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14    来源：中国金融 

       作者：陈雨露

       “大金融”突出强调了必须将金融和实体经济视为统一的整体，必须将整个金融体系视为统一的整体，必须将中国和全球的金融发展视为统一的整体 大国崛起需要大国金融。从长期的视角来看待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大国的金融崛起几乎总是与其经济崛起同步实现的。对于未来中国而言，在新中国65年的发展基业之上，全球视野下的金融发展应该充分体现其战略定位，通过构建稳健、高效、统一的大国金融体系，有效支持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经济转型和社会优化，全面服务于大国经济和金融崛起的双重战略需要。

　　大国金融发展需要“大金融”理论的有效支撑。较之传统理论,“大金融”突出强调了三个整体性：一是必须将金融和实体经济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不是孤立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二是必须将整个金融体系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不是狭隘地考虑货币和信贷；三是必须将中国和全球的金融发展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不是封闭和静态地看待国内的金融发展。“大金融”理论框架不仅可以有效概括当前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若干核心问题，而且在政策路径的设计上充分体现了普遍规律和中国国情的有效结合，从而有利于确保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始终沿着效率与稳定动态平衡的路径持续展开。g>中国金融发展的总体目标与战略定位
　　从一个较长时期对主要大国发展历程进行考察便会发现，自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大体上经历了五次长周期，每一个长周期都对应着一次科技革命的爆发和新兴产业发展，进而引发整个经济社会的结构性转变。在上述转变过程中，多种力量的综合作用往往会诞生集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金融优势于一身的新兴超级大国。

　　根据熊彼特的长波理论，自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社会大致已经经历了五个长周期。以经济和产业领域内的重大事件作为区间划分，这五个长周期分别是：工业革命（1771年），蒸汽机与铁路时代（1829年），钢铁、电力与重工程时代（1875年，1873年是世界经济第一次大萧条），石油、汽车与量产时代（1908年，1929～1933是世界经济第二次大萧条），信息与通信时代（1971年）。根据上述理论推算，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五个长周期的转折点，第六个长波即将展开。事实上，如果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待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大国的金融崛起几乎总是与其经济崛起同步实现的。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危机后的金融发展应该充分体现其战略定位，通过支持国家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全面服务于国家经济和金融崛起的战略需要。

　　根据大国发展的历史轨迹和长期规律，在未来40年，中国的金融发展要结合“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周期”“国家经济崛起周期”和“货币金融替代周期”，全面支持中国完成产业升级、经济复兴和货币金融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第六个长周期”中的核心国家。上述金融和经济协调发展、同步崛起的整体蓝图，我们将其称之为中国金融和经济发展的“长三周期战略框架”。

　　客观地看待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可以认为，在经过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人口和制度红利的效应逐渐减弱，粗放型增长所带来的资源承载压力不断增大，加之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漫长的调整恢复期，中国在传统模式下的高增长态势很难长期持续。在此背景下，通过有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未来的5～10年，中国将面临经济发展的关键机遇期，能否抓住机遇深入推进各项改革，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事关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金融发展模式和路径必须全面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布局，并充分体现其战略导向。

　　为完成上述目标，中国的金融发展应体现以下三个方面的战略定位：一是金融发展必须服务于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体现保障功能；二是金融发展必须服务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体现发展功能；三是金融发展必须服务于国家货币和金融产业的崛起，体现支撑功能。基于上述战略定位，中国未来的发展将呈现出金融和实体经济紧密结合、现代科技和现代金融“双轮驱动”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　　g>“大金融”理论与中国金融发展的基本原则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体系的日渐发达和复杂化，金融失衡不仅周期性地发生，而且与宏观经济的失衡彼此强化。这种强化使得经济和金融经常持续、显著地偏离长期标准，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将全球的经济和金融体系置于巨大的压力之下。总体来看，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三个方面的基本启示：一是金融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性质和机制远未得到充分认识，系统性金融风险被长期低估；二是金融发展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和定位有待进一步厘清；三是传统的经济学框架未能很好地整合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金融理论，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缺陷。

　　针对上述现实问题，首先有必要从理论上以一种更加全面、系统和贴近现实的方法论来构建新的金融理论体系。“大金融”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大金融”理论在学理上源于黄达教授所倡导的宏微观金融理论相结合的基本思路，在理念上源于金融和实体经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的系统思维。这一新的理论框架注重从全球视野去总结和梳理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在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去看待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经过反复研究和论证，“大金融”命题最终形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大金融”视角下的金融学理强调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的系统整合；二是“大金融”视角下的金融理念强调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和谐统一；三是“大金融”视角下的金融发展强调一般规律和“国家禀赋”的有机结合。

　　总体来看，“大金融”理论的核心基础，是要将微观个体和宏观整体有机结合，通过构建一个高效而稳定的现代金融体系，全面服务于实体经济，从而推动中国成为全球“第六个长周期”中的核心国家。因此，与“大金融”命题的三大基本内涵相对应，中国的“大金融”发展观应着力构建以下三大基础：一是理论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遵循经济金融运行的一般规律；二是价值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代表中国式经济增长的核心价值理念；三是实践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立足于自身所特有的“国家禀赋”。三大基础的有机统一，构成了我们称之为“大金融”概念的理论支柱和核心价值体系。

