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6年中期）”报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尚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处长刘凤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等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
论坛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处长刘凤良教授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教授代表课题组发布了论坛主报告《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6年中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报告指出，2016上半年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房地产新政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在持续探底中开始呈现企稳的迹象，CPI重返“2时代”、PPI负增长的大幅度收窄、企业利润增速的转正以及房地产类数据的反弹都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并不存在“硬着陆”的可能。
2016年近期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现象：1）“去产能”还在布局阶段，过剩行业产品价格却开始出现大幅度波动；2）三四线房地产“去库存”还没有开始，一二线房地产价格却出现全面上扬；3)对“僵尸企业”和高债务企业的整治还没有实质性展开，大量高负债国有企业却已经大规模进军土地市场、海外并购市场和金融投资市场；4)“去杠杆”各类举措刚开始布局，但宏观债务率却持续上扬，部分指标已经大大超过警戒线；5)“降成本”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各类宏观税负指标却在持续加重，企业总体盈利能力持续下滑；6)房地产投资增速超预期反弹，各类新开工项目大幅度上扬，但民间投资增速却直线回落；7）M2增速保持稳定，但M1增速却出现持续上扬，M1-M2缺口持续扩大；8）居民收入增速持续超过GDP增速，但劳动力生产率以及企业盈利能力却出现持续下滑；9）对外投资增速急剧上扬，但出口增速却持续低迷；10）各类技术指标进步神速，新经济增长动力开始显现，但总体劳动生产效率却依然处于持续下滑的区间；11）工业等传统行业有所企稳，但服务业和新兴行业却开始呈现疲态；12）政策类投资增速回升，但消费却出现持续回落。
这12大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依然面临四大方面的问题：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还没有完全找到；二是稳增长政策并没有缓解宏观经济深层次问题，反而使各类扭曲大幅度上扬，资源配置的效率持续恶化，经济主体的信心没有得到改善；三是经济回落的负反馈机制开始发生变化，经济内生性下滑的压力有所加剧，“生产效率预期下滑”+“投资收益预期下滑”+“收入增速预期下滑”所带来的市场型投资疲软和消费疲软开始向深度蔓延。短期产出与中期潜在产出的负向强化机制、超国民收入分配所带来的“消费-投资”困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收益下滑所带来的进一步“脱实向虚”等3大新难题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摆脱持续探底困境的核心障碍；四是当前宏观经济的短期企稳构建在大规模政策宽松和泡沫化房地产复苏之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分化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还没有形成持续稳定或复苏的基础。
2016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难以持续上半年企稳的态势。外部经济波动的重现、内部扭曲的强化、金融风险的不断累计与间断性释放、结构性改革的全面实施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进一步抬头。而与此同时，政策刺激效率的递减和房地产泡沫的管控决定了经济政策的对冲效应将大幅度下降。因此，本轮“不对称W型调整”的第二个底部将于2016年底至2017年初出现，并呈现出强劲的底部波动的特征。
CMAFM模型下中国宏观经济形势预测结果
课题组根据上述的一些定性判断，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设定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假设为：（1）2016年为21800亿元；（2）2016年人民币与美元平均兑换率分别为6.60:1。分年度预测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其预测结果如表1所示。
1、在外需持续疲软和消费下滑的作用下，2016年上半年GDP实际增速较去年回落了0.2个百分点。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PPI和CPI持续改善，GDP平减指数由去年上半年的-0.12%上升到2016年上半年的0.6%，导致2016年上半年GDP名义增速达到7.4%，较去年同期提高了0.5个百分点，较去年全年提高了1个百分点。这种价格效应大大缓解各类经济主体的压力。
下半年，由于投资增速的回落和消费疲态的进一步延续，GDP增速将出现明显回落，预计全年GDP实际增速为6.6%，较去年全年下降了0.3个百分点，但由于价格效应，2016年GDP名义增速为7.5%，较去年全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因此，从经济运行角度来看，2016年虽然延续了新常态艰难期不断探底的特征，但价格水平摆脱生产领域的“萧条”和消费领域的“低迷”，将有利于内生经济增长动力的启动。
