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6月18日    来源：财新网

陈雨露|文

　　所谓大乱有大治，仿佛一种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金融危机必然导致宏观经济与金融制度的深刻变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诞生了凯恩斯经济学，七八十年代的“滞涨”催生了新古典经济学等学派理论，而此轮金融危机则对包含金融因素的宏观经济理论发出了呐喊。

　　几乎每隔30年就会出现一轮宏观经济学“革命”，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称为“凯恩斯革命”，而新古典经济学等学派的出现则被称为“反凯恩斯革命”。这体现了现实世界变化对经济理论的最新要求。

　　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三个方面的基本启示：一是金融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性质和机制远未得到充分认识，系统性金融风险被长期低估；二是金融发展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和定位有待进一步厘清；三是传统的经济学框架未能很好地整合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金融理论，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缺陷。

　　有鉴于此，一方面，我们应当让金融因素重归主流宏观经济学，以建立回归科学的经济学方法论，系统构建金融和实体经济相统一、理论基础和政策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分析框架；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在新理论框架的指导下，借鉴大国发展的历史轨迹和长期规律，制定推动中国金融发展的长期战略，并据此建立高效而稳定的现代金融体系。

　　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言，经历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跨越式发展，中国金融改革站在了新的起点上。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如何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深入考察金融体系改革的立足点、阶段和路径，以最切合实际的方式稳步推进金融改革，是我们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从全球各国金融发展的实践来看，金融体系的一般发展规律可以概括为以下七个基本方面：

　　第一，在特定国家的特定发展阶段，有一个与之国情相适应的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合理结构，二者之间的主次和配比关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动态变化，其评判标准是能否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实现“效率”和“稳定性”的平衡。

　　第二，商业银行作为一项基本的金融制度安排，一方面继续发挥其在间接融资领域的专业优势，通过改进“代理监管”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已有的物理和技术条件，在原有的组织平台基础上开展新的业务，以适应金融发展一体化的需求。

　　第三，资本市场作为与金融中介互补的“直接融资”渠道，短期内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可以呈现出与金融中介相互竞争的状态；但从长期稳定的均衡趋势来看，合理的金融体系必须是同时包含二者的互补、互动和渐进式的发展态势。

　　第四，非银行金融中介以及伴随着金融创新产生的其他金融组织形式，可以作为银行和金融市场的替代者参与竞争，也可以在银行和金融市场之外的特定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成为银行与金融市场的有益补充。

　　第五，监管体系应当与中央银行紧密协作，一方面促进金融体系的内部元素（如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等）在效率与稳定性之间维持平衡；另一方面，通过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机制，实现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协调运行。

　　第六，从制度基础来看，应该有包括正式制度及非正式制度在内的一整套辅助机制，确保金融体系的运行满足“效率”和“稳定性”的双重标准。在效率机制的安排上，诸如信息披露、公司治理、透明度要求等方面必须要有完善的传导机制和实现机制；在稳定性机制的安排上，诸如存款保险、风险管理、破产机制等在金融体系内部不同单元之间应该有相应的实现方式，使金融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抗冲击能力。

　　第七，良好的社会信用文化和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也是现代金融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信用意识面临各种外部冲击和开放性变异，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通过合理的引导促进契约信用和契约文化的有效扩展，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信用文化培育的关键。

　　不难看出，未来的中国需要一个银行与资本市场平衡发展，并辅之以优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态环境的现代金融体系。在此体系当中，占主导地位、享受着国家信用并且在实质上拥有着全额隐性存款保险的商业银行体系，其重要性不言自明。特别是，随着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度不断加强，没有一个强大且具有足够厚度的银行体系作为支撑，金融市场的风险随时可能波及银行体系并最终造成实体经济的巨大衰退。因此，银行体系的发展不仅关乎中国经济和金融运行效率的提高，而且与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问题直接相关。（欢迎关注人大国发院新浪微博 @人大国发院；微信公众号RUC_NADS） 　

       陈雨露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此文是其为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张晓朴研究员新书《变革与稳健：银行监管和银行转型的思考》写的序，授权财新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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