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5-2016）”年度报告会在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行。论坛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教授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新任校长刘伟在致辞中向到场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他表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创办9年来，影响力日益扩大，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重要学术品牌，也是人民大学建设“国家高端智库”的重要标志。刘伟校长肯定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近年做出的突出成绩，并介绍，当前国发院正积极整合优势资源、创新体制机制，立足于“一个领域”、“三大板块”和“四大平台”，全力构建具有人大特色的“十大核心团队”和“十大智库产品体系”，致力于打造成为党和政府信得过、用得上的“国家高端智库”，努力为党和政府的科学民主决策、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智识资源，为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刘校长指出，本次年度论坛的主题是“探底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是对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新阶段的一个总结和展望。这个主题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结合得非常紧密，体现了论坛学术团队始终秉持的资政意识和问题意识，也反映了人民大学国发院坚持立足于国家层面和战略视野进行政策研究的学术立场。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探底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分为报告发布和圆桌讨论两个单元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教授代表课题组发布了论坛主报告《2015-2016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探底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

报告指出，2015年是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步入新阶段的一年，是全面步入其艰难期的一年，也是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分化、微观变异、动荡加剧的一年。GDP增速的“破7”，非金融性行业增速的“破6”，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0增长”，GDP平减指数、企业利润和政府性收入的“负增长”，“衰退式顺差”的快速增长以及“衰退式泡沫”的此起彼伏，都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于2015年步入深度下滑期和风险集中释放期。随着2季度中国“稳增长”政策的全面加码，中国宏观经济将于4季度短期趋稳。但是，由于“通缩-债务效应”不断发酵，宏观经济内生性收缩力量不断强化，去产能与去库存不断持续、基层财政困难陆续显化、部分行业和企业盈亏点逆转，以及“微刺激”效果递减等因素，“稳增长”政策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本轮“不对称W型”周期调整的路径。2015年3-4季度不是本轮“不对称W型”周期的第二个底部。

2016年是中国经济持续探底的一年。在世界经济周期、中国房地产周期、中国的债务周期、库存周期、新产业培育周期、政治经济周期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将在2016年出现深度下滑，本轮周期的第二个底部将在其3-4季度开始出现。但是，世界经济是否将在2016年出现二次探底？房地产投资是否会在明年二季度成功反转？中国的债务重组是否能够缓解企业的债务压力？中国存量调整是否能够大规模启动？增量扩展是否足以弥补不平衡逆转和传统存量调整带来的缺口？宏观经济政策的再定位是否有效改变微观主体的悲观预期，并有效化解“通缩-债务效应”的全面显化？新一轮大改革和大调整的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是否得到有效的构建？这些问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并将一起决定着本轮中国经济下行的底部以及底部下行的深度和持续的长度。2016年不仅要面对探底的不确定性，同时还将面临2大类风险：一是微观主体行为整体性变异带来的宏观经济内生性加速下滑的风险；二是各种“衰退式泡沫”带来的各种冲击和系统性风险。因此，我们必须对于改革动力体系的构建、房地产市场的复苏、世界经济的变异以及经济探底进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等4大问题进行高度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经济探底与以往下行期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萧条期有本质性的区别。这就是，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大量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动力，在低迷中有繁荣，在疲软中有新气象，在旧动力衰竭中有新动力，在不断探底的进程中开始铸造下一轮中高速增长的基础。经过2015-2016年全面培育新的增长源和新的动力机制，中国宏观经济预计将在2017年后期出现稳定的反弹，并逐步步入中高速的稳态增长轨道之中。

根据模型预测，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GDP增速为6.9%,CPI为1.4%。2016年GDP增速为6.6%，CPI为1.3%，其中个别季度GDP增速可能跌破6.5%。2016年将是中国宏观经济持续探底的第一年，也是近期最艰难的一年。各类宏观经济指标将进一步回落，微观运行机制将出现进一步变异。这将给中国进行实质性的存量调整、全面的供给侧改革以及更大幅度的需求性扩展带来契机，从而为2017年经济周期的逆转，为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常态化打下基础。中国宏观经济的持续探底决定了2016年必须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再定位。