2、从供给角度来看，除第一产业保持相对稳定之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基本上保持了持续回落的态势，特别是第二产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下，去产能和化解僵尸企业直接导致短期工业产出出现明显下滑，预计2016年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为5.9%，全年为5.5%，较2015年下滑了0.5个百分点，较2016年上半年下滑了0.4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经济转型寄予厚望的第三产业改变了2015年增速回升的态势，预计2016年上半年增速仅为7.7%，较去年同期下滑了0.6个百分点，2016年全年增速为7.9%，较去年全年增速回落了0.4个百分点。
3、从总需求角度来看，3大需求总体疲软，但回落幅度在短期需求扩张政策的作用下小于总供给，这导致2016年总产出实际增速回落的过程中价格水平出现改善，GDP平减指数得到较大幅度回升。
1）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持续改善难以填补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和制造业投资增速下滑所带来的缺口，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1季度快速抬头之后出现持续回缓，预计上半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9.9%，比去年同期下降1.6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增速下降了0.1个百分点。预计全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9.8%，比去年下降了0.2个百分点，如果考虑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回升，实际投资增速回落更为明显。
2）在高端消费外流、收入增速疲软以及预期恶化等因素的作用下，2016年消费总体疲软的现象比较明显。预计2016年上半年全社会零售名义增速为10.1%，实际增速为8.0%，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0.3个百分点和1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全年名义增速为10.1%，实际增速为7.8%，比去年全年增速分别下降了0.6个百分点和1.5个百分点。
3）在世界经济持续疲软和人民币贬值等因素的作用下，进出口在2016年呈现“前低后稳”的走势，预计2016年上半年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增速为-7.0%，全年增速为-2.3%左右，而以美元计价的2016年上半年进口增速为-4.6%，全年为-1.2%。上半年贸易顺差为2196亿美元，全年顺差预计达到5616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5%左右，略低于去年的水平。
4、在经济低迷的2016年中最为显眼的指标就是明显回升的价格数据。从表象来看，各类价格指标回升是蔬菜、猪肉以及大宗商品的轮番驱动的产物，但从深层次来看，货币的宽松、供给增速更快的回落以及持续的成本推动才是本轮价格回升的关键。预计2016全年CPI增速为2.3%，比2015年上涨了0.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工业领域通货紧缩的现象将在“去产能”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反弹、房地产反弹和价格基数等因素的作用下得到全面缓解，预计2016年全年PPI跌幅为1.2%，比2015年缩小了4.8个百分点，年末单月同比由负转正；2016年GDP平减指数由负转正，全年同比增速0.85%，较2015年回升了1.3个百分点。
5、2016年货币政策继续持续总体宽松的基调，但受到物价上涨、房地产市场泡沫以及杠杆率持续攀升等因素的掣肘，货币政策将由上半年较为宽松的定位转向适度稳健；同时，受到资金内生性收缩的压力，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狭义货币供应量（M1）、全社会融资增速之间的差额扩大，流动性向实体经济的渗透力进一步下滑。预计M2增速保持在13%，社会融资总额增速为13.4%。
2016年下半年各类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必须做出新的调整
报告指出，2016-2017年是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期，“大改革”+“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监管”必须要有可操作的抓手和可实施的方案，各类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必须做出新的调整。
一、要把握目前中国经济持续回落的逻辑，高度重视当前总体经济增长动力持续下滑的现实，要密切关注目前劳动生产率下滑、企业投资预期收益下滑、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收益的缺口不断扩大、消费与投资等内需持续同步回落等现象，把改革与调控的落脚点切实放到投资收益预期逆转、劳动力生产率回升之上，积极构建短期扩大需求与中期提升潜在增速相契合的政策包。
二、12大类扭曲现象证实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实施的迫切性，一方面我们必须抓住当前经济不断探底所带来的“大破大立”的大改革时机；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梳理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不顺的关键，重新寻找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和实施的抓手。
三、需要进一步强化从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来深入认识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明确供给侧改革在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中的主导作用。
