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0日下午，我院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525会议室成功举办了第五期政策圆桌研讨会，主题为“关于中国意识形态权力的现状”。此次研讨会由我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光斌教授主持，参加此次研讨会的专家包括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赵鼎新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徐湘林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研究院姚中秋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广生副教授。

意识形态即话语权是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也是构建国家合法性与国际认同的核心基础。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经济实力、社会环境以及国际影响力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种情境下如何与时俱进地界定与阐释中国的意识形态，如何有效地调整意识形态的塑造手段和宣传方式，以进一步夯实民众对政权的合法性认知并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形象和话语权？围绕着这些问题，五位学者进行了热烈且极具思想性的讨论。

赵鼎新教授提出话语权建设应该采用“无为而治”的新范式。他首先分析了意识形态的两个重要性质以及中国国情的四个发展现状，指出意识形态是由强制性力量支持与塑造的，同时还具有弥散性，不同群体会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进行内容解读。他对中国现状形成了四个基本判断：第一是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第二是目前中国民众对于政府的满意度是六十年来最高水平；第三是中国民众普遍不相信乌托邦思想；第四是对西式自由民主的信任程度大大下降。在这种理论解读和现实分析的基础上，赵鼎新教授认为在社会高度分化并享有较高自由度的今天，仅仅依靠单向灌输来建立意识形态话语权是行不通的，应该实行“无为而治”的战略，具体而言，第一是慎谈阶级斗争思想，寻找除“历史选择了共产党”外的其它话语，减少对强烈民族主义的引导；第二是在尚未找到总体话语权与西方抗衡的情况下，先把国内的话语权建立起来，除了软性正面宣传和对极端言论的约束，对于其余的思想则推行“无为而治”，通过多元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牵制而形成稳态的最终有利于官方的意识形态结构。

姚中秋教授倡导意识形态权力的建立要扎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学，而重建“王官学”是其中的关键内容。他认为中国面临着自我认知的严重困惑，近百年来中国的社会精英逐渐遗忘了自身用于思考与构建世界的话语体系，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止中国尚能在现代与古代、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图示中找到位置，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则一直在用西方的话语讲中国的故事，从而导致中国自我认知的混乱，更别说让世界理解中国。姚教授观察到目前学术界存在“回到中国理解中国”的强烈趋势，但他认为只是回到六十年的政治经济变化，视野相对狭窄，更重要的是缺乏价值和道德维度，使其感召力较低，应该一心一意地回到儒家。至于如何重建以儒学为核心的文教体系，核心在于重建“王官学”，一方面利用这套话语论证自身权力的重要性并且教化官员；另一方面由于它深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能够弥补意识形态与风俗文化间的裂痕。姚教授认为现代发达的教育系统为回到儒家提供了便利的基础，通过公立教育、思想文化和类似科举的官员选拔机制能够重建文教体系，进而重建中国的意识形态生态。

张广生副教授的发言围绕着“文化领导权与中国周期文明的自觉”展开，他首先回顾了罗马政治史，认为从理性视角看，意识形态作为权力的现象和理论问题自古就有，并非左翼学者或马克思主义者创造出来的。其次他对比中西方国家起源，指出在传统中国，统一帝国的建立是儒法合作的结果，国家权力除了强制性的政治权力，还有亲善道德、文化的“文教”，它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并将家庭、国家伦理有机地连接起来。回到中国发展的现实场景，张教授认为中国要崛起、要面对西方文明的竞争，不仅要解决富国强兵的技术能力，还要处理文教的竞争。习总书记在孔子研究院讲的“四个讲清楚”便是要求站在比较文明的高度看待中西方发展道路的不同选择，反思近代以来一直缠绕着我们的保种、保教、保国的文明竞争问题。

徐湘林教授从国家治理的视角系统地阐述了意识形态作为权力的样态、中国意识形态演化的历史以及意识形态塑造的影响要素。他开篇就指出意识形态是国家治理的核心要素，作为权力的意识形态是为政治服务的，存在着四种样态的理解，分别为社会黏合剂、象征的结合体、体制化的权力形式以及社会理想。接着他分析了中国意识形态的演化过程，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号召性和动员性，成功地获得了极大的社会支持度。但是这种动员体制难以建立稳定的、制度化的国家治理机制，在改革过程中意识形态的更新首起于邓时代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干部四化；江时期的“三个代表”意在扩大党的统治基础；胡时期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希望回到传统文化寻找核心价值并将发展从激情回归理性，到第四代领导人的“中国梦”，简单但是形象、有号召力。在此基础上，徐教授指出意识形态的衡量标准在于民众是否相信，除了要完善象征形式的执行机构外，还要关注传播形式和技术手段。他提出要转变传统动员体制的宣传模式，采取软性宣传，具体包括重视年轻人偏好、适应新兴媒介的传播模式；注重意识形态的中间概念。

 

 

杨光斌教授则围绕学术研究“回到中国”与重构中国发展的话语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他首先指出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中国做对了，但是从党内到知识分子的很多精英却认为中国做错了，这就涉及到意识形态建设问题，涉及到如何用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去阐释中国发展、构建世界话语权的问题。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回到中国”，重新梳理中国发展的现实经验和理论界一些使用混乱的基本概念，包括合法性、民主、自由、法治等等。接下来杨教授结合近期研究成果对若干核心问题进行了解读。第一是关于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他不同意学界普遍认为的“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指出从大历史视角看政治权力是改革结果而非原因，例如在中-美-苏面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危机，中美以经济方式成功解决而苏联从政治着手却导致失败。第二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是公正，这是中国现实最需要的制度性原则。与此同时，他提出中国的国家权力中缺了话语权这条腿，使得当前的国家治理不得不以政治权力对外来的冲意识形态权力，但根本出路还是要形成自主性话语体系和话语权。

最后，几位学者还进行了热烈互动，并就话语权的必要性以及如何达成自主性话语权达成一定程度的具有政策意义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