

　　10月28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简称国发院）开展了题为“如何治理村官腐败”的公共政策评论会。农村问题专家、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原巡视员曹国英在会上指出，在中国农村，村官是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也是腐败高发的群体。村官腐败直接损害农民的利益，必须从制度上强化监督解决：一方面强化村民自治，推进民主管理；一方面充分利用和吸收村庄治理资源。

　　曹国英认为，推动村民自治和集体经济民主管理，是抑制村官腐败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民主选举并非万能，但却是反腐的重要环节；同时，选举也不一定能选出最优秀的干部，但起码可以剔除村民不认可的村干部。

　　他指出，许多地方村庄腐败，大多与村委会选举走过场有关。以广东乌坎事件为例，被举报的村委会干部，是50个村民代表选出来的，并且还高票当选。其实，这些代表大多是镇村干部安排的人，这就为乌坎村此后的**件埋下了祸根。

　　曹国英认为，村民监督村官，缺乏组织资源，往往单打独斗，个别地区敢于监督的村民反而遭遇命案，甚至长期不能破案。他在民政部接待信访时就发现，村民单打独斗监督村官，结局往往是头破血流，甚至家破人亡。

　　这表明，村民个体面对基层组织和乡村干部的腐败是无能为力的。他指出，为有效监督村官的权力，必须强化村民的制度化监督。比如成立村庄监督委员会等，让农民有组织地监督，改变村民反腐势单力薄的局面。

　　在曹国英看来，一个社会要良性运行，必须对权力有所制衡。但是，长期以来，一种认识误区是把乡土社会中的民间社会组织视为异己，当作不稳定因素，把其负面的问题看的太重，忽略其对乡村治理的正的价值，削弱了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

　　他认为，中国应积极发展农村合作组织、老年人团体等，以组织力量监督村官，使腐败行为得到遏制。同时，一些社会组织，带着民主理念和自我管理的经验下乡，协助村民自治，他们的成员不乏知识分子，他们熟悉法律法规，知识和经验丰富，理应得到支持。

　　曹国英表示，中国长期以来都是“皇权不下县”，乡绅治理资源从不缺乏，农村也并不是没有任何治理。目前，乡村社会中并不缺乏人才，大学生、回乡干部、知识分子、农村老干部比比皆是，百步之内必有芳草，应当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

　　（财新记者 周天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