四、要在增量改革的基础上，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强化存量调整的力度，盘活存量、清除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毒瘤是中国经济转型和复苏的关键。利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管理政策阻断内生性下滑的各种强化机制，防止微观主体行为出现整体性变异，在强化监管的基础上，关注可能出现的各种“衰退式泡沫”。
五、要从战略层面认识到调动各级精英阶层的积极性是当前以及未来经济成功转型升级的核心。要认识到过度下滑甚至出现持续的萧条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社会风险，因此在反腐倡廉取得重大战略性胜利之后，应当在稳增长的基础上，积极构建新一轮大改革、大调整的激励相容的新动力机制。
六、要充分利用中国政府在体制和财政空间的优势，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在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的基础上，强化积极财政政策的定向宽松，全力配合更为主动、更为全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七、货币政策应当根据新时期的要求全面重构。
八、持续关注房地产市场复苏态势，及时调整当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要改变简单宽松的政策导向，针对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房地产企业进行分类治理。
九、要持续关注去产能过程中的就业市场压力，防范和化解劳动力市场风险。尽管去产能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冲击与影响总体可控，但叠加经济下行调整本身的就业压力，失业风险依然不容忽视。
发布会第二单元“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教授主持，与会专家就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发言提出三个问题与大家讨论：1.为什么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2.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管理究要怎么做，如何配合？3.供给侧改革需要注意的一些关键问题，如“去杠杆”、“去产能”？
第一个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报告中特别提到，“中国经济可能是在触底，但是还可能会有二次触底，原因在于全球经济处于非常不景气的状态”。今年是金融危机第八年，而全球经济并没有很大的改善，尽管全球来看各种各样的财政、货币政策都用到极致，如欧洲、日本为负利率，但社会投资依旧不景气。这带来一个问题：按传统理论来说，经济疲软时，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需求，从而使经济走向复苏，但在反危机政策做得如此极致的背景下，经济依然如此，说明新的常态已经出现，也就是有新的周期出现。在这样的变更中，总需求政策可能已经走到尽头。防止重大衰退是全球一直面临的问题，所以全球各国无一例外地都提出结构性改革，如默克尔访华时表示要加入结构性改革，这是全球性的命题。中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强调的是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技术进步。在新一轮背景下讨论供给侧改革，其核心是改革，而改革的核心是激励机制，如家庭联产承包是一种新的激励机制。
第二个问题：供给侧与需求侧。社会上很多观点把供给侧和需求侧对立起来，甚至把它上升到某种信条，这可能太机械化、过于形而上学，其实这两个问题本身是一个问题。供给侧是解决技术进步问题，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潜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然后提高潜在增长率。供给侧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情况下，如何寻找新的技术进步，以提高潜在增长率。去年实际GDP增速大于名义GDP增速，PPI持续51个月为负，开工率处于很低的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升有效需求是非常重要的，短期有效需求的维持是长期增长基础，供给侧改革需要提升有效需求方面的配合。在短期，只有提升总需求，实际经济表现接近潜在生产率，才能构成供给侧持续改革的基础。发展是改革的基础，改革是为了发展，如果宏观经济不宽松，改革很难进行，而宏观经济的宽松，需要一系列的政策性支持。
第三个问题，供给侧改革中的关键性问题。简单的供给侧改革叫“三去一降一补”，目前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三去”不能同时进行，否则虚拟、实体方面会同时出现问题，这将会带来更大问题。在这样的风险下，合理的解决方法是：先把杠杆支住，然后去产能。目前M2的增速很快，而M1的增速更快，这是在“支杠杆”来为“去产能”争取时间。另外，“去产能”也是为“去杠杆”创造条件，只有当企业有销售收入、有盈利时，杠杆才能维持，然后才能“去杠杆”。今年下半年能否实现实质性的“去产能”很重要，目前的“去产能”不是实质性的，只有真正把僵尸企业去除，使其不可能再复工，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才能真正盈利。以钢铁企业为例，民营的沙钢，国营的宝钢，它们的生钢成本是全球最低成本，但依旧亏损，这意味着并不是企业没有竞争力，而是产能过剩太严重，如果将30%的过剩产能去掉10%至20%，价格回升，企业即可实现盈利。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依旧需要钢铁，从亚洲国家比较来看，日本在70年代钢铁产能就超过一亿吨，为全世界第二大产钢国，由此来看，中国可持续二三十年将钢铁产能维持在八亿吨，此时所有的杠杆都可持续。因此在稳住杠杆的同时，去掉部分过剩产能，是整个经济好转的基础。有序地去杠杆，有序地进行供给侧改革，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基础是非常关键的。
