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的中美政经论坛（第2期）于线上举行。中国与美国作为世界大国，其政经交往对两国及世界均具有重要影响，加强对中美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人大国发院设立中美政经论坛，初衷在于搭建跨学科的学术与智库平台，定期发布团队关于中美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邀请学界同仁进行讨论碰撞，助力学界对美国及中美政经关系的学术研究与讨论。凤凰风直播、微博、中国网等多家媒体平台联合线上直播。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刘青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人大国发院副院长刘青共同执笔报告。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刘元春、佟家栋、林桂军、毛振华、李晓和于春海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副院长、教授刘青代表团队发布报告《大历史视野下的“拜登经济学”与中国》。
报告围绕以下三方面内容展开：
一、 大历史视野下的“拜登经济学”
二、“拜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三、对中国的影响本报告主要聚焦两大问题。
一是如何认识所谓的“拜登经济学”，一方面我们强调大历史的视野，厘清背后经济思潮的大趋势，另一方面，报告进而分析“拜登经济学”的政策目标、政策根源、政策工具、政策效果。二是从中国视角，探讨“拜登经济学”对我国有何影响。
一、 大历史视野下的“拜登经济学”
自18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美国逐步实现市场统一以来，美国政府的经济治理思想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两番逆转。一是1860年代至1920年代自由放任市场主义阶段，“大萧条”结束了这一思潮。二是1930年代始于罗斯福“新政”、至1970年代终于“滞涨”的国家干预主义阶段，实现了第一轮逆转。三是自1980年代“里根经济学”延续至2020年代初特朗普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是第二轮逆转。随着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美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美国经济治理思想是否正在进入第四个阶段、实现第三轮逆转、重新偏向国家干预主义？如果是，为什么会再次逆转？报告用“拜登经济学”来概括美国拜登政府的经济决策行为与经济政策的关键特征，认为拉长历史视野来看，“拜登经济学”意味着对自1980年代以来里根经济学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背离，是对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至1960年代约翰逊“伟大社会”纲领的回归。背后是新自由主义的里根经济学经过40年的实践，给收入分配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收入分化引致的社会分裂、民粹主义，最终以特朗普的当选迎来高潮。而“拜登经济学”的使命，则注定在于应对这一局面，应对的方式则是重拾国家干预主义。
二、“拜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第一，政策目标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以劳工为中心”+“以中国为中心”。“以劳工为中心”，即美国国内包容性增长政策，瞄准中、下阶层（而非仅仅中产阶层）利益，以缓和美国国内收入不平等的恶化、社会的分化、政治的极化，促进美国国内经济、社会、政治的转型。“以中国为中心”，即经济政策瞄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其中既有国内政策也有国际政策，既有良性竞争的部分也有恶性竞争的部分。美国关于中国的“最严峻的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决定了美国的国内、国际经济政策中中国因素的分量，与中国竞争的意图体现在了美国基础设施、创新、产业及产业链、国际经济合作等一系列政策议程上。第二，政策根源在于美国国内深刻的分裂及日益激烈的国际政治经济竞争。美国国内的分裂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收入差距持续恶化。表现之一是白领-蓝领差距；表现之二是富人尤其是超级富豪的收入急速增长。二是种族和族群对立、社会分化加剧。三是党派斗争加剧，政治“极化”严重。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社会不公感的加深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阶级对立和党派分裂，美国两党出现了严重的“为反对而反对”的对立情况。四是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程度，财富不平等也进一步恶化。疫情期间，美国的低技能/少数族裔群体在就业市场所受冲击远大于高技能/白人。