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07
02
[北京日报]刘守英:县城并非农民城镇化的唯一归宿
来源:

现代化讲求的是人要寻求外扩的改变模式,而如果人与乡村的黏性一直保持不变,那就是传统社会。改革开放之后,“农一代”们可以选择离开村庄、在城市里打工、赚钱、看看外面的世界。他们可以换一个活法,也有了更多途径和机会改变自己和家庭,也就是“可能性边界”扩大了。

应该充分认识到“农一代”一整代人对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贡献。如果他在城里工作了大半辈子,他的家庭也在城市里延续,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留在城里的机会,供他们自主选择,而不是让他们觉得自己只有回去的命运。

相比“农一代”,“农二代”很多是80后,其中一些十几岁就来城里打工,与城市的联系更深,他们的预期也是想在城市体面地落脚。在城里工作20多年后,他们也快五十岁了,很快他们也要面对和上一代一样的问题:我的命是不是就该回农村?这影响着他们对自己、对家庭和孩子的规划。这其实都是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城市化、工业化还是国家现代化的归宿,这样社会才能不断进步,而不能让大量的人都留在农村。我们现在不能笼统地说要让农民市民化,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能不能给他们留在城市的选择,制度性的户籍、住房、孩子教育等问题能否被妥善地解决。

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的人变少、农业在经济中占比降低是规律。一个社会的农村人口保持太高的比例,这是社会的问题。进城务工的农村人体面地在城市留下来之后,乡村和农业都可以聚集,农业也可以规模化。而对于已经回到农村的“农一代”的养老问题,就应该有保障措施。但是我们应该把“农二代”往城里拉,而不能让他们再次被动地被推回农村。

介于城市和乡村的县城似乎可以作为一个“中间地带”供农村的务工人员选择。它的平衡城乡之间“中间性”的作用是否该被强调这件事我比较犹豫。县城确实是农民城乡转换的重要枢纽:农民进城之前可以先在县城落脚,到了退休的年龄又不想回乡也同样可以选择县城。但是如果把县城设计成一个农民去城、回乡的必由之路,这是否符合现代化的规律,我是不确定的。

我认为,还是可以保留县城这个“城乡通道”,也就是农民在去城、回乡的途中可以选择生活成本低、生活方式接近乡村、交通便利的县城。但只是作为一个选择,而不能是必由之路。

现实中很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农民在北上广工作40年,他自己也愿意留在一线城市养老,但是政策和现实不允许,他也不想回到农村生活,因此选择了县城。但如果他有机会留在大城市,他不一定会做出这个选择。除此以外,县城不能支撑太多的产业和经济活动,在县城大量投资是不经济的。大城市就不一样,产业集聚就能推进创新。所以需要保证把县城的公共基础设施做好,让它能是一个体面的、能好好生活的地方。但它终究难以替代大城市。

东亚其他国家的乡村转型,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启发,就是需要保留村落,让它作为一种制度、一种空间能够被留存下来,这很重要。日本的乡村面貌就保留得比较好,即便他们的乡村也没有太多人,有也多数都是老人,但是有基本的公共设施。其实也不用搞过头,例如不用重投资在村里新建工厂,但可以开一趟能到达偏远农村的慢火车,从村里出去的人能够在需要时方便回去。

如果村里有好的基础设施、交通便利,同时还能保留好的公共空间、文化和人情,这种“根”还会延续。打个比方,每到节假日,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村子当成“诗和远方”,作为一个休息的地方。

不过,我们确实也没有精力把所有村落都这样规整。可以把周围的村子聚集成为一个有特色和生活的区域,让返乡人对于“回到家乡”有感知,这可能比“回到老屋”更重要。这种聚集也有利于缓解现在分散的村落没有人气的问题。

(作者刘守英,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原文刊载于《北京日报》2024年7月1日第10版。)

原文链接:[北京日报]刘守英:县城并非农民城镇化的唯一归宿


关于我们|加入收藏|版权声明
版权所有©2014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累计访问量:14210214 访问量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