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4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举办主题为“构建安全风险预警机制”的公共研讨会。来自政府、高校、科研机构等的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围绕主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会议主要研讨了以下问题：

第一， 编制公共安全网，努力控制危机。

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闪淳昌针对当今社会面临着许多方面的公共安全风险，提出应对举措。当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公共安全事件易发、频发、多发期，维护公共安全任务重要而艰巨，虽然我国公共安全总体上保持了稳定的态势，但是形势依然相当严峻。我们国家现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各类公共安全问题的总量居高不下，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巨大。公共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加剧，自然和人为致灾因素相互联系，既有社会矛盾和新生社会矛盾相互交织，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作用。在公共安全形势严峻的挑战面前，我国应该推动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的协同发展，编制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推动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的协同发展，进一步坚持依法治国，贯彻实施宪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

国防大学原副教务长、少将纪明葵教授对国家安全及军事危机管理发表了独到观点。随着国内外安全形势和安全环境的发展变化，我国面临的安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危机逐渐成为国家安全面临的一个常态，并且呈现出迅速增多的趋势。危机是战争与和平的一个分水岭，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管控，就可能升级为战争，从而对和平发展的进程产生重大的干扰和冲击。危机管理是国家安全战略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深入研究其特点和规律，积极预防危机，努力控制危机，妥善处理，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拓展国家的战略利益。国家安全管理是国家行为体组织利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舆论等多种手段，对可能发生或产生的危机进行预防和处置，可以分为以预防为主的事前管理，以引导为主的事中管理，以总结、评估、追究、修案、修法、转入常态为主的事后管理，这三个不同的时间对危机的处理、管理是要求不同的。我们要做到预防危机，针对危机发生之前的预告评估、预先策划、预先布局、预先准备，力求在战略上主动、掌握先机、预先准备。因此，必须从全局上进行筹划，要跳出危机去看危机，始终围绕着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的核心利益，加强战略布局，加强战略筹码，为应对可能到来的危机预做准备。

鲲腾全球防务研究中心刘红娅介绍了鲲腾防务研究中心、量子智库等，其发展定位是想把政府、企业、智库、科研院所联合起来，重点针对国家安全、网络安全，核安全等问题提出专题研究报告和分析报告，基于大数据分析，探讨“互联网+防务”的研究。

第二，警惕思想隐患，将人作为自主的行动者。

北京现代秘书科研中心主任傅西路教授提出对思想隐患要高度预警，认为思想隐患是非常敏感、非常重要的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我们在搞好经济建设、完善各种灾害应对的同时，还要注重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安全建设。在改革开放形势下，在经济社会大发展的情况下，思想意识形态、文化建设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警惕这部分隐患非常重要。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特别重视思想建设，中央政治局多次集体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目前情况下，社会思想比较混乱，很多流毒泛滥，往往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虚构很多不利于我党思想潮流、意识形态的谣言，这不是一般的学术上的争论，而是散布谣言。我们必须重视教育，把思想工作反映在教育上，多宣传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人大国发院研究员、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康之分析了风险条件下的非控制思维，认为我们建构风险预警机制的目的在于防范风险，其中有一个巨大的包容技术的空间，各种各样的技术都可以纳入预警机制中。但是，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知的，应将研究的重点聚焦在如何针对一个不可预知的东西形成有效的预警机制。现实中，有时预警机制做得似乎很完备，在物质上、人力上的各方面都做了详细的准备，但风险却久候不至，一旦我们放松了警惕、没有准备时，往往风险就降临了，而且这时的风险可能转化成危机。探究预警机制，不能回避它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应该建构成为一个具有灵活性的、包容性的、具有广谱效应的机制。今天的公共安全问题以及风险问题，是在一个高度复杂性、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不断演化的。预警最终要落实到行动，落实到人，而人既受到安全风险的威胁，也有可能造成安全风险，开展行动应对风险的是人，处理公共安全的也是人。我们的预警机制必须将人作为自主的行动者而不是被动的执行者加以考量，不能束缚了行动人的自主性、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三，发挥智库作用，建立预警机制。