国际政策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政策，根源于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由两方面原因直接促成的。一是我国经济规模正在迅速接近美国，超过其三分之二的临界点，挑战美国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二是新科技革命骤然兴起，使我国在此次科技革命中前所未有地取得了与美国相匹敌的领先地位，与美国在部分领域可以相匹敌。这两者的冲击，对美国造成严重的意识形态上的焦虑。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的竞争也让美国的政策不得不充分地考虑中国的因素。所以，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政策。第三，政策工具可以概括为五大方面：（1）大规模财政支出，特别是倾向社会福利支出、基建支出、科技创新支出等；（2）大幅度、全方位加税，包括提高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其目的既在于为财政支出融资，也在于“限高”，从而缓解社会不平等；（3）对企业加强监管，包括加强反垄断，并以产业政策的形式直接介入经济活动；（4）货币政策是接受适度通货膨胀，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和低利率环境；（5）国际经济合作上以价值观为粘合剂，加强企业所得税、关税、数字税、贸易争端等经济政策协调。第四，在政策效果上，短期经济刺激效果显著，长期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短期政策从两方面来看效果显著。一是快速提升了居民的收入，降低了居民的生活成本。二是通过美国的救助法案可以看出美国的经济得以迅速地重启，疫情的控制取得了进展，经济快速反弹，失业率有所下降，制作业和非制造业也在迅速回升。但是拜登经济政策长期效果存在多重不确定性。一是拜登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本身就不具有持续性，多为短期计划，尤其是需要长期投入的资本支出项目本身不持续。二是后续刺激政策制定中的两党博弈导致的计划落实不确定性，这是民主党、共和党在参议院、众议院基本势均力敌、政策博弈激烈的必然结果。三是2024年大选政治反转的概率导致的政治周期不确定性。四是拜登政府经济政策内在矛盾导致政策不可持续的不确定性。
三、对我国的影响
拜登政府经济政策对我国的影响存在利弊两方面，需要辩证分析、具体对待。总体而言，美国国内扩大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必定在不同程度上提升对我国产品的需求，有利于我国出口，在促进创新等方面的一些良性竞争措施也可能有利于我国技术创新；但其在限制技术交流与扩散、限制国际贸易与投资等方面的恶性竞争措施，以及合纵盟友的“伪多边主义”国际经济合作措施等，将对我国构成挑战。在经济以外的方面，美国重新拥抱国家干预主义、拥抱产业政策，正式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破灭，将促使世界更加正面思考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及中国经济治理实践经验。
论坛第二单元，各位专家就“拜登经济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
吉林大学横琴金融研究院院长李晓教授提出三点看法。首先，“拜登经济学”以中下层劳工为中心的包容性增长政策确实是对“华盛顿共识”的背离，但其范畴仍未超出一百多年来美国经济政策周期摆动的范围。诚然，“拜登经济学”的制定和实施必将面临诸多障碍和困境，但当美国历史的“钟摆效应”开启，不同党派的经济政策差别更多是在技术或手段，而非是方向上的。其次，“以中国为中心”已不仅局限在美国对外经济政策，而是该国全球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国际经济政策的意识形态化”恰恰是“拜登经济学”的核心内涵之一，它服务于美国新的全球战略。再次，“拜登经济学”实施及其影响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是其扩张性财政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合流对美元体系的影响。其中美联储地位与政策的调整将对美元体系和世界经济造成何种影响仍是未解的问题。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意识形态化，本质是全球治理模式的调整。中国一方面在短期内要关注美国经济复苏和美联储提前退出加息周期对自身的影响，另一方面更需警惕美国主导下全球经济治理中“去中国化”的问题，这个影响将更加长远和根本。如何在大国经济的协调与合作中提升影响力，应是国内学术界加强研究的方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林桂军教授认为“拜登经济学”包含着国内国际两个侧面。只不过“中国（与美国）的矛盾”更加突出，中国成为了重点。其次，美国从文化层次的角度应对美国长期存在的双赤字问题，如把美国所出现问题的原罪归咎于宗教，或者说种族是苦难的根源。这也使得美国政策发生变化，未来拜登政策会沿着传统的民主党路线增加公共社会福利，但因为有很多规章、制度、体制在制约他，也不能够满足民众对政治的真正愿望。最后，他表示有观点指出，美国应该调整其经济哲学以面对中国的挑战，拜登政府将通过两个方面来完成任务。一是积极的遏制政策：包括市场和科技方面的竞争。现实中科技要素的重要性就是国家目标的存在。