一、要高度重视世界经济在大停滞和大分化进程中对中国经济的冲击，通过深入研究本轮世界危机爆发的本质以及传递的规律，来把握中国经济调整的性质和可能的方式。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逆转和基本参数的变化决定了“取长补短”式的供给侧增量调整与存量调整是本轮危机治理中的基本政策定位，需求侧管理具有辅助性，其核心在于防止转型过猛带来的总量性过度下滑和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二、近期出现的“衰退式顺差”说明全面启动供给侧管理和改革的同时，还需要重新定位需求侧管理政策，进一步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具有必要性。

三、要从战略层面认识到目前调动各级精英阶层的积极性是当前以及未来经济成功转型升级的核心。要认识到过度下滑甚至出现持续的萧条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社会风险，因此在反腐倡廉取得重大战略性胜利之后，应当在稳增长的基础上，积极构建新一轮大改革、大调整的激励相容的新动力机制。2016年应当借助经济探底的契机，重新审视和评估现有的改革，在大破大立之中寻找到大改革的突破口，并根据该突破口来重新梳理改革方案，寻找改革的可行路径。

四、高度重视2016年面临的两大类风险和4大核心领域。一方面要利用供给侧调整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阻断内生性下滑的各种强化机制，防止微观主体行为出现整体性变异；另一方面在强化监管的基础上关注可能出现的各种“衰退式泡沫”。

五、在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率的基础上，强化积极财政政策的定向宽松。建议财政赤字率可以达到3%左右，总量达到2万亿左右，同时逐步将结构性减税转变为总量性减税，改革现有财政支付模式。

六、货币政策应当根据新时期的要求全面重构，其哲学理念、理论基础、政策框架和工具都难以适应中国新常态艰难期的要求。在宏观经济探底的进程中货币政策必须旗帜鲜明地从明确“稳健定位”转向“适度宽松”，以稳定市场预期，打破“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扭转目前内生性回落的悲观情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汇率稳定+强外部宏观审慎监管依然是应对未来两三个季度波动的核心。坚持“财政挖渠，货币放水”的原则。

七、金融改革应当持续推进，特别是正对中国宏观“去杠杆”的资本市场改革、资产证券化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组合性措施应当快速推进。

八、调整目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改变简单宽松的政策导向，针对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房地产企业进行分类治理，防范市场分化进一步加剧。一方面防止部分区域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形成新一轮泡沫，另一方面防止三四线库存过高的城市出现局部房地产崩溃的问题。房地产库存调整政策应当与农民工市民化扶植政策结合起来。

九、随着宏观经济调整探底过程展开，经济下行压力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必须高度关注就业形势演变，防范和化解劳动力市场风险。低度的大福利体系的构建是放松就业约束的必然之举。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胡乃武对本次论坛主报告进行了点评。他认为，本次发布的宏观经济论坛年度报告，对我国2015—2016年的宏观经济进行了系统深入地分析和预测，对理解现实经济运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发布会圆桌讨论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主持，与会专家与嘉宾就2015-2016年度的中国宏观经济走势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提出，如论坛报告所讲，过去几年中国经济一直在波动中放缓，探底过程中也发生一些阶段性的变化。

原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此次报告中的经济预测有着可靠的背后逻辑做支撑，覆盖的经济问题也比较全面，其中有几个问题需认真思考：

首先，如果世界经济不探底，中国经济也难以探底。因为中国是高度外向型经济，受世界经济的影响较大，出口继续疲软，中国产能就绝对过剩，产能的合作会变成最重要的问题。另外，目前，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一种主流观点正在形成，那就是世界经济将进入新的停滞状态，低迷状态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要做好长期的准备。

