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9日（星期日）上午，“2016中美公共外交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主题为“加强中美公共外交 推进亚太安全合作”。此次论坛是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不懈努力》的讲话精神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精神，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协办。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尊敬的阮大为代办、刘伟校长、李道豫大使、马振岗大使，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非常高兴今天来主持2016年中美公共外交论坛，此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进行协办。
在大会开始之前，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出席今天论坛的嘉宾，他们是：
美方嘉宾有，
美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David Rank（阮大为）先生、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Douglas Paal（包道格）先生、
太平洋国际政治理事会总裁Jerrold Green（杰拉德·格林）先生、
布鲁金斯协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Cheng Li（李成）教授、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院主任Robert Daly（戴博）先生、
前美中贸易委员会会长Robert Kapp（柯白）先生、
卡特中心中国项目部主任Yawei Liu（刘亚伟）先生、
杜克大学教授Bai Gao（高柏）教授。
出席今天会议的中方嘉宾有，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伟教授、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会长、前中国驻美大使、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道豫先生、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前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前中国驻英国大使马振岗先生、
《光明日报》副总编沈卫星先生、
新华社对外部主任关心国先生、
中宣部国际联络局副局长陈大为先生、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贾庆国教授、
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教授、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教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先生等众多来自中美两国政府和战略界的知名学者和专家，由于时间关系，在这就不一一介绍。再次热烈欢迎大家的光临！
我们共聚一堂，共话公共外交。在会议开始之前，我要宣布一个沉痛的消息，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国资深外交官、前驻法国大使、前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在武汉因车祸不幸离世。吴大使的离去是我们外交界的重大损失。所以我们这次论坛在开始之前对他的离去表示沉痛的哀悼。
现在，有请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伟教授致欢迎辞。
刘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
尊敬的阮大为代办，尊敬的李大使、马大使，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2016年中美公共外交论坛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正处于急剧变化的历史转折期，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始由释放市场力量迅速向保护主义的方向转变。中美两个世界大国对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必将影响全球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亚太是中美利益交织最密集、互动最频繁的地区，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合作，也是中美影响世界的核心交汇点。中美两国战略界急需通过全方位而又有效的公共外交，构建以战略互信和合作共赢为基础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推进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合作与发展。
中美两国虽然远隔重洋，社会制度、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但是交往关系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特别是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的局面。中美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边关系的影响，中美之间的任何问题都具有世界的影响力。因此，如何加强两国的沟通和了解，建立起有利于双边与世界和谐发展的中美关系，始终是两国共同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为了推动中美全方位多领域的公共外交战略交流与合作，加强中美两国对彼此的准确认知，避免战略误判，中美两国智库和知识界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不久前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刚刚闭幕。我们在这个时间举办这次会议，并且非常有幸邀请到包括在座的各位中美战略界的知名专家，旨在通过交流与对话，加强中美战略互信，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通过这种方式来做出自己的贡献。衷心希望这次论坛通过我们的努力，推动中美双方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公共外交取得战略性、更好更有收获的合作，为中美关系发展进一步提供创新思想的经验和支持。
最后，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刘元春：
感谢刘校长的致辞。下面有请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马振岗大使致欢迎辞。
马振岗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
尊敬的刘伟校长，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我代表公共外交协会和李肇星会长对2016年中美公共外交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并衷心祝愿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中美是世界两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中美关系不仅直接关系到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对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都具有重大意义。自从1972年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以来，中美关系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在广度、深度和高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习总书记指出中美两国合作可以办出有利于中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其中也包含了一些问题，40多年来我们既分享了合作成功的喜悦，也遭受了不少冲突、挫折的困扰。由于双方共同的努力，中美关系的航船一直是处于颠簸起伏中，但总体上却在不断的曲折前进。本来两国取得了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共识，如果双方都坚持这一方向，中美关系我想可以变得更好一些，合作的成果会更大一些。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合作不少，麻烦也不断，大家都清楚问题的根源在于两国战略互信的缺失，对于在诸多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的两个大国来说，这种状况并不特别奇怪。但是近几年的事态变化，却让人越来越感到担忧，双方都一再表示要用新思维解决所谓的休斯狄德陷阱这个老问题，但是客观上却总有人试图把中美关系朝这个陷阱方向推。
在这样一个时期如何促进中美间相互了解，增进相互信任的程度，公共外交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和必要。今天举办的研讨会为如何通过公共外交促进中美相互了解和信任提供了一个良机。
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很重视民间外交的开展，尽管当时不叫公共外交，那时候口号是以民促官，就是通过民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推动官方关系的发展。近年来公共外交受到中国各界广泛重视，特别是高等院校、智库和民间团体积极的参与，开创了中国公共外交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但是相对于美国，无论是经验、技术，还是资源的调动上，差距还比较大，所以这次研讨会也是我们向美国同事们学习的良好机会。
我自己对公共外交的感受是，我们对美公共外交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并不完全是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些本质性问题，具体说就是美国存在的冷战思维和霸权意识。尽管中国上上下下一再强调我们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世界地位，但是美国总有些人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竞争对手或者潜在敌人。从这些年来美国对华的一系列言行看，有些人实际上已经锁定中国就是他们冷战结束后长期要寻找的敌人。所以这些靠中国的公共外交活动是很难消除他们的看法的。因此，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我也想请美国同事帮助我们出点主意。
这次研讨会时机很好，任务也很重，但有这么多的中国和美国知名专家学者参加，我深信会议一定能够取得积极成果，肯定也能得到作用，为中美关系的健康顺利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谢谢大家！
刘元春：
谢谢马大使的致辞。下面进入论坛主旨发言阶段，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为大家主持这一单元的活动。
主持: 王莉丽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尊敬的刘伟校长、尊敬的李道豫大使、尊敬的马振岗大使，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副院长王莉丽，今天非常荣幸接下来的几位主旨发言嘉宾由我来介绍。第一位主旨发言的嘉宾是尊敬的李道豫大使。
李道豫
前中国驻美大使、前中国驻联合国大使
尊敬的刘伟校长、尊敬的马振岗会长、尊敬的阮大为代办，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和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协办的2016年中美公共外交论坛。在此，我首先预祝论坛取得圆满的成功！
我要对中美的专家和学者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组织了这么重要的论坛，因为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对于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世界和平与安全都起着举轻若重的作用。鉴于公共外交能够在国际关系方面发挥重要的影响，所以当今世界各国都在高度重视公共外交。而中美两国由于都是地域广袤、人口众多，人文底蕴深厚，媒体发达庞杂的大国，更应该重视公共外交。让公共外交在促进中美关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我相信办好中美公共外交论坛是一件发挥正能量的大好事，定会有助于让中美关系取得长足进展，从而造福两国人民，造福世界。
我曾经在纽约担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和在华盛顿担任中国驻美大使，深知公共外交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在美国影响老百姓的有媒体，而媒体的背后影响媒体的有智库，智库的背后除了政府机构以外，还有企业，还有非政府组织，还有国会，有政党，有各种利益集团。所以，搞外交不能光盯着那些政府官员，而是要有大量的公共外交要做。