总之，总结有三点：第一，供给侧十分重要，是全球性的问题；第二，供给侧的改革必须有需求侧的配合；第三，供给侧改革，于中国而言，关键是要处理“三去”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只能是循序渐进的，要用“两条腿走路”，理清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关于对外投资的增速加快，但出口的增速却持续下降的问题，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第一，全球的贸易环境不景气，短期内仍然不会回暖。主要因为：一是全球需求下降，二是世界正在发生去全球化，三是IMF报告全球面临着广泛的停滞风险。从这个角度来讲，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在这种全球贸易形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中国下降最快的是过去35年旧常态的外贸，外贸上升较快的是“三自三高”，也就是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渠道的外贸，表现坚挺的外贸有：一带一路外贸、自贸区外贸、跨境电商外贸、民营企业外贸。加工贸易就是到中国来找农民工的资本，农民工老了、少了，这部分资本就一定会走。这部分资本能不能转移到中国的中西部？四川外贸中加工贸易比例是45%，高于全国十个百分点，过去五年累计增长12%，成功地承接了一部分东部的转移，但是四川的外贸去年下降了27%，降幅大于全球，要想让加工贸易在四川扎根，需要把低端转移到周边，然后四川迈向中高端，发展研发创新或者是更高层次的产业。中国外贸今年前五个月下降了7.7%，这反映了外贸企业缺定单缺技术缺品牌缺资金缺经验和能力缺人才，外贸企业要想告别旧常态迈向新常态十分困难，这六个缺怎么办？
第二：新一轮的全球挑战下，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调整冲击。全球投资去年总规模是1.7万亿美金，低于2007年，全球资本流动没有恢复到危机前，但是去年全球资本流入美国增长了四倍，流入发达国家增长了90%，而流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达到了7350亿美金。虽然危机过去八年，全球仍然面临着广泛停滞的风险，但发达国家开始触底反弹，而发展中国家开始陷入困境。去年外资来中国的投资增长6%，外资中17.3%流入服务业，9.5%流入高技术制造业。2005年外资到中国来是找农民工，2012年外资到中国来是找市场，中国的外资投资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如果中国改善营商环境，加快改革，外资来华投资可能会出现第二春。
第三，对外投资的增速在明显的加快，今年前四个月增速达到了71.8%，主要原因是：一是全球的需求不仅仅是有效需求下降，而且出现了分散化、个性化、本地化的趋势，这种情况下要想卖出商品，很容易引发贸易战、货币战，唯一的道路就是走出去，用投资带动商品走出去；二是世界在发生去全球化，要想攻破TPP、TPIP去全球化，贸易战、货币战会对外贸产生负影响，三是的策略走出去，也就是一带一路、自贸区战略；第三当全球的经济出现了广泛停滞风险的前提下，一个策略是把门关上，另一个策略是走出去，通过这种资产组合的多元化然后来分散全球风险。目前中国出口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但是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外贸模式由之前的外向型模式、出口驱动、FBI驱动的模式转向开放性经济，也就是说双向开放和更加平衡协调战略，从全球来讲，风险有可能会大于机遇，“走出去”用资本输出来带动商品输出的策略也是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怎么能够积累经验，怎么能够防范风险，怎么能够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综合运作的能力？要想使出口跟对外投资比翼双飞，共同快速成长，我们需要考虑这些问题，需要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兼书记刘尚希认为，当前我国需要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结构性改革。
第一，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含义要有新的理解。2008年，我国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与现阶段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一是内涵上，过去的积极财政政策目标是拉动增长，现在的积极财政政策目标是稳住增长，要拉动经济增长毫无疑问需要财政大规模的扩张，而稳住增长不一定必须要大规模的扩张。当前稳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更多作用在结构上。二是内容上、实际上，过去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靠投资，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更多依靠减税，过去的积极财政政策侧重支出，现在积极财政政策侧重收入、降费减税。三是赤字性质上，以往更多是扩张缺口形成的扩张性赤字，当前的赤字更多是因为减收减税形成的减收性赤字，从量上来看没什么区别，但具体的含义不同。
第二，积极财政政策有两个转向。一是从准量性的政策转向结构性的政策；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单纯的经济政策转向经济社会的政策。
