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和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专题报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及实施路径”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汇贤大厦C座800会议室举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宋立、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经济学院教授黄桂田、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副司长孙国君、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郭杰等专家学者参加报告发布会。

此次专题报告发布会由刘元春教授主持。

郭杰教授代表人大国发院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团队发布专题报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及实施路径》。

首先，报告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学基础就是供给经济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手段就是减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集中力量扩大供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于供给管理”“产业结构高级化就是提升服务业占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以自由市场作为经济治理模式”等六大误区进行厘清、解读和纠正。

报告在厘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理解和操作上容易产生的一些误区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第一，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原因在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暴露出诸多问题表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已经不大适应，两者之间甚至存在着较大的矛盾；同时，新常态对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倒逼着生产关系的改革。第二，矛盾主次方面的相互转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客观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步入新常态，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中，供给侧又一次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因为：从需求侧及需求管理的角度来看，需求在解决矛盾中的动力逐渐减弱；同时，传统的粗放式供给模式后继乏力，急需新的突破。第三。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是供给侧的重要结点。具体表现在有效供给不足、无效供给过大、收入结构严重恶化、区域空间结构不合理等四个方面。第四，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改革。当前生产关系存在市场与政府的界限不清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和财政体制、国有企业和行政性垄断、社会保障供给不足、公共资源廉价使用模式、宏观调控框架与经济结构矛盾等问题，这些问题为改革指明了方向。

基于以上分析，报告得出结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思维和战略举措，其理论基础既不是供给学派，也不是结构主义，更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在新常态下的具体运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创新，它标志着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其目的是通过改革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创造条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更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此基础上，报告阐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遵循的五个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原则；从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过渡；将化解产能过剩和创造新供给的指挥权还给市场，政府不要划定领域，指定任务，需要的是退出干预；在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中，先以国内改革，逐步放开，防止迅猛的大开放；适度扩大财政赤字，稳定总需求，以市场机制培育新兴产业。

同时，报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第一，我国的供给侧调整首要是在全球大环境中对各经济体分别对待；第二，将人民币建设成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区域性货币，通过获取铸币税降低企业成本；第三，以提高国内产品标准为手段，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加大存量改革；第四，在要素成本上升的大环境中，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创新是未来降低企业成本的三大动力；第五，以制造高端化为主要着力点，提升产业结构，带动服务业发展；第六，有序废止审批权，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简政放权；第七，利用城乡收入差，通过新产业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第八，区域再平衡提供了巨大的结构调整空间和动力，需要以新产业积极融入国际价值链。

为了有效地推进上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领域，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需要注意四个着力点：第一，为了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上需要有选择性的主动加杠杆；其次，发挥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产业政策定位于市场失灵；再次，政策要与市场激励相容；最后，着力构建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和社会安全网。

最后，报告对“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任务，就它们性质、成因以及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等方面，做了初步的探讨。

第一，去库存。针对房地产库存的结构性特征，报告建议，以土地经营权入股方式在农村建立合作养老机构，实现以地养老，为进城农民工在城市购房分忧解难，提升农民工的购房意愿，促进有效需求的形成；在三四线城市通过推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方式，以金融手段化解房地产空间错配；一二线城市结合棚户区改造加大房地产供给；适当延长土地开发时间限制等，允许三四线城市开发商自我调整供给速度；从中长期来看，需要加大中西部城市群建设力度，吸引人口集聚，活跃市场。

第二，高杠杆。针对高杠杆的主要成因，报告建议从取消金融规模管制，以构建基准利率为突破口加快利率市场化，以金融大部制为切入点推进宏观审慎管理，适时加快注册制改革，与化解产能过剩联动，通过央行、政府和居民加杠杆为企业去杠杆创造条件等方面切入。

第三，去产能。基于对去产能可能面临的困局及风险的分析，相关的政策思考有：在推进和落实去产能工作中需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要高度警惕地方政府对推进去产能工作和处置僵尸企业方面的内生性惰性以及不作为的行为动机；构建市场和政府职能有机平衡的债务处理与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构建市场和政府职能有机融合的职工就业安置机制，扎实做好利用中央财政资金在推进“去产能”工作中的引导和兜底两大核心工作，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和救助机制，特别要重视社会政策的“托底”作用。

第四，降成本。主要的对策有：推进与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化改革目标兼容共生的政府行政体制；推进税收改革和收费机制完善；降低中国实体经济劳动力的相对成本；全面推进金融体系的大改革；推进能源价格体制改革；打破激发地方政府发展产业的无序竞争体制，推进产业物流业整合和道路通行机制改革。