我们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公共外交呢？首先，要推广合作共赢公共外交的理念。我们知道当今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倡导的国际关系的中心思想是构建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因此，我们要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国际的环境，加强对公共外交在合作共赢方面做系统的理论研究。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公共外交理论，比如说习主席在合作共赢理念下倡议的“一带一路”战略，是惠及沿线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缘经济发展战略，中国在构建与推进“一带一路”的战略时，我们的公共外交工作不仅要与各国的包括美国政府官员建立良好的关系，也要与学者、大众传媒、意见领袖，以及智库、战略界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要改变过去只注重与政府官员打交道，却没有足够关注与海外的智库界、学术界和大众传媒培育和建立密切合作关系，更没有与之在公共外交的层面进行深入的交流和沟通。我们要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智库研究力量加强合作，逐步扩大我国在公共外交领域里的国际话语权。当前尤其需要加强对合作共赢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充实公共外交的理论内涵，增强中国走向世界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争取更多的国际理解、支持和认同。
我们要善于讲好中国的故事，尤其是以不同国家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介绍好中国的发展变化，和阐述好中国的外交主张和政策方针。我们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有着很大的文化和传统的差异，适合我们国内人民的讲故事方式并不一定为西方人所接受。因此针对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就要加强调研，同时要加强和国外智库、学术界和媒体的交流，从而改进我们的公共外交。还要关注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面对目前的以及今后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挑战，适当表明中国的态度，我们一向坚持平等共赢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原则，愿意参与各种形式的区域合作平台和交流论坛。中国学者们不断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或者是平台与美国方面交换意见。智库也好，政府间也好，企业界也好，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为亚太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做出积极的贡献。这也是公共外交在国家战略建设方面所需要发挥的作用。
中美关系是当今乃至未来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走向影响世界的经济繁荣和政治关系的稳定与和谐。不久前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人文交流对话，在取得众多的成果后成功闭幕。为我们中美学者间的公共外交对话树立了范例。多年来，中美两国的学者为增进两国人民的互相沟通和了解，各自做了艰巨的努力，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为此，我向大家致敬！我衷心祝贺两国学者这次论坛和在今后工作中取得丰硕的成果。谢谢大家！
王莉丽：
非常感谢李大使的精彩演讲，接下来为我们做主旨发言的是美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David Rank先生，他曾经担任美国国务院驻阿富汗事务办公室主任，在2015年获得美国国务院杰出荣誉奖。
David Rank（阮大为）
美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公使
谢谢。尊敬的刘校长、李大使、马大使，感谢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邀请，非常荣幸参加这次论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坛，我们是代表政府机构，但是你们在政府之外做的工作比我们做的工作还要重要。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是我们在世界上最大的使馆之一，有几百个美国外交官，我们看到在学术界每年有几千个学者相互交流，还有成千上万国际交流生，相互之间去对方的国家学习，每年还有数以万计的游客相互互访，他们之间的互动比我们政府之间正式的互动要多得多。不管是对于中国驻美大使馆还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来说都是这样。
我再说一下政府和政府在促进公共外交方面的努力，不到两周之前刘延东副总理和克里国务卿在北京进行了会晤，在这次会晤中他们指出了中美两国之间在促进人员交流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并且告诉我们如何在这个方面进一步取得更大的成功。现在大约有30万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我们最近也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扩大学生签证的停留时间，这将会给这些学生带来很大的帮助。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随时回家看自己的家人，同时也可以处理家里的事情，不用再重新去大使馆申请签证了，他们在美学习期间都会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到后面坐的这些学生，欢迎你们随时到我们大使馆，你们总是受到欢迎的。只要是在美国学习期间，你们只需要办一次签证，在政策方面我们希望在更多的领域能够尽量延长签证有效期，我们在世界各地都在这么做。但是，我们希望双方都可以这样做，也可以让其他类型的游客享受同样的优厚待遇。
我们要了解对方的语言，这一点对于我们打破屏障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有很多中国人在学习英文，但是总体来说学习中文的美国人也非常多，现在在中国学英语的中国人大约有3亿，我们国家的总人口还没有这么多，所以我们在数字上是没有办法追赶你们的。但是我们也在做一些努力，不断扩大汉语的学习，到2020年我们将会有100万人学习中文，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只有几千人学习汉语，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们追求100万的目标是非常雄心勃勃的。还有两国在互访对话中，我们希望进一步扩大中国学生参加到美国政府项目中的中国学生数量。还有在其他领域，包括科学、技术、体育、文化等方面，还要进一步扩大我们相互之间的合作。就像刘延东女士所说得那样，我们一会儿还会谈到其他的方面，我们在各个方面都要扩大合作。
我自己就是交流的产物，没有这样的交流，我永远不会学习中文，我当时在台湾学习了中文，我也没有机会站到这样的场合。所以，我知道这些学术活动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讲成功的时候，也不应该忽视我们双边关系之间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因为大国之间肯定会有问题，但是不应该忽略问题，应该解决问题，这才是大国之间应有的方式。
所以就像我开始所说的，像我这样的人，以及来自于政府的人不能发挥足够作用，但是在公共外交领域，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你们实际上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就是解决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也希望各位的努力能够起到作用，我们也希望从长期我们的公共外交能够越发展越好。
王莉丽：
非常感谢尊敬的David Rank阮大为先生的演讲，我们都知道中美两国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中美公共外交彼此做了很多年的努力，今天David Rank阮大为先生出席我们的论坛，就是表明了美国政府对中美公共外交以及未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高度重视。
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刚刚结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两轮对话期间也发表了《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不懈努力》的讲话，习近平主席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充满了积极的期待。
刚才David Rank阮大为先生谈了很多，既有美好的方面，我们中美关系现状，也有很多结构性问题。但是我相信正因为我们存在这些问题，才需要中美战略界加强对话和交流。再次感谢David Rank阮大为先生的精彩演讲。
下面有请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Douglas Paal包道格先生演讲。
Douglas Paal（包道格）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
大家早上好，我就不去每个人感谢了，但是今天非常高兴看到李大使参加这个活动，他之前在美国和在联合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首先要感谢各位邀请我来大人大，非常感谢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从今天的参会嘉宾就可以看出公共外交是非常复杂的，是在不断变化的。很多时候媒体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将政策一步步进行传达。
卡西纳负责2008年和2012年奥巴马总统竞选的媒体运行，他当时也强调了社交媒体在奥巴马当选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当时两党的势力是差不多的，所以要想赢得竞选，必须要赢得那些悬而未决的选票，所以在竞选当中要做大量的数据挖掘工作，去挖掘社交媒体，去找那些摇摆不定的选票。这些选民实际上是通过社交媒体，通过他们的熟人，通过朋友能够被接触到。所以悬而未决的那些选民非常依赖于他们的熟人或者朋友的意见来做出最终的决定。当时罗姆尼和麦凯恩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关注社交网络。美国现在一直是用这种选举制度，我们之后的选举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社交媒体也有一些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并且他们也对于各党派的选择有自己的主见。所有的相关信息和信息的传递，实际上对于我们这样的人也造成很多困惑。
中美都有很多官方外交的声音，比如说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外交部，在美国包括大学也有很多的声音，但是很多记者会听官方声音，这些发言人的声音，通过他们来了解政府到底想做什么，但是很多时候其实通过听他们的声音并不用做过多的猜测。
关于公共外交我想说几句话，我想在中美关系最开始的时候，基辛格和里根总统都花了很多精力来推动两国关系。最开始可能他们的努力并不非常受欢迎，所以最开始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都是秘密进行的，比如基辛格博士当时在1971年的时候就访问了中国，之后中国给予了很好的反应，后来有了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了中国，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解释两国关系。
最近这些年，过去的这些做法已经不再适用了，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那些评论员更加商业化，而不是战略思考者。所以无论是在纽约时报的评论员还是其他评论员，他们的评论更加商业化，而不是有战略思维。第二，很多时候比如说在某些新闻媒体当中，可能他们传达出的信息只是你想听的，而并不是一些客观的信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自己去辨别这些声音，包括对于最近的大选，很多时候他们也会对不同的竞选人员所说出的声音进行辨别，了解他们到底想做什么。现如今很多总统竞选人也是对选民的需求进行迎合，至少我觉得这些政策可能会影响到美国新政府最开始一段时间的运行。但是我想白宫在之后的信息传达也会更加集中化。在奥巴马总统时期的信息传达已经非常集中化了，并且现在有很多人也是更能够自主的表达一些自己的政治意见，尤其是和中国相关的政治意见。而且很多人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军方的领域，很多事情现在是有一些问题的，尤其是传达出的声音。
美国人也经常问自己，很多时候比如说来自中国军方有一些表述，美方到底如何解读的，所以很多时候如果军方的声音不能很好解读的话，很多问题就会存在误解。所以我想在美国大选当中，他们在竞选当中不应该过多关注一些极其敏感的问题。
谢谢各位！
王莉丽：
非常感谢包道格先生精彩演讲，包道格先生提到了一个核心议题就是中美之间的多元化的、多领域的中美公共外交的交流，他也提到了中美的媒体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及两国交流与互动中的问题，今天在座的也有中美两国的记者和负责人，而且接下来我们第一个专题讨论也会谈到这个问题。
下一位演讲的是一位美国通，我们今天请来了众多来自美国的中国通，我们人民大学也有一位非常知名的美国通，他就是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
时殷弘
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非常感谢王院长，非常感谢在座的尊敬的政府官员、大学领导、著名教授，著名研究员，非常杰出的外交家。我不是搞公共外交的，我宁愿谈一下中美公共关系、公共外交和一系列事情总的政治背景和战略背景。