从结构性的政策转向看，准量性政策的学理支撑是“三驾马车”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把财政的变量切入到“三架马车”中，很显然仅仅依赖这个框架解决不了中国当前的结构性的问题。而结构性政策的学理支撑是国家治理结构的分析框架，但这个框架还在构建中。国家治理的框架下，实际上是新的政治经济学，对当前政策或者改革的理解应当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上来，我国进入到发展的新时期、改革的新时期。改革新时期的整个目标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各项改革各项政策都应当放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总体目标下考虑，否则很难形成共识。将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和改革的总目标联系起来，实际上就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推动国家治理结构的重塑，将结构性财政政策放在国家治理结构的分析框架下来看，应该从三个维度去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同国家治理结构的差异就是体现在对这三个维度关系的处理和构建。
在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仍存在着政府缺位、越位甚至错位的问题。比如市场的活力与政府监管的方面存在着缺位，消费外流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的监管不到位，这导致供给创新的压力和动力不足和逆向淘汰，使得供给不能及时的跟上消费的转向升级，导致消费者缺乏信心。消费外流实际上是消费者以钞票的这种方式投的信任票和不信任票，其中有市场的问题，但政府监管是更重要的方面。供给侧改革首先要解决政府的问题，缺乏科学严密的监管体系和高的标准，很难改善供给侧质量及实现有效供给。而政府与社会关系维度，实际上是民生与发展的关系问题，改善民生是只考虑眼前还是考虑可持续性，对财政政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财政政策在支出标准上尚缺乏整体的考虑，比如说工资和退休费的标准还有待进一步的科学化。而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协调和完善。
从经济社会的政策转向看，这意味着财政的内涵就不仅仅意味着是经济的手段，而是应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的投资。这体现中国目前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强调发展的整体性。
总之，当前结构性的改革应回到国家治理结构框架中来，财政政策与这一点是紧密关联，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对于中国宏观经济学未来研究的方向，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吴晓求认为，
第一，要研究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过去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与当前中国的实际不匹配，过去很少考虑供给层面，普遍认为供给是由市场自然产生的，而需求侧是政府可以影响、调解的，可见这是不符合当前发展实际的。当前西方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基本逻辑的基石并不稳固，事实上，供给侧同样有强烈的非市场性因素。所以，我国针对中国的发展实际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同时发力，并做好协调。但要认识到建立主流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是很艰难的，因为特殊的国情决定了特殊的基础结构，必须要从现实出发，结合中国的宏观经济分析的结构，研究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
第二，要研究不同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加入WTO后，外部需求成了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力量，但随着世界经济进入到低迷状态，外需出现疲软，内需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最大的问题是改善生活的质量，而不是增长数字，这些国家与中国面临的问题不同。当前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在不同阶段投资、消费和外部需求三者的关系也在不断的变化，未来消费和内部的需求应该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所以，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外部需求显得并不那么重要，内部的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第三，要研究资源配置机制，研究供给侧的形成机制，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过程中所必要的。
第四，需要研究国民收入分配的机制和结构。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政府之间的分配达成均衡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均衡，要有效激发各领域的积极性，必须做好财富的分配。
第五，要认真的研究当前发展阶段的风险释放机制。需要创造一种机制让已经沉淀下来的风险通过适当的方式流动起来，这就是金融结构改革的任务，缺乏经济风险释放的机制是危险的。
第六，要判断中国经济未来的基本趋势。 大量过剩的产能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消化，我国的供给能力很强，这就是为什么当前并不存在通货膨胀，因为通货膨胀是严重压抑了供给能力的社会现象，当前不会出现，加上政府的保障，通货膨胀不会出现。另外，基于中国金融结构的变革，资本市场的发展会使得金融结构富有弹性，未来不是物价变化是资产结构变化，这种变化从短期来看会吸纳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但从长期来看危害很大。基于此，未来中国经济很难再出现像过去一样的高速增长，L形是长期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