人大国发院研究员、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林坚认为，建立公共安全预警机制十分必要。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依然突出，还面临着思想观念的障碍、体制机制的痼疾、利益固化的藩篱等。国内外形势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增多，社会加速转型，积聚了安全责任事故高发、劳资冲突不断、社会道德失范、信任危机加深等社会风险因素，出现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风险因素交织叠加的特征，存在着很大的社会安全风险。国内风险主要体现在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风险、科技安全风险、经济安全风险、信息网络安全风险、政治风险和意识形态风险以及社会安全风险。国际风险主要体现在面临现实的和潜在的局部战争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海外利益风险、战略格局变化带来的风险等。我国理论界在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越来越注重与现实的结合，重点探寻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路径选择。虽然学者们提出诸多风险应对的思想，如公民治理、复合治理等，但对安全风险防范及预警、诊断等还缺少系统的研究，这方面亟待加强。需要准确把握风险社会时代特征，建立安全风险防范及风险预警机制，有效应对社会安全风险。智库应发挥安全风险预警器作用，对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中面临的各种安全风险进行深入分析，切实应对各种可能的风险，研究如何构建社会安全风险防范及其预警机制。第一，建构风险诊断及风险防范机制；第二，制定相关应急、防范预案，守住底线；第三，建构系统应对安全风险的理论和方法；第四，进行安全预警、风险预警、危机预警，建立信息预警系统和后果预警系统；第五，强化安全责任；第六，构建“安全网”。智库价值的实现，除了给决策者进行决策时提供可信的信息资料、提供新的决策思路，保证决策的高效和正确之外，还要防止决策者的决策失误，起到预警、纠错的特殊作用。要保证不出现决策失误特别是战略性、方向性、颠覆性的错误，就需要智库发挥预警、纠错的功能。智库应成为高度灵敏的预警器，对于预研、预判公共安全风险发挥重要作用。

人大哲学院教授欧阳志远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关于安全风险预警机制的问题：第一，要更新安全观念。由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处于特殊地位，加之生态环境脆弱，风险问题更加严重。要鼓励学者积极参与安全预警的研究并建设宽松的研究环境，更新对安全研究本身的“安全”评价，让有益社会的独到见解支持决策影响社会。第二，更新研究方法。西方学界的思想方法值得认真研究和汲取，但必须探讨符合中国社会特色的思想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和传统文化精华的发掘，在这个方面，钱学森、翁文波、黄顺基、马宗晋等先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第三，完善预警机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是应对风险的一个重大举措，该委员会是统筹军事、外交、国安、公安、经济等安全事务的国家机构。面对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复杂巨系统，要提高预警的反应效率，仅仅依靠专门机构是不够的，建议在国安委下设预警咨询机构，广泛联系学界，实现“群测群防”。

人大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宏山对大城市治理的风险预警机制进行了比较分析。城市实际上是一个高度整合的复杂的系统，它是有多种不同的资源互相建构，包括公共服务资源、商业和私人资源等，应当给予城市风险预警更多的关注。从政府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存在着两个短板：一是中长期的短板，比如北京市的水资源风险预警、碳排放风险预警；二是眼前的短板，如果不注意这些短板会产生很大的问题。目前，城市治理更关注的恰恰是中长期的短板，因为中长期的数据比较容易得到，分析时有优势，但是眼前现实的短板，甚至隐型的短板是大家看不到的，如果忽略就可能爆发大问题。对于城市的风险进行预警，需要着重于两个方面的建设：一个是重大事件的预警，比如“8•12”天津大爆炸；第二个预警是大数据集成预警，建立对数据的集成，尤其现实中的数据集成的有效机制，信息的集中对识别风险、解决现实问题、进行绩效评估都很重要。