我想从中国政府和习主席本人多次呼吁和提倡的核心概念，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讲起。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设想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这个前景从现实政治视野来看，较为传统，因此较有可能实现。这个前景就是在中国和平腾升的根本前提下，在未来仍将长久持续，在这个前提下，我认为美国将很可能认真考虑中国不仅在经济世界，甚至金融世界、外交世界的地位。这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美国给中国什么？第二，中国给美国什么？首先，这意味着美国接受中国未来可能在国内生产总值、对外贸易总量和在亚洲的外交经济影响这几方面的领先地位。还接受中美之间相互的战略威慑，既在核威慑也在常规威慑方面，加上作为相邻两强的和平并存。他们有某些军备控制协议和地缘战略利益互认互尊协议得到正式规制。这将包括中国在本国近海区我认为拥有对美军事优势，以台湾东部海岸临海区域作为大致战略分界线。甚至更广泛的从中国海岸到第一岛链的西太平洋西部也是如此。与此密切相关的，这意味着台海两岸和平或者基本和平的统一，意味着中国在西太平洋的一个非同小可的洋域拥有战略空间和战略权益。并且意味着所谓的规制美国在东北亚的同盟体系，特别是美日同盟不那么军事化，不那么以牵制和对抗中国为目标。
与此同时，中国应当给美国什么？中国应当接受美国保持在世界总的军事优势，特别是在冲绳和关岛以东的西太平洋东部和中太平洋的军事优势。中国使美国确信中国将坚持排除用战争作为工具解决与邻国之间的重大争端，邻国也要这样做，从而保证美国两项利益，第一，亚太基本和平。第二，美国亚太盟友的平衡。同时中国还将接受美国在某些地理区域相对中国的外交优势，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在世界金融和安全的体制安排中，中美两个大国的政治影响和权力的分配将大致符合这两大国各自拥有的相关实力和各自做出的相关贡献。这意味着中国贡献相应于中国增长的实力而增进，而美国的权势则随着中国实力和贡献的增进而相对有所缩减。
总而言之，一个实现了的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第一，美国接受一个和平的和建设性的中国为世界强国。第二，中国尊重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或许仍是头号世界强国的紧要利益和政党国际关切。为了争取中美之间作为两国强国的和平解决，中美双方都要牢记以下重要事实，在空间的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复杂交错的当今世界，太平洋西岸的巨型中国是高速增强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太平洋东岸的巨型美国是实力最强的美国。任何将彼此轻视，任何就对方紧要利益、实际能力和基本情感做的严重误判都会导致重大的损失和深远的后患。无论是试图以实力胁迫对方屈服的蛮横做法，还是国内外推动的过激反应，都是政治上的浅薄和战略上的轻浮。严肃的说美国总统及其政府至今没有真正积极回应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重大呼吁，中美战略关系主要是由彼此间战略竞争决定，美国实际上拒绝中国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呼吁，在美国看来中国作为大国争取对美平等，许多人将互信问题错误地界定为中美关系最大挑战。中美关系真正问题实际上是权势分享，这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的多项安排，美国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中美两国政府尊重两国大国利益，现在问题是两国政府是否真正认识到了对方核心利益，是否准备容忍对方核心利益。中美两国都有过度或者含糊自身核心利益的倾向，同时真正所谓底线在某些重大领域长时间含糊不清。在这样情况下，要争取比较稳定和合作的中美关系，也许难上加难，更不要说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最后，持之以恒地在高度复杂和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大力加强中国自己的周边外交和改善周边关系，至关紧要。周边关系和周边外交对于中国至关重要，无论古代、现代和当代都是如此。假如说即使世界没有美国，周边关系和周边外交依然是中国对外事务的重中之重。当代中国是一个有多方面对外基本需要的巨型国家，对外政治、战略、外交关系绝不能只有对美这一个重中之重，而是必须有对周边和对美两个重中之重。否则中国对外政策战略就会在内外兼顾之外缺乏根本的平衡。就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言，完全可以说周边关系不能大致搞好，对美国就没有大致搞好的希望。我们都看到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不良方法和阶段许多都深刻的促使中国周边产生麻烦或者乱子。中美两国例如就朝鲜问题、日本问题、东海问题，现在特别尖锐的是南海问题，以及其他中国周边问题，实际某种意义上也是美国周边的麻烦。所以从战略上说，中国争取在自己的远近周边有越来越众多的友国、战略中立国，甚或严格意义上的战略伙伴，同时逐渐减少紧邻中国的战略对手，至关紧要。搞不好周边外交就搞不好对美外交，当然搞不好对美外交也搞不好周边外交。所以我们应该呼吁中国好好的经营亚洲，放眼全局，争取中国各项基本的对外战略目标，包括促进中国旨在劝使美国最终承认中国作为世界强调战略地位的经久努力。
谢谢大家。
王莉丽：
谢谢时教授。时教授从整个国际形势大局角度分析了我们中美关系以及中美公共外交，提出了一些他的真知灼见。我相信他的分析和他的观点对我们中美两国政府和战略界都有着启示意义。
接下来有请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教授，李成教授是布鲁金斯学会百年历史上首位华裔主任。
李成
美国布鲁金斯学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感谢人大国发院的邀请，也非常祝贺刘校长、刘院长、王莉丽在过去短短几年当中所取得的成绩。人大国发院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著名的智库。刚才莉丽讲到布鲁金斯有一百年历史，但是国发院在短短几年当中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非常令人敬佩。
刚才很高兴听了李大使、马大使，还有我的好朋友David Rank（阮大为）、Douglas Paal（包道格）、时殷弘非常精彩也是非常坦诚的演讲。我想讲一下智库，主要我讲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如果说中美经济相互依赖是两国关系的“压仓石”，中美学术交流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坐标仪”，那么两国智库的沟通应该是中美关系的“报警器”、“缓冲带”和“减压器”。在过去二三十年时间，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仓石”，包括1989年以后美国商界不断游说保持良好中美关系。但是随着中国的发展，美国企业在中国经营和盈利方式与90年代，包括与五年前、三年前都有很大不同。对于各国企业来说如果不及时相应调整，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近年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放缓也使竞争更为激烈。所以一定程度上值得商榷的是，在经贸或者美国经济的企业实体方面他们还是不是主要的推动力量？
中美两国学术交流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当然有很多的变化，我在这里讲最主要的是美国学术界的代际变化，对于量化研究的迷恋和对于历史、人文、语言研究投入的减少。David Rank是受过去的潮流影响，重视语言交流，但是美国最近十年大量投资被削减，尤其是在语言投资上面，包括西班牙语和法语是美国两个最大的语言，投资有很大削减，第三大语言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可能想是中文，不是中文，是美国的手势语言。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外语现在的困境。
同时由于美国学术界对于量化的研究过度重视，所以造成经济学越来越像数学，政治学越来越像统计学，国际关系学也沉溺于理论模式，好象跟现实世界关联不再那么密切。所以造成了中国通后继无人，在现在40多岁、50多岁中国研究专家当中很难再看到有对中国的人文、历史这么扎实的，像前辈那样的研究人员，这是非常令人担心的。与民间外交的重要性在加大以外，美国智库在中美关系发展中作用更为重要，智库在两国沟通当中，就是“报警器”、“缓冲带”和“减压器”的作用。我不展开讲这个概念。
时间关系，我马上讲第二个观点，最近几年我一直在讲中美关系如果失控，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不是由于两国的意识形态，当然两国意识形态不完全相同，但是不存在像文革或者以前那样东风和西风之间的冲突。也不是因为利益，当然我们有些利益是不同的，但是总体利益像习主席讲的，大多数在很多方面是相吻合的，不管是经济的再平衡，反恐、核安全、环境、气候变化等等，在这些领域当中，包括区域性的稳定这些也是共同的利益。
造成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是误解、误读、误判。中美两国由于国内政治的复杂性在加大，由于社会利益集团的多元化，由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导致各自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演变，相互间误解、误读日益频繁。而误判的后果会相当严重，两国智库的交流与合作在这方面能够起关键的作用。如何不断改进提高我们的工作，确实意义非凡，我想简单讲几个方面。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最近几年当中，尤其是2013年以来，由于中国领导层和他们的远见和政策支持，中国智库正处在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人大国发院本身就是一个明证。目前有些问题，比如一窝蜂、形式主义、低效雷同现象都有，但是也是难免的。但是总体发展是具有历史性和前瞻性的，反映了中国国际区域政治或者区域经济和影响力的不断上升，是中国崛起的表现。
但是有些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进行一些探讨，比如如果没有一个开放的政治氛围，中美两国智库的交流将会是极其有限的。我不是讲中国，我觉得美国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在中国由于NGO法的建立，在美国由于对华人和华裔各种各样的歧视，所以造成交流存在非常大的障碍。同时两国智库都要更积极的了解对方的观点和观念，就是我们不应该鸡和鸭的对话，但是经常我们是自己说自己的，并没有听对方的观点和观念。
再有，智库的重点是研究，不应该是过多的论坛或者是圆桌会议，当然这些也重要，尤其是在中国智库早期发展过程当中。但是他始终必须注意到这些并不能持久，持久的是多方面、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
再有，中国智库在研究和阐述国家利益的同时，刚才时殷弘教授也讲到了核心利益等等。但是在这里我有一点不同观点，我认为也许我们讲利益讲的太多了，而忽视的是价值观念的阐述，你核心的价值观念是什么？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什么？他跟普世价值的关系又是怎么样？这一点并没有完全表述清楚。而如果这一点不表述清楚的话，中国的国际形象始终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最后，我想讲的就是说起智库，我觉得它的重点应该是智而不是库。应该是有更多的像郑必坚、像吴建民大使，像王缉思这样的思想家。我最近写一篇文章就是中国有没有思想家？答案是非常清楚的，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和社会发展的奇迹必然是在一个非常活跃的思想界的动态发展中产生的，但是这些思想家的知名度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这方面要做很多努力。正像一个中国学者说的，他说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其实我们更应该反过来说，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伟大的思想。
谢谢！
王莉丽：
非常感谢李成教授精彩的演讲，李老师刚才谈到了很多，智库在两国关系中的角色，以及他的一些建议。在这里我也想简单说一两句，我自己曾经在美国智库工作过，近些年一直做智库的研究。美国智库其实在世界各国智库当中承担的角色是非常独特的，美国智库对美国国内政策乃至全球政策的影响在世界各国智库中，应该说是非常之大的。美国的旋转门现象也是独一无二的，美国智库是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的汇集地，所以中美的智库无论是在研究领域还是交流领域都应该加强。近些年中国智库在蓬勃发展，我们中国的智库也期望在未来中美研究和交流上多加强合作，为中美两国的友谊以及我们的大国关系的拓展做出智力支持。
接下来我们有请的主讲嘉宾是杜克大学的高柏教授。
高柏
杜克大学教授
首先让我感谢人大国发院邀请我这个圈外人参加这个战略界也好、国际关系界也好的论坛。
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两国智库在加强双边关系的合作，讨论的背景到底是什么？我今天想着重讲这一点。我认为真正的背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讨论智库、公共外交在加强美国和中国双边关系的大背景是我们正在面临两个历史长周期的逆转。这两个逆转将对国际政治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第一个逆转是全球化的钟摆运动，从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社会的逆转。第二个逆转是美国公众对国际事务的态度从支持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向孤立主义立场转变的倾向。
很多人无法理解今年美国总统大学中出现的川普和桑德斯获得有利支持的现象，这个现象反应的就是这两个历史长周期的逆转。关于全球化历史上周期逆转，引用三个专家的研究观点，第一个是阿里奇，他认为全球化的时期每一次都是始于生产和贸易扩张，当生产和贸易扩张发展到一定阶段，各个国家对跨国的流动资本的争夺，必然导致金融和财政扩张，他又说一旦出现全球性的金融扩张，资本主义早晚要面临一个全球规模的金融危机，他和他的团队研究历史发现从荷兰霸权到英国霸权到美国霸权走过的是同一条道路。从他的视角看现实，2008年以来各国通过扩大流动性来应对危机的做法实际上已经把这个世界推到了下一场更大的金融危机的前夜。