其次，报告中指出债务通缩现象的出现，在这种现象下，高杠杆带来的去杠杆和去产能带来的通缩两个因素叠加，会给宏观经济的稳定带来冲击。另外，如果进入通缩状态，货币政策的重点很可能变成金融稳定政策，宽松就是必然的。

最后，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很重要，要建立适应这种新变化的激励相容的体制机制，充分调动积极性，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提出四个方面的看法：

第一，虽然我们看到中国宏观经济正在持续探底的过程中，经济形势异常严峻，但我们还要有一个底线思维。那就是随着十八届五中全会的精神被正式写入“十三五”规划，并且以法律程序加以通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基本目标就必须要实现。我们未来五年围绕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重心应当也必须在于此。

第二，从过去几年间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轨迹和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看，至少在短期内回升的势头尚不明显，复杂多变的基本格局不会有大的改变。因而，可以预期，未来五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均可能是扩张性的，与以往不同，这种扩张不是年度性的扩张，而是一种周期性的扩张。换言之，我们已经进入周期性扩张的通道，这是一个基本的趋向。

第三，报告中所提到的有关货币政策的实际效应并不宽松，财政政策的实际效应并不积极的观点，我表示认同。就财政政策而言，2015年的财政赤字与过去相比是有所增加，这是积极的基本标志。但如果考虑到财政存款四万亿以及政府性基金收支等方面的因素，财政政策的扩张程度是要打折扣的，甚至就是一种紧缩效应。

第四，在新的经济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要改变思维方式。如需要以通过凝聚共识采取倒逼扩张的思维方式布局未来五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即在实现两个翻番基本目标的前提下，采取倒算账的方式确定未来五年的财政政策，以倒计时的方法推动改革。

高培勇还提出，在任何条件下，减税的空间问题都是难以确定的。不仅财政收入增速下滑时期是如此，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时给企业减税也是这样这是一个恒久的话题。

首先，减税应当永远是有空间的，关键是你想要的是什么？你要的东西和它所带来的成本相比，是大于成本？还是等于成本？或是小于成本？在当前的经济条件下给企业减税的确是值得考虑的。这涉及到财政赤字的用途，一般财政赤字有两个目的，一是减收；二是增支。如果我们认为在当前实施减税的效应要大于增加支出的效应，那就应该扩大减税量。

其次，有没有在不增加赤字的条件下而减税的空间？能不能超越赤字去减税？我们说也是有的。如果能够调动、调配好一般公共预算内的收支，通过盘活存量资金的办法，便可以为减税提供相应资金来源。

最后，若能将我国分散在四个本预算系统中的财力加以统筹，也会给减税提供相应空间。从政府预算看，政府的财力是分散到四个系统中去的，如果把四个系统的钱能够统筹考虑，把账户的结余转化为减税支撑，也是有空间的。

因此不管是从发展的角度讲，还是从改革的角度讲，我们存在着大量的减税的空间。

高培勇表示他最关注的一件事就是明年要做的一件事：替换概念。即把以往的财政预算概念替换为政府预算概念。无论是实施稳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还是大力实施全面改革，都亟待我们做这样一种替换。整个政府收支究竟是赤字还是结余也是很关键的，就改革而言，所有的政府收支都是属于公共性质的资金，我们能不能就以政府公共性质的收支作为一个标准，用一个标准要求所有的政府收支的规范管理。而且，新预算法也给我们提供了法律依据。如果能够实现这样的一种转换，无论中国的稳增长目标，还是改革目标的实现，就有一定的基础了。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认为，针对目前中国经济问题到底是周期性的问题多，还是结构性的问题多的争论，结构性的问题更加严重一些。

首先，从经济总量指标, 尽管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压力,但就业基本稳定,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的问题。即使失业也是结构性的问题。