二是消极的遏制政策，这些因素带有帮助中国改革的性质，同时也会起到遏制中国的效果。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拜登经济学”有以下几大支柱：一是重构税收体系，弥补美国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二是通过新产业政策从而形成新的竞争力；三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以产业振兴为支点，构建新国际经济治理及控制体系。但根本上而言，三大支柱是存在弊端的：一是美国社会分裂的根本原因是中产阶级的消失，目前方案难以解决；二是美国目前25%的GDP份额不足以支持他在全球布局关键产业链；三是重构价值链、产业链会进一步恶化资源配置效率，使得它的增长中枢难以重现到3%左右的水平。另外，目前方案也难以解决美国发展问题中的三大张力：第一，增长乏力与包容性之间的冲突；第二，高举全球民主的旗帜与他的资本控制力之间的一种张力；第三，利用遏制中国为中心进行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与美国新竞争力塑造之间的张力。这些方案反而会加速弱化美国核心竞争力。中美之间博弈的基础点在于守住基本盘，两个大国的博弈，最重要的是出台解决自己核心问题的有效方案。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表示，特朗普和拜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二者面对共同的国内问题时选择不一样，不一样中又选择出某些长期性政策来真正影响美国社会。在国际问题上，他们面临中国问题的挑战也是有共同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同的方法，对我们来讲，我们要关注的是他们长期对中国的政策，对中国的影响，从这里面找出他们的现实逻辑。另外，“拜登经济学”溢出效应及对中国的影响。第一影响方面：一是盟国关系，这些关系里虽然有很多和中国合作，但怎样让这些利益关系能继续被中国破解，发挥作用，都是我们很重要的战略选择；二是如何在美国国内形成有利于中国的因素能够发挥更多的因素也很重要。第二方面是美国金融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美元的国际作用不会过快衰落，美国的货币政策针对他国内的条件提出的，但全球有溢出效应，美国的监管政策也有溢出效应。我们要高度关注美国这种无限量宽松政策对于他的通胀进一步提高，对监管资本市场结构在发生变化，这样一种趋势来看对中国的影响，不能简单地排斥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
天津市社科联副主席，南开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佟家栋教授关于拜登政府当今政策和对外关系发表几点看法：第一，现在效率到公平的新转变是拜登政府的基本依据。第二，没有金融的便利化，要素的流动、资本的流动、资金的流动、商品的流动就不可能很顺畅地进行。因此，美国走向制造业的空洞化，走向服务业的发展是伴随经济全球化必然出现的结果。拜登政府或“拜登经济学”要怎样权衡全球化，怎样权衡金融的自由化和金融的全球化，乃至于制造业的再回归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三，美国国内认为全球化，制造业的转移、空洞化是全球化带来的就业问题，收入不平等问题，族群分裂问题乃至一系列，认为新冠疫情加速这样的收入不平等和族群分裂的过程也是拜登政府或“拜登经济学”需要面临的问题。第四，新科技革命中，美国在科技发明、创新动力上，进步速度上、进步的内在竞争压力下，竞争力不足。拜登政府反垄断不足以推动美国科技进步。第五，国际投资方面税收、税率的规定会给各个国家潜在的同志东道国给予隐性优惠的问题能否解决我们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问题值得探讨。第六，一方面我们能从中中美战略竞争中找到发展机会；一方面竞争可能继续增加。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于春海表示拜登与特朗普的政策目标一脉相承，但政策手段存在传承、纠偏和发展的关系。第一，二者都一直强调 “美国利益优先”，但具体指向和载体不同。第二，如何实现“以劳工为中心”，特朗普采取限制全球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来促进制造业回流和资本回流。但造成内外部矛盾激化，政策目标很难达成。第三、对于解决收入分配差距，主流经济学的征税观点，在如今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已经不适用。第四，对于资本无序扩张，拜登选择加强国内税收监管，开展国际税收合作、监管合作，第五，坚持“以中国为中心”，从特朗普到拜登一直延续，但政策手段变化，从传统的经贸领域向非经贸领域，甚至非经济领域扩展。重塑美国长期经济增长基础和重构美国长期竞争优势，是拜登政策根本目的。另外，拜登选择重新拥抱产业政策与国家干预。第一，在政策手段方面，各种新型的竞争政策或产业政策不断出现，内向性提升。第二，在国际层面，多边关系不确定性提升。短期当中，我国面临更大压力，但长期空间加大。第三，在应对方面来，短期应以内循环为主，关注如何提升和管理应对外循环风险的能力。长期应以“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为基础，发挥国内内循环对外循环的引导和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