第二个研究是波兰尼，他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长程运动实际上是受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力量在推动，一个是释放市场力量，另外是要保护社会。19世纪末上世纪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积极释放市场力量的结果是在20世纪初导致一场资本主义重大危机，那就是大萧条。各国在大萧条前后保护社会的努力则直接导致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兴起。如果我们把他的分析框架扩展到今天，不难看到在过去30年里全球化是否市场力量的结果是在发达国家普遍出现要求保护社会的呼声，而且越来越强。
第三个人是杰姆斯，他是普林斯顿的一个历史学家，他进一步指出导致全球化逆转两个重要导火索都跟支撑全球化的制度缺陷有直接关系。第一，国际金融秩序失衡会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第二，商品和人的跨国界自由流动，对发达国家生活水准和就业机会的负面影响，则引发人们对自由贸易和移民问题强烈的政治反弹。他的研究告诉我们，当我们看到强烈的反自由贸易、反移民政治倾向的时候，就要担心全球化是否马上发生逆转。目前在美国和欧洲对自由贸易和移民问题的愤怒，所有美国主要总统候选人对TPP的反对，川普和桑德斯对华尔街的批评，川普对于美国在墨西哥边境建立大墙，禁止墨西哥人进入美国边境的问题，欧洲在难民之后普遍出现反移民的倾向，以及英国日益增长的脱离欧盟的倾向等等。他们反应的都是与上一次全球化逆转时极为相似的公共情绪。
第二，很多人难以理解川普要求盟友在军事上要加强力量，否则就要撤离军队，但是你研究历史就可以看到川普的外交孤立主义是美国建国开始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传统，华盛顿开始，美国在19世纪一直回避参与欧洲大陆的冲突，即使在19世纪提出了门罗主义，他反应的是美国要把自己对外部事物关心限制在西半球。在整个19世纪美国避免和欧洲国家结盟。尽管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过参与世界事务倾向，一战期间威尔逊总统提出国际秩序自由主义的基本传统，大家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共和党一直反对美国介入战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干涉主义始终在美国国会中占统治地位。二战后美国总结上一轮全球化逆转的经验教训，在威尔逊提出的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战后国际秩序。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是美国例外论，他认为美国是理想世界的缩影，美国人民是上帝挑选的子民，注定负有拯救世界的义务，并在国际事务中肩负领导责任。冷战结束后美国曾经试图建立一个涵盖全球的统一的国际秩序，这就是WTO能够取代GATT的重要原因。然而9.11之后，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反恐战争不仅耗费众多美军士兵生命，而且使美国债务大幅度攀升，所以普通民众看不到大笔军事开支与他们本人有什么关系。所以在川普的反对者来看他的孤立主义倾向有终结战后美国主导的秩序的危险，但是在川普的支持者看来这是让美国修生养息和重返辉煌的做法。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石油危机出现在70年代，国际经济秩序出现较为重大的动荡，这次我们面临着极其相似的历史阶段。川普的孤立主义是否是之前全球化的终结，显然能决定这一点的重要变量是第一个逆转是否发生。四天以后，英国公众就要投票决定英国是否留在欧盟，如果英国真的离开欧盟，他将不仅要刺激欧洲其他国家的孤立主义倾向，更重要的是会影响美国大选的走向，加强川普阵营的影响。如果川普真的上台，我刚才讨论两个历史长周期的逆转可能就进一步加速，国际政治经济将进入一个动荡阶段。所以美国和中国有巨大的共同利益阻止上述两大趋势进一步发展，因为他一旦变成现实，两国都将遭受重大损失，防止全球化逆转的理由很简单，因为美国和中国恐怕是全世界在全球化过程中受益最多的两个国家。如果美国向孤立主义回摆，肯定不符合美国利益，有人会认为他可能符合中国利益，其实未必。中国在过去40年里一直受益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在一个失序的世界里严重依赖世界市场的中国经济的脆弱性将使中国陷入很大危险。这两个冲击如果自然发展，将给这个世界带来巨大挑战。两国智库必须要跳出目前只为双边关系博弈寻找策略的限制，研究世界上出现的重大趋势，认清两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历史责任，向本国政府和公众提供建设性的政策选择，我们有太多的共同利益要捍卫。
王莉丽：
再次感谢高柏教授的演讲。这一段时间无论是媒体还是战略界都在不断关注美国大选，在讨论两位候选人，但是今天听到高柏教授的分析，我个人的感受是我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看到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最精辟的分析之一。高老师在最后也谈到了我们中美两国利益是有着很大共同利益，我们中美两国智库战略界应该为中美大国关系构建，两国共同发展，未来全球稳定做出卓越贡献。
今天最后一位主旨发言的嘉宾要隆重介绍，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世界经济学会理事、著名经济学家刘元春教授。
刘元春：
我今天的身份是两个，所以我讲两个，第一个是作为主办方，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很重要的一个立足点就在于它的思想力，在于它的智库研究，在于依托于人民大学的优势学科，通过这种机制体制的构建，要将我们有创新力和探索力的一批学者集聚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展示各种智库研究。所以刚才李成教授谈的非常好，智库的核心在于它的思想和它的智慧。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搭建这样一种平台，定期让各路专家在我们这个平台发生思想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产生这种资政于民的智慧。所以这种我们非常重要的使命。因此我们很重要的宗旨就是思想力高于传播力。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与我们展开一些深度的交流，而不是简单重复一些领导人的讲话，也不是简单的进行一些媒体性的宣传。因为我觉得智库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我是研究世界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因此我对于最近中美关系里面贸易摩擦的升级特别关注，同时我们团队也做了相应的研究，特别是我们所看到的去年应该是中美经济一个很重要的时点，第一个标志就是中国成为美国第一贸易大国，超越加拿大。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中美贸易逆差又创造了新的记录，导致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又达到了近年来的一个高点。这个高点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案例就是今年美国将中国钢铁将进口关税调整到522%。这一个问题从一个专家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它可能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当然如果从美国大选、美国政治经济、国内舆情来看好象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如果从专业角度上看，这里存在着很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看到，在确定中国钢铁倾销这一个案例上，是以泰国作为参照系，因为美国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所以按照WTO过渡条款，我们是参照第三国进行成本认定，来进行倾销认定。但是以泰国作为参照系，稍微知道一些经济史的就会知道，泰国目前发展阶段相当于中国90年代，泰国钢铁的规模相当于中国整个钢铁企业刚刚起步的规模。而大家知道钢铁的生产有他多规模性、范围性，当钢铁进入到一定规模的时候成本是急剧下降的。因此，让一个钢铁生产很落后的国家作为我们的参照系，这里面就存在很大偏差。所以，这里面确定的反倾销的税率就是265%，这个很厉害。中国的成本就真正跟泰国的成本没那么大的差异吗？我们的测算可能跟美国同行的测算就有很大差异。这虽然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是它马上会引发出一个战略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看到今年年底，2016年11月份我们加入WTO15年，按照WTO第15条款，我们将结束过渡期，相应国家应当自动承认我们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在这个上面我们会看到战略性的冲突暴露出来了。
因此，这里面摆着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中国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它的市场经济的参照系应该怎么设定？而同时作为全球以规则导向支撑的大国，能不能按照原来约定的规则来进行履行它的义务。所以这个虽然是技术性的问题，但是他反应的是一些很深层次的问题，因为如果按照这样的条款，我们说承受的诸如此类的不公平的测算方式，可能就会终结。
第二，从目前一些听证来看，所参照的就是美国钢铁协会提出去年他整个行业有1.2万人失业，这是作为反倾销、反补贴，“双反”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背景。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单向思维很头疼，为什么？去年全球制造业都进入深度衰退，全世界整个钢铁行业都出现严重产能过剩。最简单的就是美国钢铁行业1.2万人失业，但是大家一定记住中国去年削减过剩产能是9000万吨，涉及的失业人员和半失业人员接近80万人。我们又找谁呢？因此，这里面就会讨论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在全球长期停滞的状态，在全球制造业箫条持续蔓延的环境里面，单向的一种政治思维可能会带来激烈的报复。大家知道美国很多学者，特别是我的同行，拉瑞·萨默斯这些人都提出了对全球经济的理解，我们就能够理解到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我们要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而不能够以通常时期的一种方式来解决目前全球新平庸、长期停滞面临的这样一些超级问题。因此，我们在这样一种时段，我们的政治家，我们的专业人士要提供的是新的智慧。实际上历史上这样一些错误的案例很多，特别是我们在研究大危机的时候，一个重要的案例就是斯穆特霍利法案，1930年通过的，这是导致大萧条蔓延的重要的因素，就是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
这里面我们就会看到这种大停滞的超级智慧是什么？我们就需要营造一种更好的合作机制，提倡一种全球危机下面的共同命运体的一种价值概念。所以我想从钢铁这样一个事情，所反映的是我们在战略上的互信，在我们技术上的一些共识，还应该共同做进一步的交流。所以我们国发院相应的很多专家也愿意与我们美国相应的专家来共同研究这样一些细节性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和战略性的问题。
谢谢！
王莉丽：
谢谢刘院长从经济学的视角对我们中美公共外交、亚太安全这样一个大会议主题做的一个精彩的阐述，以及对未来中美两国智库合作与交流的期望。
到此为止我们今天主旨发言嘉宾演讲全部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专题讨论第一个环节的讨论。
王莉丽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我们今天的时间比我们预定时间已经晚了15分钟，我们预定主旨发言是在10：30结束，现在已经是快10：50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个阶段的时间非常紧张了，因为我们中午第二个阶段要在12：30结束。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主持这次盛会，与这些非常值得尊敬的学者对话，我简单介绍一下各位，坐在我旁边的是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中心主任齐晔教授，这位是太平洋理事会的总裁和CEO Jerrold Green（杰拉德•格林）。那位是布鲁金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教授，旁边那位是新华社对外部主任关心国，最边上是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院主任。谢谢各位嘉宾！
刚才主旨发言嘉宾做了很多精彩的阐述，同学们、老师们、嘉宾们也感受到了，在主旨发言阶段其实就有很多观点的碰撞，也显示出了中美之间的确在很多问题上急需加强交流和合作。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会议真的是非常有必要。我们中美两个大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中美两国加强合作，对于全球的利益也是有着极大的益处。最近一段时间，国际局势可以说是在不断变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中美两国所肩负的共同的挑战和共同的责任也是不断在增加和变化。所以，我觉得世界各国对中美能够建立一种和谐的、理性的关系都抱有希望和期望。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我们中美战略界应该加强交流，加强对话，为我们中美大国关系提供政策、思想的支持，构建良好的舆论环境，最终缔造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我说了这么多，刚才主旨发言嘉宾说了那么多，很显然我们推进这个目标，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景，中美公共外交领域需要做太多的工作。所以今天这个环节要讨论的问题就是中美如何推进多领域的、全方位的公共外交。作为这个环节的主持人，我首先请各位嘉宾每个人都谈一下，当前您认为我们中美两国之间在公共外交领域的合作存在哪些最重要的问题和挑战？我们应该如何推进？因为时间关系，给每位嘉宾5分钟时间。
