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会在人民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全球技术进步放缓下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构建”。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伟，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胡迺武，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委员刘世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处长、经济学院教授刘凤良等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

论坛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创办10年来，始终坚持“四个维度”的研究方法，即改革维度、政治经济学维度、世界维度及多重周期叠加维度，逐渐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影响力日益扩大，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重要学术品牌，也是人民大学建设“国家高端智库”的重要成绩和标志。刘伟校长充分肯定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并介绍，入选全国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以来，国发院在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研究成果、提供智识支持、引领社会舆论等方面都表现突出，正在致力于打造成为党和政府信得过、用得上的“国家高端智库”，为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刘伟校长还指出，本次年度论坛的主题是“全球技术进步放缓下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构建”。这个主题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结合得非常紧密，体现了论坛学术团队始终秉持的咨政意识和问题意识，也反映了人民大学国发院坚持立足于国家层面和战略视野进行政策研究的学术立场。

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处长、经济学院教授刘凤良代表课题组发布了论坛主报告《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6年第三季度）——全球技术进步放缓下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构建》。

报告指出，2011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逐步放缓，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长期潜在增长率的下滑。为此，我们需要挖掘最有潜力的增长源泉，构建中国经济的新动能，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长远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潜在增长率在不同时期的推动因素不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弱，劳动力的推动作用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改革开放之初能够贡献1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到2015年只能贡献0.14个百分点。资本的贡献相对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平均年贡献3.7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不过，随着资本边际报酬逐渐下降，2011年以来，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逐年下降。在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是潜在增长率波动的最主要原因。对外开放带来的向世界技术前沿学习模仿推动的快速技术进步、改革释放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需求持续扩张产生的规模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开放进程中对国际前沿技术进行的吸收和模仿。近年来，随着技术模仿空间缩小和第一次系统性改革的红利逐渐减弱，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持续下降，赶超进程趋于萎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因为主动调控还是外部冲击，当经济的总需求疲弱时，在1988-1992和1998-2002这两个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都较慢，国内消费高涨和外需上升时期，全要素生产率都呈现了上升的态势。由于需求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外需增长空间越来越小和消费为代表的内需仍有待启动，需求相对不足也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因此，传统模仿性技术进步、改革红利、需求扩张所产生的规模效应，都呈现弱化趋势，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加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资本边际效益递减，增长的传统动能渐趋消失。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经济赶超导致技术模仿空间变小，工资上升导致出口动能下降，经济增速必然会放缓，这符合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不过，增速放缓之后却可能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种是经济增速虽然下降，但是人均产出还是可以持续增长，从而使得国家从低收入走向高收入。另一种情况是经济增速下降后就持续不振，人均经济增长率在零附近，经济维持在特定水平，跌入收入增长陷阱。因此，增速放缓并必然陷入增长陷阱，重要的是进一步挖掘经济增长新源泉，适时实现新动能的转换，将经济增速维持在新的合理水平。当然，对中国经济而言，由于增速放缓是必然现象，新动能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维持经济在两位数水平上实现高增长，而是维持一个合理的经济增速，实现人均收入水平持续上升，从而使得中国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传统动能消失之后，就需要寻找替代动能。国际经验主要指向三个方面。第一，技术模仿替代动能是自主研发。因为距离技术前沿越来越近，就需要用研发来代替模仿。新技术的研发本质上是企业为代表的经济活动主体的试错过程，这就要求进一步发挥市场的作用。同时，这也要求政府在政策选择上应更多定位于弥补市场外部性，对创新提供更多的支持，特别是提高教育投入、增加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供给，以降低企业创新风险。第二，代替对外贸易的主要是国内消费。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提高创造了中产阶级，这些人是未来市场需求的源泉。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在增长初期，收入分配差距很大，中产阶级数量小，在外需减少后国内需求不能得到有效补充，就有可能导致增长陷入停滞，极端者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中产阶级的培育引致的内需正是和外需的逐渐放缓相一致的。经济发展导致工资上升压缩了原有的外贸空间，但是工资上升却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兴起，为国内消费增加提供了动力。因此，从外需向内需的转型关键是能不能转变为工资拉动的需求模式。如果能，那么就可以通过工资上升导致总需求继续上升，一方面满足总供给，另一方面为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提供空间。第三，通过研发向国际价值链高端攀升。原有低成本的出口模式在工资上涨后受到抑制，需要通过新技术研发提高生产率，从低附加值产品到高附加值产品，攀升国际价值链，提升国内产业结构。

