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国发院发布2016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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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国发院发布2016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报告

来源：国发院 hmj

2016年2月2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6年一季度）”报告会在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后SDR时期中国宏观政策框架的重构”。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处长刘凤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原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陆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财新智库首席经济学家何帆、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首席经济师祝宝良、对外经贸大学校长助理丁志杰、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等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

论坛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处长刘凤良教授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教授在致辞中向到场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她表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创办10年来，已经持续向社会发布了37期高品质的研究报告，在海内外的影响越来越大。十年既是一个阶段性的里程碑，也是迈向辉煌的新起点。宏观经济论坛团队正在推行“实体化、板块化、滚动化”的创新机制，引入曹远征教授等一批著名专家进一步壮大研究力量，推动宏观经济论坛的转型发展，继续提升论坛的政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靳诺教授肯定了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近年来取得的系列成绩并对国发院的进一步发展提出要求。去年12月，国发院顺利入选全国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这既是中央对人民大学长期以来资政启民成绩的肯定，也对人民大学特别是国发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中央对于智库建设的部署和要求已经明确，各项支持政策已经出台，重视智库发展的社会氛围也日渐形成。新形势下，国发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思想为指导，以“四个全面”战略为研究框架，进一步明确定位、把握方向，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谋求持续的发展活力。同时，围绕核心团队建设和智库产品体系建设，产出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和资政成果，全力打造既能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又能引领社会发展的高端智库平台。

靳诺教授指出，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后SDR时期中国宏观政策框架的重构”，是对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重新思考。这个主题直接回应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关键问题，体现了论坛学术团队始终秉持的资政意识和问题导向，也反映了人民大学国发院坚持立足于国家层面和战略视野进行政策研究的学术立场。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曹远征代表课题组发布了论坛主报告《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挑战与思考》。

报告指出，在我国现有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中，增长和就业是首要目标，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次要目标；为了实现增长和就业目标，宏观政策调控主要针对出口和投资，通过鼓励出口增长来拉动投资增长，或者直接推动投资增长；为了更有效地刺激出口增长和投资增长，政策层面倾向于替代市场机制或扭曲市场机制，在政策组合中往往是以非市场化的、具有结构效应的财政政策为主导，作为辅助性的货币政策也是以非市场化的数量型工具为主。

经济新常态业已出现的特征以及大调整、大变革和大开放战略，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提出了调整要求。首先，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增长和就业目标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宏观经济短期稳定性的重要性相对上升。其次，物价稳定性和金融稳定性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性凸显。第三，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从生产导向和长期导向转变为消费导向和短期导向，应该更多地通过消费渠道去影响宏观经济的动态平衡。第四，财政政策因其具有很强的结构效应和市场扭曲效应，应该避免直接介入甚至主导结构调整过程，而是针对市场化结构调整路径必然出现的短期阵痛；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性问题应该更多地依靠货币政策手段，并且货币政策操作要从以非市场化的数量型工具为主转向以价格型工具为主。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2015年我国国际收支的新变化，这种变化预示着我国国际收支的平衡模式将会发生深刻调整。国际收支平衡从过去的官方储备逆差与私人部门顺差相配合的模式，转向私人证券投资顺差与其他私人部门逆差相配合的模式。这样一种新的、可持续的国际收支平衡模式，首先依赖于国内金融市场深度、广度以及效率和流动性的不断提高。其次，这种平衡模式使得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暴露在跨境私人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和易变性之下。由此要求对国际收支实施主动的、市场化的宏观经济政策管理。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调整的战略定位应该包括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针对短期中已经显露的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提升和强化维持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能力。第二个层次是针对中期的问题，特别是在较长时期持续存在的结构调整、去库存、去产能以及去杠杆等问题，提升应对这些问题相互叠加后可能带来的负面冲击，应对大调整、大变革和大开放战略可能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效应”。第三个层次是针对长期将会出现的均衡、开放和市场化的经济体系，构建高效的、可持续的和动态一致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和政策框架。

就具体调整而言，首先是增长、就业、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及其相互关系的重新定位。物价稳定、金融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应该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显性目标。其次是政策工具及其匹配和组合原则的重新考量。财政政策应该减少对市场主导型结构调整路径的直接介入，更多地针对结构调整期必然出现的短期阵痛，为社会福利提供托底；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性的实现应该更多地依靠货币政策。第三是政策操作方式和传导机制的重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遵循市场化、可预期的操作模式，避免自身成为宏观经济和金融波动的来源；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围绕市场机制的作用方向去传导其意图和影响。

在政策层面，短期问题往往更为紧迫、也更为重要。如果不能解决短期问题，中长期调整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如果短期问题的解决方式不合理，中长期调整将会无以为继。因此，在目前不仅要积极应对短期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而且要选择一种符合中长期调整方向的解决方案。我国短期中最大的宏观经济波动风险来自去产能与去杠杆的交互作用。所以，政策层面需要在推进去产能的过程中避免过快的去杠杆。为此，需要政府部门加杠杆，即提高财政赤字水平。在我国财政赤字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这具有可行性。关键问题是，如何操作才能不对中长期调整过程形成干扰和阻碍？

一个可行的突破口是通过转变国债发行模式和方式，推动债券市场的大发展和大开放。首先，这能够为财政赤字提供可持续依赖的融资模式。其次，这有助于提高价格型货币政策手段的操作效率和传导效率。第三，有助于解决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币种结构失衡问题及其对货币政策操作的制约。第四，有助于提升人民币资产作为国际范围内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资产的地位，以此打破利率与汇率之间的平价关系及其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制约。第五，为我国吸引和管理非FDI私人资本流动创造了最关键的条件。

发布会第二单元的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刘元春教授主持，与会专家和嘉宾就2016年度的中国宏观经济走势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陆磊会上表示，中国的宏观调控框架具有“转型”特征，应该在一般均衡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宏观调控框架的重构。对此，他发表了四点看法：

一是2016年需要更加关注主要国家的宏观政策协调问题，各国间的政策溢出效应非常大，要对宏观政策的目标函数和最优选择路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二是在金融改革进程中，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是当前中国财政和货币当局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

三是持续面临的PPI和CPI的背离，对于宏观框架的货币政策的制定者、操作者、执行者而言都是挑战。

四是需要重点关注金融改革面的一些做法，这涉及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金融要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财新智库首席经济学家何帆提出，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面临着“三难选择”，与教科书中开放政策下的“三难选择”不同，这里是指当前我国面临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金融稳定三个重要目标，但其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与其他两个出现冲突。而当前三个目标中最重要的仍是“稳定中高速的经济增长”。

对于这种“三难选择”，我们可以借鉴“罗斯福新政”的经验，将已有的政策重新打包，形成新的政策组合，并包含足够分量的“王牌”向市场释放出明确的信号，以提振市场信心。在政策方面，他具体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目前仍需要总需求刺激政策，但不能用2009年那样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

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仍有发挥空间，但也不是像过去那样投资于“铁公基”，可以选择多样化的投资。

第三，包括医疗卫生和教育在内的服务业开放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