齐晔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中心主任
感谢王莉丽教授。我先讲一个中美之间最成功的案例，因为我本人是研究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的，我认为在过去几年当中，中美之间在两国关系当中最成功的一个案例就是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我们知道从2013年6月份到现在仅仅三年时间，在这三年当中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有四次正式的在彼此国家的会面。每一次会面所达成的协议当中，必然有一个关于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这包括2013年6月9号，中美之间关于应对HFC的协议，包括2014年11月12号中美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的共同声明，包括2015年9月25号中美两国首脑、两国元首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同时也包括今年的3月31号在美国又一次中美两国元首的声明。应该说，在中美两国当中，可能是在气候变化领域里边达成协议最多的国家，这个协议也直接为去年12月12号达成的哥本哈根协定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
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同时也是中美两国在公共外交领域的成功的范例。我们知道在2008年开始，从智库来说，当时比如说布鲁金斯中国中心的李侃如就认为气候变化应该作为中美两国关系里边核心的议题，当时在2009年最开始的希拉里国务卿，中间经过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科里，众议院的南希佩洛西，在5月份。6月份、7月份又有朱棣文、骆家辉，到9月份、10月份又有前美国副总统戈尔，一直到11月份是奥巴马总统，在这个登台过程中，这里面出现了两个前所未有，一个是刚才我说的四次会面四次达成协议，这个在中美外交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第二，在2009年所出现的美国高层级、单方向、单一议题，密集的对华访问和这种外交也是前所未有的。从目前来看，现在挑战是这样的，尽管我们达成这么多协议，这个协议的执行，特别是实施哥本哈根协议仍然面对很多挑战。美国在2025年要实现26-28%的温室气体排放减排能不能完成？奥巴马总统所推行的清洁电力计划，能否如期实施？在美国国内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性的挑战。在中国2030年要达到温室气体排放峰值，同时要实现20%的非化石能源目标，能否实现？是一个在经济上的巨大挑战。所以展望未来，我认为两个国家在清洁能源和技术领域方面的合作，在清洁能源应对气候变化治理方面的合作，应该是仍然面临着非常巨大的挑战。
在此我想重述一下习近平主席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所说的三句话，希望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努力的一面镜子，给我们思考和探索未来全球治理的模式，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启示，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各尽所能、合作发展的未来，奉行法治、公平正义的未来，包容互建、共同发展的未来。
王莉丽：
多谢齐教授给我们谈了很多中美在环境领域合作的问题和建议。接下来有请Jerrold Green（杰拉德•格林）。
Jerrold Green（杰拉德•格林）
太平洋国际政策理事会总裁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邀请我参加这个重要的会议，中美关系领域，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成功的案例，就在我们眼前，人们只是没有注意到而已。三周前，我遇到了中国驻洛杉矶的四个外交官，我说你们觉得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他说，他是负责公共外交的，现在在大学里又开始讲公共外交的问题，我就会说我最感兴趣的一些问题，每天都在发生，但是我只是没有注意到。约翰•克里在建立国际贸易协会的时候，有一系列在华盛顿的智库都希望在加利福尼亚开设他们的办公室，加利福尼亚是美国几乎是第二大经济体，还有我的朋友鲍勃来自西雅图，他对西雅图也会有这样的说法。洛杉矶的首富，是来自南非的一个华裔，他在生物方面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洛杉矶这个城市也是非常具有多样化的城市，这是我们的社会、我们城市的现状。就像我的同事都是到处旅行，不断去看在哪些方面可以做的更好。
那么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在加州大学和很多其他大学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人数之多令人吃惊，我们是世界的中国美食中心，我们好莱坞和中国关系也是非常密切，而且在不断发展。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联系，包括20亿外国直接投资，从加利福尼亚直接向中国的投资可以达到20亿美元，我们还有很多其他行业，还有房地产市场，以及专门的部门去应对中国的企业，去打理中国事务。我们的卫生业、IT和其他很多机构跟中国的省保持密切关系。还有TPP，包括在加州的人都是在问为什么不让中国加入TPP呢？人们在不断进行激烈的讨论。所以我们也了解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局限。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每天都在发生着这样的故事，我们双边的交往已经非常密切了。
我想提出一个建议，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我还不知道在美国有没有中国智库，我们有美国智库中国分中心，这是很常见的，也符合逻辑。我觉得中国智库在美国也应该开设分支，现在华盛顿到处都是智库，他们愿意进行协作，也希望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项目，所以非常有必要让中国的智库在南加州设立中国的分支，和一些大学，包括南加州大学合作。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中国的智库在我们那里开一个分支，我们愿意跟中国智库的分支进行合作，我们希望能够在南加州建立起来一些新的项目。南加州对于中国人是非常欢迎的，也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他们愿意讲一些政策上的不同，南加州人愿意跟中国进一步提高关系，而且一直持续在这方面做出努力，希望中国的智库或者中国大学能够有当地的办公室跟我们更好的合作。
王莉丽：
谢谢你，也谢谢你很好的建议，我们非常期待跟你们智库有更多的合作。
接下来有请李成教授谈谈他的观点。
李成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在回答你关于如何加强提高全方位公共外交之前，我觉得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最大的挑战，当然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挑战，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有两点特别要注意。第一点是跟媒体有关系，跟公共舆论有关系，第二点是跟科技的发展有关系。
先讲第一点，我们知道现在美中两国都进入了政治上非常敏感的时期，美国总统选举，开始的时候高柏也讲了，中国明年秋天也要换届。新媒体的作用在加大，有很多很多危言耸听的观点，也有很多谣言。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有更多的分析，不能见风就是雨。而媒体、智库更多的要有一种理性的声音，要适应现在多元化的平台，来跟很多没有什么根据的、危言耸听的、简单化的、极端民粹主义的情绪，不管是中国的也好，美国的也好，进行理性的探讨。我想这一点，智库、媒体要更多的意识到我们承担的责任。
第二点，我觉得目前来讲还是处在一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科技的发展远远超过了政府能够提供政策的速度，不管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政府有很长时间的滞后，科技发展会带来很大的冲击。而政府就不知道怎么完善迅速提供政策的机制，政府负有责任，因为科技发展中有些东西是非常负面的，并不完全都是正面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避免科技发展对社会带来的极大的，不管是人力也好、经济也好、社会也好，这种巨大的负面冲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你说的全方位，我们需要有科技界、有企业界更多的参与。这方面智库或者是其他人要做一个平台，否则政策上滞后的作用会给两个国家，会给区域，会给全球带来灾难性的结果。
王莉丽：
谢谢李教授，我们一会儿还要就这个问题继续追问李教授。接下来的嘉宾是新华社对外部主任关心国主任，关主任是最近刚刚从美国回来，他是新华社北美总分社总负责人，关老师不知道是不是我介绍的清楚，如果不正确的话您再说一下。他刚刚回国没有多久，他对中美关系和中美政策有独到的见解。在主旨发言阶段包道格也提到中美媒体在中美关系中存在很多问题，我特别想听到关老师您除了谈我刚才那个问题之外，是否可以对包道格在主旨发言中的问题做一些回应？
关心国
新华社对外部主任
谢谢主持人，大家上午好，在台上的五位嘉宾，有四位都是资深的中美问题专家。我个人是一个媒体从业者，今天参加这个论坛非常荣幸。我看了一下参加论坛的中国媒体，除了我之外还有著名的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沈卫星先生，我估计在台下就坐的还有一些人大从事国际传播和国际新闻的老师和学生。我是媒体从业者，在中美关系这个问题上也不敢发表什么有见地的观点。我想谈一下媒体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间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2013年6月份中美元首在美国加州的安纳伯格庄园一致同意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刚刚过去的中美第八轮战略经济对话和第七届中美高层磋商的联合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对中美加快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表了个人见解。
我想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离不开两国多个层面的合作推动，媒体也应该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刚才包道格和李成先生也谈到了媒体的作用。其实我本人也是对中美两国媒体在推进两国关系当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或者是要履行什么样的职责，也还是表示谨慎的乐观和怀有一些担忧，这是由于可能两国还存在社会制度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及目前媒体业的快速发展。所以两国媒体为了生存，在报道的选题、报道的内容、传播方式以及观点和角度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对中美关系也是不利的。
目前中美媒体在两国关系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认为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就是两国媒体能够及时、客观的报道双方高层的互动，能够报道两国高层和政府的一些观点。但是从一些比较令人担忧角度来讲，中美两国媒体关注的对方的话题多数是偏负面的。比如说美国的媒体涉及中国的报道比较多的集中在民主人权、贪污腐败、军队国防、环境污染、社会问题、东海、南海等方面。中国涉美的报道多是比如校**、暴力犯罪、种族歧视，以及美国对其他国家干涉等内容，两国媒体对对方国内的积极面着墨不是太多，有时候也是刻意淡化积极面。
第三个情况，报道的基调总体上比较负面，既然聚焦的话题比较偏负面，报道基调难以正面，最终传播效果也是负面的。这不是我个人观点，前不久有一个国家高端智库论坛，高校学者以及专家对于境外媒体包括美国媒体在内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描述，最后大家得出的结论也是偏负面。在中国媒体当中搜集一下美国的报道，最后呈现的美国国家形象是不是正面呢？我对此也是存疑的。
另外就是在议题设置上存在比较大的反差，就是中美两国媒体。议题设置也是存在各自特点，中国媒体设置议题的时候比较多的从正面考虑传播效率，通常设置的议题是对自我成就对外的传播或者宣传会多一些，主要让外界了解中国良好的印象，即便有问题也不愿意对外讲，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美国媒体议题设计一般是问题导向，他既关系美国自家的事情，也爱管管人家的事情，我在美国常驻两年，2013年到去年11月份，也关注到美国媒体对外涉华的议题，比如去年亚信峰会希望得到外界关注，美国某一家电视媒体就设置了中国军人对美国进行黑客攻击，而且滚动播报。比如在召开法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时候，美国某家大报头版刊登中国小煤窑的情况，说中国主要工业燃料还是靠消耗大量煤炭制造污染，所以中国有义务减排。
正因为有这些问题，所以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中美两国媒体在推动两个大国关系发展过程当中，应该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具体讲就是发挥正能量。几个方面我不展开了。
