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8日晚，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举办主题为《“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发展与走向分析》名师讲座，此次讲座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内知名政治学者杨光斌教授与校内外师生共同探讨中国改革的战略和走向。

此次讲座杨光斌教授主要从四个层面为大家分析了“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走向：一是判断政治走向的依据；二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改革方向；三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制度变化；四是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走向。杨光斌教授用幽默风趣的语言深入浅出的为大家讲述了中国政治发展的特点、问题及未来走向，整场讲座气氛热烈，互动积极踊跃，为广大师生呈现了一场理论深厚、内容充实的学术盛宴。以下为讲座的主要观点：

十八大之前判断中国政治走向的依据从何而来？

第一，党内团结关乎执政党的命运。杨光斌老师讲到：“中国政治有一些党内的周期律，大概在20年左右，会出现烈度不同的政治分歧，但是我认为执政党正在跳出这种周期律，因为之前的所有斗争都是因为路线上出现争执，但是当我们的政治发展方向取得共识以后，这种党内的分歧可能就会慢慢淡化。”党内是否团结直接关系到未来政治发展是否可以走在既定的发展轨道上，从而保证政治的平稳有序。

第二，大规模腐败毒化执政党的肌体。“过去我们只是知道党内官员的腐败，对军队是有所耳闻，但是军队两个副主席都出问题了，发改委某些部门出现塌方式腐败”。可见，肃清各部门的腐败毒瘤乃是保持执政党健康发展的关键。

第三，新媒体挑战执政党的合法性。新媒体的突然到来，改变了以往的宣传和组织形式，新媒体在有力助推民众参政议政的同时，也挑战乃至解构共产党的合法性，这本身就对共产党的话语权和价值体系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第四，外部环境直接影响内部政治。藏独、疆独、台独等外部势力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和社会稳定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可以说，本世纪头十年，执政党经历并克服了惊心动魄的政治风险。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改革朝着什么方向走？

杨光斌教授认为中国的改革方向是社会公正化，无论处于什么发展水平上的制度安排都是服务于社会公平正义的。习近平讲，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为造成的不公平现象，保证人民具有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们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政治的领域，哪些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出问题，就是改革的重点。

梳理近年来的改革措施，主要在四个方面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改革：一是超预期反腐，改变以权力换取资源的不公正现象；二是国企高管报酬改革；三是教育资源均等改革；四是户籍制度改革，改变过去城乡二元化结构。总体而言，社会的整体发展方向趋于公正，符合未来政治发展的价值导向。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制度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政治体制上，中国的政治体制变化符合科学决策的需要。习总书记执政以来，党政关系改变过去共产党负责决策，国务院执行的二元体制，共产党实现了决策和执行的统一，改变了过去改革是由部门牵头的现象，各领导小组走向一线，杨光斌教授将这种现象称为“事实性主席制”。

同时，在改革过程中重视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比如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去年12月关于推进协商民主的规定，都提出要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协商民主制度。民主并非只是选举，像温岭的民主恳谈会的好经验难以在全国推广，原因何在？这是由我国目前的政治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共同决定的，所以真正做到协商民主任重道远。不过，杨光斌教授也强调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改革做了很多示范，比如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和地方政府“两资”改革（即资格、资质），目标就在于分权，让市场化的企业承接传统政府职能，这些做法值得借鉴，同时也要预防制度变迁的非预期结果所带来的风险。

第三，司法体制和行政执法体制要集权。杨光斌教授讲到：“凡是法律都具有国家性，因此法律的执法都应该是集权的，而不应该是分权的。当年我们读《联邦党人文集》的时候，发现美国政治体制上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但是它的司法体制是什么？用中国话说就是中央集权制，就是法律的国家性，行政的地方性，治理是地方的，但是法律肯定是国家的。”同样，行政执法体制也需要集权而不是地方化，所以要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做到该集权的集权，该分权的分权。如法律都是国家性的，这些权力必须集中，如社会自治，用市场调节的就要做到分权。人大经济学院的聂辉华教授曾经做过关于煤炭安全监督权的研究亦是证明了这一观点，若将关于生命安全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生产每百万煤的工人死亡率大幅度飙升。

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探索路径何在？

一个国家最大的政治是什么？杨光斌教授给出了答案“民生需求就是最大的政治”。政治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需要的问题，一方面理论上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民生需求决定了政治走向，其中把握意识形态尤为重要。当前的做法是以政治权力对冲外来的话语权，这是由于我国现在还缺乏自己的话语体系而不得已暂时采取的方式，而根本出路就是形成中国自主性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流行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为中心的社会中心主义；一类是以官僚制为中心的国家中心主义。在两类话语体系中，社会中心主义基本上是英、美两国经验的产物，其中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的核心是商业集团。国家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则主要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斯•韦伯等人以德国经验为核心建构起来的，以法国、德国和日本为代表。应该说，这两类话语体系对应了第一波和第二波的现代化经验。但是，在整个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当中，只有第一波和第二波现代化的经验，没有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话语经验。所以，根据中国的经验、历史文化形成能够解释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是重中之重。

总的来说，杨光斌教授认为“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应该采取公正价值导向下的混合至上原则。”首先，社会主义是最能够代表公正的，公正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基本道德底线。其次，从政治上讲，中国政治是事实性的混合至上，中国的改革本身是民主化的进程，民主化包括自由、分权、法治等诸多内涵，而这些内涵全都指向于混合政体；从经济上讲，我国在宪法上规定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其中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是混合政体的特征之一；从文化上讲，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就能看出我国文化思想的混合性。

在讲座的最后，杨光斌教授希望大家以后在进行政治判断时，要放下特殊的观念性诉求，不能以自己之观念判断政治的好坏，那样必然是观念主义的盲人摸象，要用混合的视角看待政策，要用理性审慎的态度看待中国的政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