其次，从产业结构看， 一方面，等五大产业产能过剩， 但另一方面， 高质量商品生产不足、医疗、教育、养老、旅游等服务业供给不足，产业发展分化现象严重。

从需求看，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煤炭等产能过剩是我国进入中等偏上国家行列后，住行需求增速减慢、消费需求结构改变的结果，也是出口减慢的结果。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去杠杆、再产业化，过去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的循环生产模式打破，美国推动TPP等区域性贸易投资协定，我国出口减慢可能也是结构性、机制性问题，不完全是世界经济周期问题。另一方面，对于一些中高端消费品，我国需求强劲，常出现出国扫货的现象。

从区域发展看，重化工业比重高的地区经济困难，财政收入下降；高技术行业、服务业比重高的地区发展较好，财政状况较好。

从金融看，最近，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利率较低，而信贷市场利率偏高，出现了许多背离的现象，这背后也是体制、机制、监管等问题，并不是货币政策的问题。

总的来看，要解决我国经济下行的问题， 在进行需求侧管理的同时，要着力解决结构性问题。尽管经济还会走低，但未来五年经济年均6.5%的增长率是可以实现的。

从需求看， 明年投资仍是重点，有两个领域需要是关注的重点。一是基础建设投资领域。其在短期内有利于需求增长，而长期也有利于消费增长，如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管廊、停车场建设。二是房地产住宅投资。现在需要进一步激化新的消费群体，新的房地产消费主体是谁呢？我认为是2.7亿农民工。要找到鼓励农民工购房、租房的办法，可设立政策性住宅金融机构，把公积金注入，支持住房发展。

他表示他关注的是解决人口城镇化的问题，明年在财税制度上需要尽快把中央转移支付和各个地区转移的农业人口联系在一块，鼓励人口城镇化，来进行过剩的住房的消化。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执行副总裁闫衍表示，中国经济持续探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债务率不断上升引发的债务风险问题，我国的债务问题是与经济持续下滑相伴而生的。对于目前提到的去杠杆，短期来看，去杠杆可能不利于整体债务问题的解决，应该是“稳杠杆”。如何稳杠杆应该是宏观政策中要考虑主要问题。

第一，从目前的债务现状看，稳杠杆可以解决企业短期债务流动性压力问题。目前债务风险主要应该应对的就是流动性风险。

第二，通过财政措施，比如说减税等举措，增加企业的盈利水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债务杠杆。

第三，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目前我国企业一方面杠杆率很高，债务规模很大；另一方面，债务成本很高，导致债务规模不断上升。因此，通过降低融资成本也是稳杠杆的重要方面。  

第四，债务置换。今年地方政府的债务置换规模已经达到3.2万亿，明年还要持续加大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的力度，以降低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及其面临的债务风险上升问题。

第五，非标转标。今年相关数据已经表现的较为明显。比如，2015年前三个季度社会融资规模中非标融资已经有了很大下降，由2016年前三季度的2.15万亿元下降至今年前三季度的1.06万亿元，非标转标也是宏观稳杠杆的重要举措。

进一步稳杠杆有助于明年在经济持续下滑的过程中缓解债务风险。2015年可称之为债务市场的违约元年，违约爆发频率比预期的要多，信用事件出现的频率也很多。这预示着，2016年，如果经济持续下滑，债券市场违约爆发可能要比今年更加频繁。

首先，从2015年的情况看，2016年信用事件和违约事件有一半可能出现在产能过剩行业。

其次，地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下滑比较大的地区，信用违约事件可能会比较频繁，今年东北、山西、河南、云南等地区都集中爆发了一系列的违约案例，信用事件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最后，中小企业往往是整个信用风险爆发中首先受到冲击的最主要的主体，中小企业信用风险爆发的情况也要比预期的更加严重。未来去杠杆的过程中，主要还是加大直接融资的比例，可以看出，今年已经有了明显的效果。明年如果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方面有进一步发展，直接融资规模的比例就会提升。如果能把多层次资本市场搞好，债务问题和去杠杆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证券报》、中国新闻社、新华社、中国网、新浪财经、和讯网等40余家媒体参与了报告发布，新浪财经对本次论坛进行了现场图文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