第一，中国媒体应该向美国民众充分客观的报道中国发展以及中国未来政策取向、中国发展的故事，中国将近40年改革开放，取得很多成就，外界对中国发展模式，对中国经济取得这么大成就，以及对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政治逻辑都非常关心。所以中国媒体有责任客观的向外界包括美国受众介绍。
同时，中国媒体也有责任向中国的受众和世界受众及时、客观、全面的介绍美国国内的发展，政治情况、经济发展情况、社会问题。
第三，无论是报道中美各自情况还是报道双边交往，都必须着眼于两个，我在美国待了两年，我就高举这样的旗帜。第一，中国媒体在美国的工作是要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第二，中国媒体做任何报道都必须有利于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如果违背了这两个原则的事情我们是不会做的。我也继续坚信这样一个原则，我觉得是正确的。
谢谢大家！
王莉丽：
谢谢关主任从媒体公共外交角度谈了他的观点。最后有请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院的Robert Daly（戴博）主任。戴博主任除了可以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也希望请您简单地讲一下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院的情况。
Robert Daly（戴博）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院主任
我可以讲讲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合作，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定义问题，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相信我们今天都是来成事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公共外交到底是指什么。在美国我原来就是负责公共外交的一个外交官，我是80年代末到中国工作的，都是负责这些的，也可以说是负责美国的宣传。
我的理解，公共外交活动是一个有主权的政府要直接跟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之下，就是跟普通老百姓打交道的一连串的活动。最狭窄、最传统的公共外交就是这么一个定义。也就是说你要和他们沟通，告诉他们你的意图是好的，你的政策至少是合理的，甚至是善意的，有合理性的。当然，我也想了解一下中国对于公共外交的定义，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对话不应该谈到所有的细节。至少在公共外交这样一个非常狭窄的定义上来看，我觉得可能现在中美关系当中对这个定义看的并没有那么重要。
当然，在最开始处理中美关系的时候，可能外交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两国人民对于对方都非常好奇，当时政府基本上负责信息的传达。可是现在它对中美关系的贡献一年比一年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关系现在成熟了，是错综复杂的，更商业化了、更市场化了，中国人要知道信息，你们的信息渠道非常多，美国人也是一样。而政府的投资毕竟很小，没有声音，没有竞争力。
王莉丽：
戴博主任，我想回应一句，因为你刚才谈到了关于公共外交的确有不同的定义，您谈的是一个公共外交的概念，你所讲的是狭义的、传统的公共外交的理解，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不断推进，这个狭义的理解已经无法涵盖公共外交。我们今天所谈的是广义的公共外交、新公共外交。什么是新公共外交呢？是由政府主导之下的，但是由多元化的行动主体，比如我们智库、我们研究机构、我们大学、我们的媒体、我们的企业，乃至更多元化的公共外交的行动主体。通过比如今天的会议，比如研究的合作，比如文化交流等等，进行两国之间的交流、互动、对话，推动两国关系。这是今天这个会议我们对于公共外交的定义，我一定要讲一下，不然大家对我们这个会议的背景会有一个误会了。
戴博：
所以说清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到底我们能做什么来改善我们非政府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双方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开放更多的领域，最开始我们也提到这一点了。就像中国公共外交在美国非常活跃，有很多孔子学院，现在有很多人在学中文，这个是很好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相互之间讲故事也要全面。所以至少在美国，我们一方面讲美国的故事要既讲好看的部分，也要讲不好看的部分，美国有种族歧视等等，这些都可以提。我想我们应当开放更多的空间，让更多中国声音能够在美国发出来，我觉得对于无论是中国的导演、作家，还是中国的大众文化，也许能够在美国应当有更多的声音，这样美国对于中国的认识也会更为全面，包括电影，包括李成在这个问题上很多的研究，包括我们学生之间的交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王莉丽：
谢谢戴博主任。戴博主任讲了很多中美之间需要共同努力的，我相信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大学智库举办会议的一些成果，也会让我们的社会各界对我们的一些建议有一些深刻的思考。
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我想包括我们在座五位嘉宾都意犹未尽，因为我们刚刚开始讨论。但是因为我要控制好时间，我不能拖延今天上午第二环节的时间。今天来了这么多现场的媒体朋友，同学们、老师们，各个机构，还有外地赶过来的嘉宾。我们没有很多时间提问，但我还是想留给现场嘉宾，因为我知道你们太期待这样的提问了，留一个现场的提问。
记者提问：
各位专家好，我是学习时报的记者，现在大家形成一个共识，就是智库是加强中美新公共外交的重要力量。我想请问Jerrold Green（杰拉德•格林）先生，您认为当今制约中美智库交流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从短期来看，您能不能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Jerrold Green（杰拉德•格林）：
一个关键的问题主要是美中政策上的区别，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之后还会说这方面的问题，中美政策上有很大的差异。第二个就是叙述的问题，中美两国相互之间不够了解，刚才我也讲了原因。在公共外交方面我完全同意王博士的说法，这完全就是讲故事，我们要讲正在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是除了媒体报道之外人们不了解、不知道的。所以，不仅是报道坏的故事，有好的事情也应该一起去报道。我觉得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报道都是负面的，我们需要有更多正面的报道。这是对于您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长话短说。
王莉丽：
我们时间还有一点，再留一个问题。
学生提问：
我是人民大学的研究生。我想请问李成先生和格林先生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大选在即，希拉里·克林顿，还有特朗普获胜呼声很高。如果他们当选的话，会对中美关系带来哪些变数？
李成：
不知道。
王莉丽：
李老师可以透露一点。
李成：
首先，这个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希拉里的对华政策，或者是她的外交政策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但中国人对她有很多误解，2008年的时候我是在她的团队里面工作的，当时她写过文章，日本人非常紧张，觉得他亲中国。后来中国一直认为他对中国打压，其实不完全正确。但是有几点我们不能忘记，如果没有希拉里就没有2010年世博会的美国馆，她本身极力推动这个发展。如果对中国怀有仇视，是不可能做这个事情的。之后就是推动十万人学生交流计划，她也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特朗普，他若当选，我想他会整个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当然有人说他是一个商人，最终可能会重新回到跟中国的外交政策，他的团队里面也会雇佣一些中国通。但是问题在于他的孤立主义，就像高柏说得那样，他会短时间之内对美国有冲击。
但是话要说过来，我们必须要了解，不管研究中国政治还是美国政治过程中，要看到有些东西可能是暂时的，可能只是对过去的发展，不管是对民权的重视，对全球化的重视，对移民重视的反弹，这个反弹的结果肯定还是走上正轨。但是在什么时机？什么时间？这个变化过程中的代价我们都是不知道的。当然这里面有一些误解，这是我的观察，特朗普从撤出亚洲，回归孤立主义，可以减缓在亚太地区、在东海、南海对中国的压力。你能够想象美国能让这种现象发生，但中国现代化是有自己的轨迹，不会因为美国的变化而停止，所以会看到中国继续在亚太地区的发展。到了一定的时候，美国可能又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弹，再加上整个国际秩序的很多变化，会带来很多不稳定因素。如果你同意中国是国际体系的一个参与者，或者最多是一个修正者，而不是革命者的话，也许你觉得特朗普的崛起或者在英国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情，反对全球化的浪潮，可能会损害中国的利益，而不是对中国有利的。
所以这个情况非常复杂，最终我还是告诉你，这是我想的一些观点，答案我是不清楚的。
王莉丽：
我们时间真的是很紧张了，所以请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各位媒体朋友们谅解。我们接下来还有第二阶段的讨论，你们仍然还有和嘉宾互动的时间。
我最后说一句话，公共外交就是要倾听，倾听对方的观点，然后我们要对话，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理解和沟通，然后来构建我们的信任，最终实现合作共赢。
非常感谢台上的五位嘉宾，有请下一组的嘉宾，下一组是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秘书长刘禹同主持，借此机会也感谢一下我们的协办方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以及刘禹同秘书长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主持：刘禹同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秘书长
现在有请第二个环节的嘉宾上台。他们是前美中贸易委员会会长Robert Kapp（柯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先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先生，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先生，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主任赵小卓先生。
我们开始第二专题的讨论，这个专题的题目是加强智库在中美关系、亚太安全合作中的作用。因为他们从事的研究领域各有区别，所以我想我们可以讲得更具体一点，更细一点。我会有针对性的提一些问题，请他们分享他们的看法。
首先有请Robert Kapp（柯白），我有一个小问题问你，我今天早上跟你交流的时候，你讲到你去年您在四川外国语大学讲课，但是没有成行，因为你突然生急病，但是最终你还是坚持上完了课，是通过微信或者是QQ通讯的方式进行远程授课，这是一次很成功的尝试。我的问题是，我觉得中美两国的学生对于对方国家的知识不是非常平衡。我在纽约工作的时候，发现中国的中学生对于美国的了解比较多，他们知道美国的独立战争，还知道南北战争，他们对于美国的地理位置也很清楚。但是美国的中学生对于中国的了解怎么样呢，他们中不少人不知道中国在哪儿，更不必说对中国的历史、当代史或者鸦片战争的了解。这说明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还是很不够的。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去做，特别是在教育领域如何更好地增进交流呢？
Robert Kapp（柯白）
前美中贸易委员会会长
我的确开设了一个中美关系的课程，是在川外，因为我自己的背景是历史，首先这个课程是讲美国人的中国观，1941年，有一个散文，在《时代》杂志上发表的，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有一篇文章叫做《美国的幻想》，讲到美国以及美国人应该了解他们有一个全球的角色，他们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美国之前从来没有发挥过这个作用。所以我的课程是从这个文章开始的，讲了美国和中国在二战中的合作，我也讲了美国政治上的看法，在40年代、50年代反共的活动，然后讲了朝鲜战争，然后还有中美断交，以及越南战争，还有尼克松访华。我放了很多照片，如果你可以上Google网站的话，可以看到很多照片，是非常好的课程，但是我们却做不了。我们用一个QQ，12个学生有QQ，我也有一个QQ，因为我没有办法过来，这个事情是非常先进的，我们是QQ视频，我可以看到他们，他们也可以看到我，我讲20分钟，然后我们讨论。这些研究生是非常可爱的学生，我们关系非常好，在某种程度来说，我觉得中国的学生，尤其是这些研究生他们研究美国，他们会着重美国，他们对美国的细节有一定的了解，比大部分美国的学生对于中国的了解要多，这一点我跟你的看法一样。在很多的美国学生，他们对于中国很了解，当然也有一些中国学生不了解美国，两边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学生可以对美国懂很多。但是我跟学生交流的印象就是他们所知道的是他们被允许知道的，他们被允许知道的美国是美国对中国不公平，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政策。这些年轻的学生所了解的，包括北大和清华的学生，他们并不是美国的专家，但是他们可以讲出一些对于美国的了解，他们的了解都是表面的。所以这也就让我们到了另外一个话题，在美国学生可以有很多信息，但是他们想看什么就可以看什么，但是他们却不看。他们往往是看电影，或者是在线游戏，或者用FaceBook聊天，我希望他们读更多内容，因为他们有无限的东西可以看。在中国的学生也会把时间花在微信上，当然他们也没有全面的信息，他们要全面了解一个国家，要知道这个国家怎么看自己的，是怎么看世界的，但是这些资源往往是被阻挡了。所以这些学生是非常好的学生，但是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够有更加深入、更加细节的了解。