第四，宏观和微观结合，处置各种风险。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就公众面临的财产安全风险提出对策，认为由于我们国家没有巨灾保险，所以老百姓受到损失就没有赔偿。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搞巨灾保险，但是进展缓慢，此外还有房屋保险、农业保险等，大概二三十年前我国就有了，但是农业保险不断萎缩，因为这些保险盈利不多、保险公司不挣钱。发达国家的做法是令政府强制保险公司必须做房屋保险、农业保险，如果中国老百姓有这些保险，那就不会出现数万亩的房屋被冲毁也没有人给他进行赔偿救助的悲惨事件。这些事情不是小事，而是关系到民生的大事。融资风险同样值得关注，中国应当完善资本市场、开放互联网金融。前一段时间，国家大力号召、鼓励多元化融资，结果很多人搞了互联网金融，现在又转过来将互联网金融作为非法筹资打击。事实上，这两者的边界常常是不清楚的，所以又导致很多人受害。对于企业家来说，应当合法经营、守法做人，筹资渠道应该合法，要防止高利贷，投资要合法，要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产品质量要合规，要维护职工的劳动权利、依法纳税。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创新与社会发展研究室主任邓智华针对“一带一路”与海外风险防范提出需要注意的问题，认为海外投资风险应建立一种良性的防范机制：第一，对外投资大幅增长，引发国际上对我们的一些疑虑。第二，加强对外投资的风险防范，鼓励发展信用保险机构。第三，加强对外投资，服务体系建设，鼓励推动对外企业建立联盟，提供一站式服务平台。

人大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柳亦博列举“一带一路”重要支点国家进行风险分析。认为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中，理解、发现并及时处理隐匿其中的诸种风险，对于参与“一带一路”之中的所有成员国都是有益的。对于支点国家的选择，需要审慎的考虑和全面的考察，遴选的基本原则主要考虑：支点国家需要具备如下特征：（1）总体风险较低；（2）对华关系良好；（3）地缘位置重要；（4）具备一定的区域影响力。支点国家的风险评价指标可以分为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公共卫生风险和国际冲突风险等，其中，政治风险包括“国家治理能力、政体类型与政党轮换频繁程度、民主化与法治化程度、腐败情况”四项指标；经济风险包括“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总收入、可支配总收入、失业人口比重、政府债务”四项指标；公共卫生风险包括“流行病监控与预警能力、基本公共医疗条件、边境检疫、突发性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四项指标；国际冲突风险包括“爆发全面战争、领土或领海争端、恐怖主义威胁、国际制裁” 四项指标。基于此，可以于“一带”的欧洲区域内，选取与中国拥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波兰，于中亚选取最大的内陆国家、中国的近邻哈萨克斯坦；于“一路”选择既有吞吐量较大的沿海港口、又是我国友好近邻的巴基斯坦，将这三个国家作为“一带一路”的首批重要支点国家。

人大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张耀军基于空间分布视角阐述了中国人口安全等问题。提出，近年来随着国家的高速发展，人口的安全风险问题逐渐凸显，包括人口的结构、素质、规模等等逐渐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新风险问题”。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人口分布非常不均衡，导致区域性别比失衡、老龄化浪潮、中部人口塌陷、东部人口密集急剧上升等问题。特大城市对人口的集聚效应很强但结构不合理，结构决定功能，如果结构不合理，它的功能肯定也不会好也无法优化。城镇化率由东向西呈阶梯型下降的格局使西部人口聚集程度低下，人口由中西部向东部迁移导致迁出区高素质人口流出，中部和西部的人口素质支撑不起来。为了有效应对这些人口风险问题，第一应合理调控大城市的人口增速；第二要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提高对周边人口的吸引力；第三需要强化中部地区的自身条件，促进更多的人口向本区域转移；第四促进限制开发区人口有序转移，注重生态保护；第五要建构人口大数据平台，提高人口安全的预警能力。

人大国发院研究员、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云飞提交了关于建设生态安全社会的论文，分析了建设国家生态安全预警机制、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高全民生态安全意识等问题。维护生态安全，建设生态安全型社会，是化解生态风险、提高总体安全、应对风险社会的必然选择。建设生态安全型社会有利于构筑生态安全屏障，强化环境保护和治理，提高全民的生态安全意识，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会议认为，通过预警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消除一些重大风险甚至危机事故的发生，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危机的范围、程度，使其不致造成严重灾害，构建安全风险预警机制具有十分迫切的意义；要针对现实、放眼长远，把握全局，注重各个环节和细节，提前预研、预判，思想、方法、措施要相互配合起作用。

媒体报道

人民论坛http://www.rmlt.com.cn/2016/0719/433480.shtml

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soci.cssn.cn/shx/shx_xsdt/201607/t20160715_312341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