在世界技术进步放缓的背景下，挖掘旧动能，构建新动能，将是我国实现长期持续增长的关键。基于我国国情并借鉴国际经验，近期我们应着力于实现下面几个方面新动能的转换：（1）以技术前沿创新代替技术模仿：（2）以人口质量红利代替人口数量红利；（3）以技术创新导向的民间资本设备投资取代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4）以质量提升为导向的农业现代化和深度工业化代替原来数量扩张为导向的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5）以攀升国际价值链的新型开放和提升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取代外需的数量扩张；（6）以城市群一体化为代表的深度城市化代替简单数量增加的城市化；（7）以新一轮结构性改革红利提升原有改革红利。实现这7大动能转换，技术创新是先导，改革是基础。

以技术前沿创新代替技术模仿在我国新动能的构建与形成过程中必将起到引领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上广泛期望出现一次技术革新，从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与增长。于是，工业4.0等想法纷纷兴起，试图从环保、新能源等领域找到下一次技术革命的发源地。但是，当前创新投入和创新成果似乎都预示着，新的技术革命还没有孕育成熟，世界经济仍处在信息革命的深化期。从创新投入角度来看，世界上主要进行研发的公司集中在计算机和电子设备行业，其他领域还相对较少。据欧盟调查，在企业2014到2017年的研发投资预期中，仅有以半导体、3D打印等现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硬件和设备制造行业相比于以往预期的研发投入有所上升，而在其他领域，例如制药和生物技术等，企业都预计将减少研发投入。从创新产出即专利申请情况来看，当前最有前景的技术领域还是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相比于本世纪初，世界主要创新型公司仅在“计算机技术”、“电气机械”、“半导体”、“数字通信”中的专利活动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他技术领域甚至呈现下降态势。这些继续进行研发高投入和专利增加的技术领域无疑还是上一次信息革命的深度扩展。

到目前为止，信息技术以外的领域所取得的技术新突破还远远不够，加之从技术到产品设计和成熟往往也需要较长时间，这就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世界上引领产业革命的技术进步仍然最有可能体现在与信息技术相关的领域内。据此，我国的前沿创新也应该集中在这个领域。幸运的是，相对于世界前沿水平我国在这一领域恰恰具有基础和比较优势。中国的企业在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4个技术类别中拥有技术优势，包括“电信、数字通信、基础通信和计算机技术”。这是与我国这些年来在这些领域进行的广泛研发有着密切关系的。这些领域实际上是这些年来世界技术前沿最主要的进步领域。因此，我国目前在这些领域具备的技术优势，能够为未来前沿技术创新的深度发展打下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在这些领域实施自主研发战略，在生物技术等领域加快模仿创新，以稳健的科技创新战略迎接下一次技术革命的到来。