刘禹同：
我的第二个问题想问一下刘亚伟主任，我知道你是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在今年早些时候曾经陪同会长李肇星先生去新加坡访问，遇到了杰弗里贝德，他是著名的安全问题专家，也是对中美关系有很深研究的重要人物。他提到这次美国大选，认为希拉里·克林顿肯定会获胜，他非常自信。不知道你是否认同他的观点？你如何看待这次美国大选？
刘亚伟（Yawei Liu）
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
我当然认同他的观点，我给环球时报写了文章，大家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可以看一下，我觉得特朗普是当选不了的。我最近又给环球时报当选了一个文章，即使他当选了，他想像高柏刚才说的全方位的改变美国在国际化方面的作用是做不到的。当然高柏博士也说了，开始他不能获得提名什么的最后是出乎意料，特朗普是出奇制胜，但是我自己觉得他是不可能当选的。跟我在深圳卫视说的话是一样的，我今天还在这说特朗普是当选不了的。如果他要是当选了，这一届美国人民确实是有问题。不仅这一届美国人民有问题，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民将来都有可能造成很大的伤害，这也是刚才高柏教授说的观点。具体为什么不能当选？我有我的分析，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说了。
但是我想说一点刚才戴博先生说的公共外交的问题，我工作的单位不是美国政府的，也不是美国政府的传声筒，但是往往被国内人认为我们是美国政府一种工具。其实我想说的是中国的公共外交实际上做的比较好的。
刘禹同：
下一个问题我想请贾庆国院长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看法。我记得去年美国学界产生过一次大辩论，就是对华政策四十年的大反思。起源就是美国学者兰普顿提出，中美关系到了一个临界点，他认为中国走的道路完全跟之前美国预期是不一样的。在美国学界引起很多的争论。我想这个问题因为涉及到中美智库的交流，在您看来中美智库交流对于缓冲双方的误读和误解会有什么作用？您认为这种交流有作用的吗？
贾庆国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
我觉得智库的交流还是非常重要的，中美关系出了很多问题，我觉得这个有很多原因。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智库交流可能不够充分，再一个就是智库交流的结果可能还没有得到双方政府有关部门更大的重视。我觉得智库交流跟官方的对话也好，谈判也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一个就是它的非官方性，它的非官方性决定了智库交流可以讨论一些政治上比较敏感，而官方出于政治考虑不愿意讨论的一些问题。智库交流在这方面有它的优势。
还有就是智库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讨论政策问题，有助于产生对问题的多维度的思考，从而在政策制定前对问题的思考更加全面，使得我们政府在政策制定前对相应思考更加全面。还有就是智库的政策讨论，有助于反思和超越官方在政策制定后形成的惯性思维。因为一个政策制定以后，官方各级部门就要用，这个政策制定出了问题怎么办？可能官方的思考也很重要，但是由官方纠正自己的看法，来修改政策难度比较大。智库在这个时候介入，他可以提出一些新的想法，新的选择方案，供官方进行选择，我觉得这方面的作用也是很重要地。
智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专业性。由于智库长期跟踪一些问题，研究人员对这些问题的了解都比较专业和深入。智库参与政策讨论，对于相对忙于具体事务的官员来说可以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更有时间思考一些问题，特别是相对全局性、长远性和宏观性的问题。
最后，智库还有独立性，他可以提不同的观点，可以超越狭隘部门利益，从不同角度比较宏观的分析和把握一些问题。所以所有这些都使得智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有它独特的作用。
当然，智库的作用是不是能够得到有效发挥？我觉得还取决于政府对智库作用的认识和使用。他如果不重视，不有效的去利用，我觉得智库发挥作用也很难。特别是在权力相对集中的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体制里边比较难。在美国他可能通过媒体各方面来表达他的意见，对政府施加压力，在中国可能跟政府在多大程度上重视智库作用，使用好智库这个资源有关系。现在中国政府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未来更加合理的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包括处理中美关系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于中美关系，我觉得智库已经在发挥很大的作用，我们有很多的二轨对话，各种各样对话机制，相对中日关系而言，中美关系在这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但是智库的作用潜力还是很大的，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地方。
刘禹同：
谢谢贾庆国院长。我对刚才李成教授提到中美智库交流是报警器、缓冲器和减压阀，我非常认同他的看法。我认为这种交流对于双方增进互信，对于推进政治合作也是非常有益的。
下面我想继续延伸一下关于智库的议题，我想请王辉耀理事长给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看法。我们知道智库是在美国发展很成熟的，美国的智库对于决策层影响非常大，中国智库起步很晚，但是发展非常迅速，我们这两年涌现了很多智库，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您看来中美智库交流在哪些方面可以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借鉴？
王辉耀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国务院参事
谢谢主持人，我觉得今天这个会议很好，讨论中美公共外交，我觉得中美公共外交里面智库就是一个很大的作用在里面。中国跟美国智库，就像前面好几位专家讲的，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美国智库发展的历史很长了，而且他已经形成了很有品牌，而且他参与国际影响力的很多项目，特别是对于美国政府影响也很大。当然，中国的智库也处在发展的时期，特别是这一届政府上来以后对智库高度重视，已经多次提到智库的重要性，也开始非常重视智库。
所以，我觉得对于中美智库来讲，能够在中美公共外交方面发挥很多作用。比如说刚才美方代表建议说我们应该在美国设立代表处也好，或者是在华盛顿，在旧金山开办中方的智库，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了，中国的智库还没有走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这种二轨的机制，就是民间的非政府的交流应该进一步加大。很多的话题如果通过中美双方智库达成共识的话，有助于中美两国政府达成共识，我觉得这就是特别好的方面。比如说最近我注意到中美在TPP问题上谈的很多。我觉得双方的智库就可以做很多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实际上是加入世界贸易体系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在过去15年中国GDP翻了8-9倍，中国国际贸易也是增长这么多。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到现在随着TPP、TTIP、RCEP，各种多边机制的形成。我感觉是不是有一个新的WTO正在形成，我觉得这个需要双方智库来做更深入的探讨，否则的话经济各种壁垒开始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大。这个包括对中国企业走出去、跨国公司到中国来都会有很大的问题。中国甚至有可能面临二次入世，比如TPP和TTIP占据全球80%的贸易量，我们如果没有在TPP里面，或者美国也没有在RCEP里面，我觉得这个就会产生很多问题。有没有在现有国际贸易体系下，我们增进WTO，同时我们建立一个新的由各个国家参与的机制，这样对于双方国家的智库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话题，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面临未来不同多边的贸易规则的话，对中方是不利的。
我也很同意刚才Jerrold Green讲的，中国应该加入TPP，应该邀请中国加入TPP。实际上TPP谈到的比如说环境、劳工标准、国企改革以及很多中国关注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60条里面所要改革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找到一个方法合作起来，来加强国际贸易体系。如果没有这个压仓石的话，刚才大家说经济是压仓石，如果中美经济不存在或者受到影响的话，对中美所有的问题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在这个领域可能中美智库要做更深入的研究。
刘禹同:
最后一位嘉宾是赵小卓主任，大家都知道你是研究中美防务合作的专家，我们很想听听你认为中美智库交流推进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有什么作用？
赵小卓
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一直以来大家都谈论中美经济关系比较多，认为安全问题是拖后腿的，问题很大。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汇报最近三年来中美军事关系有很大发展，有些方面是实质性的。比如军事交流，最近这三年，就是从2013年6月份，习主席访问美国，就是第一次习奥会到今天，三年的时间双方国防部长、总长、军总首长之间都有很多交流。而且对口职能部门之间也有很多交流。
第二，就是联合军事演习。最近这几年来搞的演习比2013年之前中美两军历史上搞的演习都多，而且这个演习范围越来越大，最近一个案例就是我们海军，现在在路上呢，到夏威夷参加环太平洋演习。
第三，中美两军交流渠道是很多的，也是很通畅的。比如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框架下有战略安全对话，国防部有防务磋商、有工作会晤，两国海军之间，两国陆军之间，两军战略规划部门之间都有这种机制性的交流，智库交流也比较多。
为什么这几年发展的相对比较好呢？我觉得是两个原因，一个大的原因就是习主席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军事关系，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同里面很多理念的，觉得双方沟通、交流、合作是符合两国利益的。
第二个，就是智库在中间也起了一些作用。我觉得双方理念上都有一些变化，因为中美之间问题非常多，尤其是在安全上，过去更多是从负面看的。如果不交流、不沟通，很容易同一件事情得出不同结论，甚至结论差的非常远，所以要经常沟通、经常交流。
还有就是要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像中美两国的军队之间，如果没有合作，很容易出问题，而且因为中国是崛起大国，美国是守成大国，很容易有这个结构性矛盾。双方都从负面的方面看对方，问题就会越看越多，越看越大。
另外，我所在的军事科学院是解放军最重要的智库，我在军科院工作20多年，我觉得智库有三个特性：第一，智库是理性的声音，这个非常重要，一个国家，一般民众有时候是容易情绪化的，尤其是一个突发事件可能就会对民意调查造成很大影响。作为一个国家一定要有理性的声音，尤其是一个大国。
第二，智库是受过教育的，是有良好知识储备和学术素养的，相对容易看问题看的比较深，看的比较长远，能看到长期的趋势，而不是完全受眼前这些事情左右。
第三，至少是一部分智库离决策是比较近的。现在这个国家决策，尤其是国际安全决策越来越复杂，单靠决策者，尤其很短的时间下结论是比较难的，是需要智库辅助的。所以智库变成离决策者比较近，可以说是决策的一部分，但是相对处于比较超脱的地位。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旁观者清，也就是智库看的是更清楚的，有时候决策者和民众看不到的，智库能看到。所以这个对于双方正确决策是很重要的。
总而言之，我觉得国家要强，智库必须强。谢谢！
刘禹同：
谢谢赵小卓主任，非常感谢你跟我们谈的看法。我刚才提问第一个问题问了Robert Kapp，刚才提的问题比较简单，我问另外一个问题。你昨天在出席北大的会议时提到，美国的商业界领袖是难以影响美国的决策层的，这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你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怎么看，特别是在这次美国大选之后，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呢？
Robert Kapp：
我和美国企业界接触很长时间了，我在1994年到2004年的时候是在中美贸易委员会工作，之后中国加入了WTO，当时中国政策也发生很多变化，关于最惠国待遇问题，当然也是政治上争论的，当时美国企业界，尤其是有跨国业务的企业真的是非常努力的去影响政策，当时我记得在白宫，总统也在反对，当时也是在看整个企业界。当时他用了一个四个字母的词，这个词我没有办法在这公开说。他说如果你们这帮人背叛了我们的话，我们也会背叛你们的，所以我们肯定会努力做争取这个最惠国待遇，但是你们必须和我们站在一边。当时我们肯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完，是很大的一场战斗。所以当时中国加入WTO，我们说对于美国企业、对于美国人民来说是有好处的。
