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4日，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教授受邀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参加“西方社会科学的困境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出路”座谈会，此次座谈会由国发院副院长杨光斌教授主持，若干校内师生参与其中。

首先，朱云汉教授进行了题为“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困境思考中国社会科学的未来”的主题演讲。他首先指出当前处于人类社会结构与秩序剧烈变动的时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变让“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两个西方社会的主导性支柱都面临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危机，进而“向西方学习”这个熟悉的历史坐标变得模糊。在巨变时代下反思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发现它难以有效地预见和解读历史变革，例如全球金融危机使主流经济学陷入困境，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框架也很难解释中国的发展经验。朱教授指出这种困境的根源有两个，第一是它陷入了意识形态的窠臼，特别是自由主义和西方中心论，这使得它对现存世界秩序持保守取向，缺乏批判能力；第二是它在方法论上所依赖的逻辑实证论，它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被科学哲学界全盘推翻，但仍被社会科学尊为最高法则。逻辑实证论的研究仅存在于经验层次，是工具主义的，其前提必须是在结构、制度和程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很难解释巨变时期行动者、机制与结构间的性质与因果作用。最后朱教授提出在巨变时期进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若干建议，包括要有清晰自觉的实践目的、多研究“大历史”与“结构转型”、要与不同文化体系的社会展开全面交流对话等。

其次，杨光斌教授围绕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展开评论与发言。他指出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有宏大的视野和敏锐的观察。时代的变迁总是要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其实量变本身也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只是知识的滞后性使之较难以被发现。社会科学本身就是在特定国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研究，变是社会科学的常态。其次他强调要跳出西方思想的百慕大-金三角。在西方主导的社会科学中，对于治理危机的思想药方永远是选举政治、市场经济和社会治理，具有强烈的去国家化、去政治化倾向。但是这些概念、思想都是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建构的社会科学，说到底就是冷战学，因为有自由无法治，有民主无集中，这种理论是无法被用以建构、用以治理的。杨教授最后梳理了中国社会科学的百年史，他认为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开始中国社会科学经历了百年变迁，从晚清到民国的第一个三十年是西学1.0版本，当时大量地引入了多元的西方政治思想，包括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等；建国后毛时期的三十年则是只有意识形态，而没有社会科学；1980-2010年这三十年则是西学2.0版本，在这期间西方思想表现得更为纯粹，是自由民主理论的单一突进，同时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化，对社会科学研究更是雪上加霜。他希望未来三十年能够进入新的思想转型时代，通过国家进场、基金会辅助和学术共同体构建共同推进中国的社会科学。

在最后的互动环节中，朱教授与部分学生、老师就如何开展社会科学研究、欧美转型历程以及政党政治等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