　　首先，从理论基础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开放发展的大型经济体，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在科学总结全球主要国家金融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宏微观金融理论的系统整合，全面总结和梳理出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的若干基本规律，并以此作为金融体系改革和发展整体蓝图和实践路径设计的基本理论依据。

　　其次，从价值基础来看，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树立扎根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价值理念，通过构建高效而稳定的现代金融体系，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长期共同稳定和共同发展，只有将资产增值、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建立在真实的财富创造基础之上，才能通过惠及民众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实现国家经济复兴。

　　最后，从实践基础来看，在金融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既要遵循经济和金融体系运行的一般规律，又要切实立足于自身的“国家禀赋”，只有将全球金融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中国的具体情况有效结合，才能在实践中真正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发展道路，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产业模式和制度框架。

　　总体来看，上述三个基本原则构成了开放条件下中国新型金融发展观的核心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基础的关键要点在于通过将理论的有效性、价值的真实性和实践的务实性紧密结合，全面塑造有利于长期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整体框架。
　　中国金融发展的战略框架与实践路径

　　根据中国金融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在“大金融”理论框架下，中国金融发展的战略框架以及对应的实践路径可以从金融体系的内部发展、对外开放和宏观管理三个方面予以概括。

　　首先，在金融体系的内部发展方面，主要包括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构建高效而稳定的现代金融产业体系，二是如何实现金融和实体经济的有效结合。从中国金融产业体系的发展来看，应根据中国的“国家禀赋”特征，着力构建银行与金融市场动态均衡的金融体系结构，形成开放大国现代金融体系的整体框架；全面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为经济和金融发展提供可置信的货币金融环境；稳步推进新型金融业混业经营，提升中国金融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全面巩固中国金融产业发展的微观基础。从金融和实体经济的有效结合来看，应根据金融发展立足实体经济、金融创新围绕实体经济的基本原则，通过形成与产业转型升级相匹配的金融支持体系，全面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具体的实践路径可沿以下四个方面展开：一是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导向作用，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那些具有明显正外部性效应、但商业性金融机构不愿在前期介入的项目提供融资；二是鼓励和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为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和一体化的信贷支持和金融服务；三是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通过企业上市（主板、二板、三板、创业板）、PE、VC等多种形式，加快资本形成；四是加强金融、财政与保险机制的协调与配合，在形成政策合力的同时，有效降低金融风险。

　　其次，在中国金融的对外开放方面，主要目标是要在“效率—稳定”综合平衡的思路下，积极审慎地推进金融对外开放，全面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对于同时处于改革和开放双重背景下的中国而言，金融业的开放进程（路径）需要在金融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进行综合权衡，在确保金融稳定的前提下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从具体策略来看，一方面应通过合理的“开放保护”和适度的国家控制，确保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的宏观经济稳定；另一方面，应在未来30年通过两个“三步走”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全面奠定中国金融崛起的货币基础。鉴于当前的金融改革形势和金融发展需要，同时综合考虑国际经验和国内环境，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应该在2015～2020年完成（相应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应在2015～2017年完成），资本账户开放的时间窗口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正好吻合。此外，在建设开放大国金融体系的过程中，还应积极发挥外汇储备的金融引导功能，通过对庞大的外汇储备资源的战略性运用，引领中国在全球下一轮科技竞争中抢占战略制高点、资源制高点和金融制高点：一是瞄准趋势性的全球新兴产业，占据下一轮世界经济周期中的产业链高端位置；二是瞄准战略性资源产业，为转型中的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资源储备；三是积极参与和领衔筹建区域性和跨区域性的金融组织，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

　　最后，在中国金融体系的宏观管理方面，主要目标是要全面建立和完善基于宏观审慎的金融调控体系，加强政策协调，同时完善金融失衡的早期预警机制。基于“大金融”理论体系，中国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应着力构建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和信贷政策“三位一体”的整体框架。其中，货币政策方面，应在盯住通胀和产出的基础上关注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状况，继续完善通胀指标统计，为政策决策提供可置信的信息基础，坚持价格型调控为主、数量型调控为辅的基本原则。金融监管方面，逆周期监管应综合考虑银行广义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宏观审慎监管应与微观审慎监管紧密结合，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应统筹协调。信贷政策方面，应坚持市场化调控原则，提高效率和增强可持续性，可选择盯住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满足度，与总量性的货币政策相区别，主要发挥结构性调控功能。在实践过程中，上述政策之间的整体协调至关重要，特别是需要避免“政策冲突”和“政策叠加”的问题。实证分析表明，前者会削弱政策效果并增加政策实施的成本，后者则可能导致经济系统以一种非预期的方式进行调整。此外，在新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下，应对监管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建立起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统一监管体制不仅与宏观审慎的“全口径监管”要求相匹配，而且在监管的有效性和对市场的敏感度方面也具有非常突出的优势。在未来的改革中，应积极推动建立全面统筹协调宏微观审慎监管的大金融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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