第五，补短板。报告认为就产业角度来说，造成短板存在的最核心因素在于全社会自主创新的动力不足，内生性的自主创新机制难以形成。对应的激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措施有：适当强化类别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和专利制度，通过制度创新形成有利于各经济行为主体创新活动的制度环境，扫除困扰产学研合作机制构建的制度性制约因素；进一步清晰政府与企业的边界，铲除官商共谋的土壤，完善市场机制，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以及微观主体自主创新的动力；全面改革既有的传统产业扶持政策以及各级政府普遍实施的创新补贴奖励政策，紧密依靠政府对激励创新有效制度的全面创新和重新设计，形成政府对促进微观经济部门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正向激励机制；调整中国当前的对外贸易政策，构建中国主导的区域价值链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体系，通过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形成有利于促进中国创新能力提升的外部环境。

专题报告发布会第二单元的活动由毛振华教授主持，与会专家和嘉宾就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力，是否是过去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三架马车的角度来刺激经济，在经济政策失灵以后采取的措施？是不是经济失灵了？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宋立认为，可以说是政策失灵了，但是三架马车永远不会失灵。社会上现在有一种观点，好象需求是短期的，供给侧是长期的，经济学可是没有这样的说法，经济学永远是供给和需求是平衡的，如果没有中国这几年的需求，没有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产品需求的话，我们过去十几年，第三次全球化的高潮是不可能想象的，问题是现在第三次全球化回潮了，现在的这种周期平落下来了，现在需要创造新的需求，那就需要用新的供给来推动。政策失灵是政策到了极限。

通过市场来完成结构性的目标，显然跟我们过去还是有差距的，市场更多强调自发产品，需要时日，政府在这里面是引导还是主导？现在我们提出来整个宏观政策转轨的时候，这个过程中怎么体现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比如说去产能、去库存，这些需要政府来操作吗？都是企业的事。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黄桂田认为，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大的问题是去产能，去的产能都是涉及过去我们讲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性的产业部门。而这些部门简单地说是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发挥主导性作用，这样简单地谈是没意义的。

总体上来讲，比如像我们的钢铁行业的产能，我们每一年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粗钢大数是8亿吨，现在我们的产能已经超过了10亿吨，有人说甚至到了12亿吨以上，这就需要去产能，不是简单地发挥市场机制，让一部分产能，比如说4亿吨或者3亿吨直接关门，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这里涉及到这些职工怎么安置的问题，钢铁行业好象有500多万职工，按照产能来对应，三分之一以上的是属于过剩产能，那就是说分解出来的是一两百万的产业大军，实际上会有一系列问题。所以还不能在具体的去产能的问题上说，完全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由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可能需要共同发挥作用。

结构性目标的实现，一般往往都需要有区位性的产业政策，这次提出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政府过去长期执行的产业政策相比，到底有什么特色？过去我们一直在搞产业政策和结构，提到这么高的地位的时候，再回头来看，我们过去的产业政策，过去政府的结构性调整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这次在这样一个新的背景下，到底有什么样新的特色，怎么样更加重了色彩？

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副司长孙国君认为，对于现在我们的产业政策来说，要推进结构性调整的话，就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我们的产业政策要鼓励一些高端的发展，增加中高端的供给，一定要我们的新经济成长起来，新经济增长和传统产业的改造一定是同步来做的。一定要产业政策一方面大力辅导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当它有增量之后，能够对冲我传统产业调整下降的缺口之后，我能够保就业、保财政收入、保居民收入之后，我们才能够进行产业结构性调整，我想这就是现在产业政策和以前产业政策那种单纯的，就是哪一些鼓励限制类的做法的很大的区别，就是一方面我要做新的，另一方面对旧的进行传统的改造，让这些旧的有些能转型的就转型，不能转型的尽可能下降缓慢一点，不要太陡，太陡了我们的经济社会受到的冲击太大。

一方面讲总需求政策一般是以央行的货币政策为基础展开的，这次提出的供给侧，是否意味着我们整个经济政策的核心是由央行转到发改委和财政部？这又是否意味着我们在货币政策相对稳定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货币政策金融管控方面有什么改变？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认为，第一，供给和需求从来不是完全对立的。在供给层面的结构性改革里面，无论是发改委、央行包括财政部都是政府部门，都能供给很多东西，央行除了能供给货币之外，还要供给很多跟金融治理方面有关的东西，它如果只是发货币的话，我想央行的职能肯定是不完全的。    

第二，发改委不完全是供给层面，发改委储备了那么多的投资项目，其实就是为拉动需求做准备的。投资是可以为未来比如说竞争能力的提高，或者创新能力的提高。你能供给的东西，同时它也形成投资需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存在说央行调控还有发改委调控之间的重要性的转换，宏观调控是三架马车。但在这三架马车里面，不是财政货币在前面，而是发改委在前面，就是发改委带动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样的变化。