我组织了一个非正式的研讨会，帮助美国企业了解在美国和中国的战略性军事关系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将来会非常重要，在我们两国关系中，而美国企业需要更好了解这些问题，首先很多企业都参加这样的会议。但是过了一年半之后，我们只剩下四五个人，所有其他的公司他们在别处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后来中国的经济情况不一样了，中国的经济更大、更成功，也更加的强。同时这个环境，美国和其他跨国企业在中国运行有很多问题，我相信在座的人都是非常了解的，美国的企业还有他们的想法不一致。在华盛顿中国问题专家的想法也不一致。比如说美国企业肯定都不愿意川普跟中国断交，但是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机会和自己的挑战。很多人会觉得在过去几年中，自从自主创新的努力开始以后，中国的企业环境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了，因为中国的企业都想成为国际化的公司，所以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去讲技术的转移还有软件的问题，但是问题就是在华盛顿这些企业界就是直接这么做的。除非中国是有真正的危机，我不觉得美国企业会发挥在90年代末建立起新的中美经济关系时候的作用了。
刘禹同：
我不久前刚刚看了《纸牌屋》的最新一季。看来，美国的现实政治比《纸牌屋》复杂得多，我们很期待更新一季的《纸牌屋》。
我们这个板块的主题是讨论智库对中美关系和亚太安全合作的作用，刚才我提的问题是把讨论范围相对缩小了，我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更多的补充？
王辉耀：
我觉得中美的公共外交还有一块是很大的一块，今天我们的活动在人民大学举办，实际上中美的人文交流，包括学生的往来是这些年的一个亮点。比如我们去年去美国的留学人员达到创纪录的人数，包括中国去年出国留学生也达到50多万，这块是非常好的一个势头。我注意到美方来中国的学生，量还不是特别大，起码跟中方比起来差距不是特别大，大概有一万多美国学生在中国。当然，我注意到美国政府也在做十万、百万的计划，这一都非常好。我的意思是中美智库能不能做一些深入的研究，我知道布鲁金斯做了很多这方面研究，还有别的智库，我们能不能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来推动中美人文交流，特别是在留学生的交流。因为我觉得留学生通过大进大出，我们每年有几十万留学生出去，又有几十万留学生回来，我觉得他对中美之间能产生一种稳定的力量，能产生一种和平的力量，产生理解的力量，或者互相沟通的力量。我觉得这块是我们未来智库的一个重点，除了经济以外，我觉得人文，特别是教育和留学生的交流，是中美之间应该更多下工夫的。
刘禹同：
谢谢王辉耀理事长，你也正好回答了之前我提给Robert Kapp的问题，中美之间的学生交流还是不够的，特别是中美年轻人对彼此历史认知还是有差距的，我知道中国中学的历史课本和大学历史课本把美国历史写的是很全面和客观的，但是美国关于中国历史的课本未必如此详尽。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需要开展更多的智库交流。
刘亚伟：
这两天一直跟老包在一块，老包刚才说到中美之间问题很多，但是他感到中美两军交流现在更多了，刚才老包的观察与赵小卓主任的是吻合的。实际上从2013年6月习主席和奥巴马见面以后，建立了新型的大国关系和新型军事关系，所以每一次南海出点事，实际上两军马上有交流，包括防长、总长、部门之间打电话。我们看到这样的争论，包括昨天不幸去世的吴建民大使，和环球时报的，和戴旭的争论，今天我们军方在这里说两军交流实际上很多，化解冲突机制很多。但是包括纽约时报昨天记者来参加北大的会，今天早上纽约时报关于亚洲第一篇文章就是美国航空母舰到了哪，意思就是说你中国规矩点。所以两国媒体在煽风点火，让本来挺有麻烦的关系，让麻烦更大了。但是听到老包的声音和赵主任的声音，感觉到智库是理性的声音，智库是受过教育的，是经过长期研究的，所以知道情况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智库如果再添油加醋的话，这样两国关系就更难弄了。
Robert Kapp：
我补充两点，两国都有一些智库，有些智库令人尊敬，他们是让很多不同专家参与，还有很多不合格的智库，他们说自己是智库，他们却是有同样的思维模式。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有非常高端的智库，就像在这里的智库一样。他们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智库不能有固定的思维方式或者是理念。不管是极右还是极左，他们应该有广泛的观点，不能让每个智库都是一样的。另外一点，如果你们不是智库的人，我也非常同意刚才赵教授所说的，很多的智库产品在美国寿命非常短，他们的成果保质期很短，价值一年内就没有了，很多智库在一年后又有其他的论文，是同样的内容。包括讲美国和台湾关系的问题等等，所以他们需要不断更新信息。所以我觉得我们说的培训和历史的问题，大学的学者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大学的学者去出书，有的书很好，政府却不看，所以政府的工作也很重要。另一方面，政府关心的是比如谁可以跟王沪宁谈上话，或者谁可以和政治局上的人建立起联系，不过做研究的人，他们慢慢做自己的研究，对于历史有更加深入的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是智库，他们对于国家领导去哪个国家访问，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发表建议。但是如果是你的作品保质期太短的话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有的时候两年之后就没有人再去想了，我想智库也是了解这一点的。
贾庆国：
我再补充一点。我觉得智库这个东西，它到底是好是坏？我觉得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由智库自己之间相互竞争决定的，不是你事先告诉他哪个智库重要，哪个智库应该培养，这样弄出来的。我觉得培养出来的智库反而可能有问题，之所以他能够被培养，他事先做工作不是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是去走关系，让上边给他认可。这样他拿到了资源，做的东西可能也是顺着他认为上边的意图来做一些诠释的工作，这样的智库还不如不要。我倒觉得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你要想让智库发挥作用，可能需要一个准入的政策，让智库之间进行竞争，通过竞争优胜劣汰，逐渐形成一些比较有资质的，有见解的，有积累的一些智库。其实美国有很多的智库，有的智库是没有多少影响力，但是他代表了社会不同的声音，我觉得这个也是必要的。但是真正对政策有很大影响的，还是通过竞争逐渐的建立了自己所谓信誉的，像布鲁金斯学会，CSIS这样的智库，至少在对外关系这个问题上。
所以我想处理政府和智库之间的关系，好的智库是怎么形成的，可能更多还是靠他们打拼，更多靠他们自己的努力，慢慢形成。要事先指定哪个是重点智库，哪个要重点培养，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事与愿违，最终达不到自己的目的。
刘禹同：
谢谢各位嘉宾的补充。我们现在还有十分钟时间，我想请现场听众提问，欢迎大家提问。
学生提问：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生，我有一个问题问贾庆国主任，近年来我们看到中美公共外交在全方位展开，加强新型智库建设对于提高国家软实力有什么作用？
贾庆国：
美国的智库历史当然比较长了，中国智库历史也比较长，但是真正受到重视，全面发展可能是最近一些年的事情，中国现在有很多智库，当然这个到底有多少，取决于你对智库界定的标准。现在中美之间二轨的对话，智库间的二轨的对话、一轨半的对话很多，包括今天这样的活动也是智库组织的智库之间的一种对话，一种公共外交的活动。我觉得中美之间这种层面智库方面交流和对话，比起其他的一些国家来讲可能要发达，要发展的比较好一些。现在包括我们学院跟美国一些智库经常举行对话，像跟布鲁金斯，我们有中美韩三边对话，我们搞过中美民间战略对话，还有我们也举行一些活动邀请美国不同的智库成员来参加。我说比其他国家可能要发达一些，比如说日本，日本的外交官曾经找到我，说现在中日之间有一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中美之间有很多民间对话机制，这些机制在中美关系好的时候也存在，不好的时候也在活动，所以中美之间交流总是畅通。而中日之间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中日之间虽然也有一些貌似民间层次的对话，但是中日关系一不好了，这些对话机制全断了。他觉得这个很不正常，他说他希望中日之间也要建立各种制度，特别是民间高层的对话，他们希望搞一个中日之间名人会，在中日关系不好的时候确保两国之间信息的畅通。我觉得挺好的一个想法，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落实。中美之间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已经远远超越了中日关系的情况。但是智库之间这种对话能产生的影响力，我觉得还是相对有限，其实我觉得在智库层面上这种二轨、一轨半的对话，有很多共识比官方层面上要多得多，现在就是怎么把这些共识逐渐转化为官方层面的共识。特别是能够转换成社会层面上的共识，使得两国关系能够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Robert Kapp：
我想补充一点，我觉得中美智库最好的一些交流其实就是要让双方的人都参与进来，并且最好是让那些对于各国国内情况最为了解的人参与进来。所以如果单独谈某一个事情的话，确实两国有很多分歧，但是同等重要的或者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参与了中美双方各轮对话的那些人，他们其实对于国内的情况更了解，这个国内不仅指自己国内，还有对方国内的情况，包括美国的政治家，政治家关心的就是国内的东西或者本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需要让双方的人去了解，去谈各方面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要参与讨论的这些人，一定要对于双方国内的情况都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很多时候比如说在中国有一些事情的发展逻辑，但是在美国其实也有一些政治的限制，就是哪些东西可以讨论，哪些不可以讨论。我想在座很多美国人甚至都可以花很长的时间来谈美国自己的政治，自己的问题，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不能做。但是同样有些东西在中国也有一些事情是能讨论，有些是不能讨论的。但是我觉得中美智库之间交流就应该破除这些障碍。
学生提问：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人大新闻学院的学生，我想问一个关于南海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最近炒的比较热，而且是关于主权和领土方面，涉及到国家根本利益这一块。我们知道涉及到这种根本利益的情况下，很多东西是不可调和，或者说针锋相对的。我们现在也发现有一些学者或者是一些意见领袖，他们也都有鹰派或者鸽派的争论。而且在中国民间或者是网上也有一些民族主义情绪。我想问一下在座这些老师，比如说智库这一块是否也有这方面的争执？他们是怎样处理好这样议题的？智库在推动中美两国之间关于军事或者国家利益之间有什么作用？
第二个问题，作为我们广大民众来说，你们感觉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可以把中美两国的关系处的更好，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可能更多的是人文这方面的交流，但是如果真的碰触我们谈到了军事方面，或者是国家领土纷争方面的话，我们两个应该怎样去处理才能更好的推动两国关系？
赵小卓：
你的问题范围非常广，我主要讲两点。
第一，中美在南海军事上也不能算对质，但是南海有一定程度的紧张，这个一定程度上是美国战略或者政策改变所造成的。我们知道去年年底开始，美国一个是派出军舰到岛礁附近，距离很近，我觉得他已经不是航行自由了，完全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当然中国军队要出反应。另外，就是美国在菲律宾有基地，这个是长线的工作，这可不是过来几艘舰，是以后多少年保持在南海的态势。美国在这的态势如果不变的话，中国是没有后退余地的。我们只是占了几个岛礁扩建了而已。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假如说过去是相对比较虚一些，现在是比较实了，在南海找到了一个抓手，就是这个球在美国脚底下。
第二，智库可以做很多工作。智库就是要多沟通、交流，其实两个国家之间，就是一种轨道交流。一种轨道是决策的，国家领导人、军队领导人，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老百姓的，就是公共外交，民间交流。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智库之间的交流，而且这里边有很多问题，智库能看得着，智库容易辩的比较清楚，所以智库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但是在南海中美两军之间有很多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要扩大，说马上变成一场冲突或者战争，或者中美大战不可避免，我不认可这个看法。2014年10月份中美两国之间有一个准则，两国军舰之间要有交流沟通机制，尤其是危险接近的时候要有沟通。去年9月份增加两个附件，舰对舰，舰对机之间都有危机管控机制。过去中美历史上因为危机管控不当，造成两国战略关系受到重大影响的事例太多了，撞机事件，危险接近事件等等。所以两国都有危机管控意愿，而且前方的飞行员也好，军舰的领导也好，军舰的舰员也好，他们这方面意识越来越强。最近这半年中美两军在南海比过去接近很多，但是并没有很大危险出现，我觉得跟这个机制有很大关系。总而言之中美像南海这个问题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但是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管控，使它不至于成为一个影响两国关系或者两国战略关系的重大问题。
刘禹同：
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安排继续提问了。请允许我总结一下这个环节，专家们做了非常好的发言，他们给我们分享了很多智慧和思想的火花，让我们受益匪浅。我想智库在中美两国关系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常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我给这次论坛写了一个短的论文，标题叫做《民相亲可促国之信》，就是民间交流很重要，人民之间的亲近感对于增进国家间的互信是有很重要作用的。智库在这方面有很重要的角色可以扮演。中美智库都是各自的意见领袖。开展更多的民间交流，推动彼此了解对方的历史、对方的发展历程、对方的民族情感、对方的核心关切，才有助于两国关系不断提升、不断发展。
谢谢大家，今天上午的论坛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