在世界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凭借我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技术优势，加速提升该领域的制造技术，通过扩散效应推动整体技术进步；同时，积极推广信息技术的应用，构建数字经济，发展与此技术相适应的新业态。在信息技术领域中，电气与光学设备对我国经济影响最大，通过模拟我们发现，电气与光学设备技术变化的影响如下：当电气与光学设备的技术向前沿面靠近1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0.290%；靠近2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0.573%；靠近3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0.850%，靠近5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1.383%；完全达到时，会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2.612%。与信息技术应用相关联的数字化所产生的新业态对潜在增长率也会有重要贡献。2016-2020年间，智慧农业预计能够提升GDP增长率0.010-0.011个百分点；第三方物流预计能够提升0.008-0.013个百分点；网上零售业预计能够提升0.471-0.742个百分点；文化新业态预计能够提升0.023-0.098个百分点；在线医疗预计能够提升0.001-0.006个百分点；在线旅游预计能够提升0.006-0.236个百分点。在这六大新业态中，网上零售业对GDP的提升作用最大，在线医疗对GDP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弱。总体而言，以智慧农业等为代表的六大新业态预计在2016-2020年间将帮助中国提升0.662-0.919个百分点的GDP增长率。这意味着，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载体所催生的新业态将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在我国劳动力数量和外部环境等趋势不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启动新动能，未来五年我国潜在增长率在基准情况下可以达到6.5%至6.6%，在较为乐观的情况下能够达到6.8%-6.9%，在技术全面处于世界前沿水平这种最为乐观的情况下则可以达到8%。

构建新动能，推动创新方式从模仿走向局部乃至全面的技术前沿创新，就需要将适应技术模仿追赶型的经济治理模式改革为适应前沿创新的经济治理模式。其中核心内涵就是重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适应技术模仿追赶型的经济治理模式中，由于有技术国际前沿放在眼前，政府看得准发展方向，能够做出较为准确的规划，同时专注于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主导的赶超战略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但是，前沿技术创新需要以企业为代表的经济主体通过试错来完成，预先规划比较困难，因此，政府需要将技术创新的控制权更多地交由企业，在更多方面确立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由企业来完成自主创新。政府更多是帮助企业分担研发产生的风险和外部性，而不是简单地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动能本身发生的转换也是为什么近年来大规模基建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日益降低的深层原因。由于技术需要物化在资本中才能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所以以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微观模式势必需要将现在大规模政府主导的基本建设投资转变为民间资本为代表的以创新为导向的设备更新投资。

实现上述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转换，更加需要我们深入推进新一轮的结构性改革。改革的目的是构建与新动能激励相容的体制机制，激励市场主体和政府行为与新动能相一致。新一轮改革的核心就在于重塑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将适应技术模仿追赶型的经济治理模式改革为适应前沿创新的经济治理模式：缩小政府的职能范围，将更多领域的资源配置交给市场，政府从经济发展方向的引领者走向支撑者。同时，为了适应动能的转化，这次改革需要是一次存量性质的全方位系统性改革。除了重塑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调整政府行为之外，还需要改革金融领域，放松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改革要素市场，推动资源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以规模为导向的产业政策转向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市场失灵；提升劳动投入质量；进一步强化产品标准和市场监管，提升产品品质；建设高效能国家创新体系。

实现这些改革也需要较为平稳的宏观经济环境，这需要短期政策努力实现稳增长。即使如此，短期政策仍需要兼顾长期发展的目标。短期稳增长的政策需要以激发增长新动能为导向，在政策工具和政策组合的选择上需要考虑未来改革的需要。第一，财政还需要维持较为宽松的态势，但是在投向上要更多的以改革目标为宗旨，逐步从基建投资更多投向民生等领域，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同时为了容纳企业试错，加快建设社会安全网。在投向调整的过程中，逐步实现政府规模的缩小。第二，在短期内需要维持适度宽松的流动性，不急于降杠杆，而是首先进行过剩产能的清理。由于我国的过剩产能并不是市场自发形成的，更多的是在政策模仿期内政府推行赶超战略的结果，仅仅依靠市场并不能完成去产能，还需要政府的推进。在完成去产能任务后，市场价格上升，行业景气度恢复，企业的杠杆率自然就会出现下降。最后，为了维持国内稳定的宏观环境，需要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密切关注，防范国际风险。

发布会第二单元的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刘元春主持，与会专家与嘉宾就中国宏观经济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