作为政府，它能提供的就是善治，如果只发货币或者只提供财政补助的话，显然是不够的，你需要的是提高你的治理能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般讲结构性目标，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是政策层面的，我们讲体制机制怎么改革，一般讲结构都是讲政策。现在我们讲结构性改革，结构调整都是政策配套的，改革匹配，讲到这里落脚改革是不是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企业制度方面？这是不是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认为，结构性是一个问题，目前导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长期潜在增长，主要卡在结构性上面，这个结构性问题解决的思路在于通过改革。所谓改革，当然我们自然而然讲到市场决定性作用，就一个具体问题来讲，政府又不可或缺，这让我回想起当时我读博士的时候，看过的一本美国学者写的书，里面有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就是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常常是被政府自己制造出来的。换句话来说，市场失败，可能并不是市场本身导致的，而是由政府干预导致的。从短期角度来讲，我们确实离不开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干预一定会导致更大的市场失败，而这个更大的市场失败，一定会导致更多的政府干预，我们最终无法解套，解套的根本还是从体制机制上解决，这是市场导向。而市场导向最重要的是政府放松管制，重新构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而这恰恰回到这个问题上面，改革的核心内容。

去杠杆、去库存已经提了好几年了，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讲这几个问题，过去解决得不好，还恶化了，现在再提出来的时候，从需求侧调到供给侧，需求侧没解决好，供给侧能解决好。同时我们知道，我们要稳增长，还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这么一个大环境下，我觉得难度依然还是很大，所以想听听你在这方面的一些想法，它到底有什么新意和办法，那边没变，这边有什么新办法吗？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认为，我们经过2008年到2014年这样的一系列的调整和一系列的改革，让我们明白了改革必须要寻找到一种恰当的切入点、恰当的时机，它必须要遵循大魄大力的一些原则，它必须要遵循改革必须要有政治的这种权威和政治的共识这样的一些基本原理。

改革的核心第一个是政府的自我改革，第二个是国有企业改革，但是我们就想问，在2011年2012年，我们的政府财政收入同比增长还有17%、18%，改革政府和国有企业阻力相当大。如今政府的总体性收入负增长了，特别是一些局部的地方政府和大量的国有企业出现很多问题，这时候我们以它来作为改革的切入点，就能改得动了。因此我们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2016年统领整个经济工作的一个纲领，有它的新意，这个新意就是反腐倡廉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共产党的这种自我的更新，自我的强大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我们的经济开始不断探底，我们的供给侧问题开始全面显化，只有改革的共识、改革的内生动力以及改革的这种顶层设计三位一体的力量，才能使我们真正在改革上有所作为，才能避免我们改革重蹈以往出政策、出方案、大家讨论就是不讲行动的覆辙。

最后，每位嘉宾就现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一条自己认为最应该实施的一项政策。

宋立提出，建议加减乘除并用，减法要跟加法基本平衡，除法要跟乘法基本平衡，总的下来正的效果要比负的效果大一些。

黄桂田提出，上上下下别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加减乘除，实际上加法好做，减法是最不好做的。

孙国君提出，我们做结构性改革的时候要特别做好经济平稳运行和改革之间的关系，如果经济不平稳，会导致很大的问题，这也是兼顾当前和长远都要考虑的问题，包括改革政策里面都需要把握的一点。

张晓晶提出，处理好现在的反腐败工作和真正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之间的平衡。充分发挥冲在一线的，无论是地方官员、企业家，他们的积极性。反腐为改革摊平了道路，但我们不要把敢于改革、敢于担当的这些人做的事，和以前的这些所谓的腐败的事混淆，我们要保护这些有担当的人，即使可能他们会犯错误。

杨瑞龙提出，我们要把短期的货币管理政策和中长期的结构性管理政策改革结合在一起。中国经济有比较显著的增长依赖，我们需要一定的速度维持这种体制能够自我循环，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和短期的改革结合起来，避免经济增长过度下滑。

刘元春提出，我认为当前，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核心的两个关键点，第一点从中期角度来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败核心在于能不能构建出新型的激励相容的体系，只有有这样的一种体系出来，我们才能够出现一批真正有理想，敢于改革、勇于改革、改革的这样一批精英来领导中国走出我们目前的这种困局，才能够改变目前只有少数几个人愿意改革，很多人不愿意改革、不敢改革的这种局面。

第二，在全球这种大势下面，我们必须要熬过今年，就是说不管想什么办法，要熬过今年。所以我觉得当前中期是要构建这种新型激励体系，短期就是熬过今年，明年、后年，，好的政策、好的改革必须要有好的环境、好的运气，我想我们明年的运气、环境都会转过来的。因此，今年很重要。

媒体报道：

人民网：http://expo.people.com.cn/n1/2016/0321/c57922-28214854.html

光明网：http://economy.gmw.cn/2016-03/22/content_19393978.htm

腾讯财经：http://finance.qq.com/a/20160319/027693.htm

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60319/212124458858.shtml

经济观察网：http://eeo.com.cn/2016/0320/284390.shtml

21世纪经济报道：http://m.21jingji.com/article/20160320/herald/9d7664c27ed0bf604d60a9e05f5ae2d8.html

中国经济导报：http://www.ceh.com.cn/epaper/uniflows/html/2016/03/23/B02/B02_57.htm

第一财经：http://www.yicai.com/news/2016/03/4764055.html

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sscp.cssn.cn/xkpd/xszx/gn/201603/t20160323_29337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