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5-1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王孝松

　　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各国纷纷削减关税壁垒，但在关税水平大幅降低的同时，各国又谋求通过非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产业。反倾销作为一种重要的非关税壁垒，由于具有针对性强、杀伤力大、便于操作等特点，并且属于WTO规则允许的贸易救济措施，所以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很早便开始利用反倾销来限制别国进口，保护本国特定产业。随着GATT/WTO多轮贸易谈判的成功举行，美国等工业化国家的关税水平大幅削减，其保护国内产业的功能大大降低，因而美国对反倾销这一有力武器越来越重视。近年来，美国反倾销立案数量不断增多，对外国产品所征反倾销税的税率也逐年提高。

　　中国是美国反倾销调查头号目标

　　中国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最重要来源。这导致双边贸易摩擦屡有发生，美国对中国高筑非关税壁垒，频繁使用各种手段，限制中国出口商品进入，反倾销成为其中最重要的手段。美国对华实施反倾销措施具有明显的歧视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已成为美国反倾销调查的头号目标（被调查次数最多）；中国在涉案调查中被征收反倾销税的可能性最大（导致征税的数量最多、比例最大）；中国往往是唯一被调查的国家；中国被征收反倾销税的平均税率最高，而且当中国和其他国家被一同征收反倾销税时，中国企业被征税率要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中国企业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歧视性的对华反倾销，给中美双边贸易的正常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美国实施歧视性的对华反倾销措施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驱动力量？美国当局判定中国产品是否存在倾销以及计算倾销幅度时，主要考察哪些因素？这些因素对政府最终决策所产生的作用是否相等？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

　　美反倾销裁定是利益集团、国会议员和裁决机构互动的结果

　　美国贸易政策不一定由立法机构通过立法活动来制定，很多情况下是由立法机构（国会）委派给行政机构或准司法机构进行决策。例如使用量大、杀伤力强的反倾销措施，国会通过法律将裁定权委派给两个机构：商务部下属的国际贸易署（ITA）裁定是否存在倾销，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裁定倾销是否对某一行业造成损害，如果两个机构均作出肯定裁决，反倾销税将被征收。

　　已有的研究表明，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最终形成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案件申诉者（利益集团）的游说和捐资活动均针对国会议员，其活动对ITA和ITC成员的影响是间接的。国会当中的重要委员会能对ITC的裁定过程施加十分重要的影响，因为国会议员对ITC委员不仅能进行直接的说服和施压活动，而且还可以通过预算约束对其进行控制。当某个利益集团的成员（厂商或劳工组织）提出对华反倾销诉讼时，必然会向与其关系密切的议员寻求帮助，议员们对ITA和ITC施加压力，从而使裁定结果对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有利。

　　综上，美国对华反倾销税的最终形成是三个主体之间互动的结果，它们分别是利益集团、国会议员和裁决机构。利益集团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动用捐资游说国会议员；议员为谋求政治支持最大化，从而代表利益集团向裁决机构施加压力；裁决机构为寻求机构预算的最大化，不得不听取国会议员的意见。裁定结果反映了国会议员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呼声。

       美反倾销税率“用于出售”

　　我们对1980—2008年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决定因素，进行两组经验分析。首先检验ITC裁定是否构成损害的影响因素，随后检验ITA裁定倾销幅度（即反倾销税率）的影响因素。解释变量包含三大类因素：反倾销申诉者及其所在行业的政治特征和经济特征，以及中美双边贸易状况，具体纳入的变量由以下框架确定。

　　第一类变量描述反倾销申诉者的政治势力。首先，申诉者大都会组成政治行动委员会（PAC），通过PAC向国会议员提供政治捐资，捐资的多寡可以反映申诉者的政治活跃程度和政治势力的强弱。其次，申诉者所属行业的规模和集中度，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申诉者对议员的政治压力。我们用行业的雇佣人数来衡量规模，用行业的市场集中度CR4和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集中度，用工会人口比例来反映政治活跃程度。根据美国的反倾销法律，相关机构进行裁决时，要考察涉案商品及其所属行业的一系列经济因素。实证中纳入的第二类解释变量，对经济因素进行了描述，包括进口渗透率、进口需求弹性、人均附加值、生产性工人比重等指标。此外还纳入了美国贸易赤字和失业率，反映美国的宏观经济形势。第三类变量描述中国因素。其中包含描述反倾销案件是否专对中国发起的变量，对华贸易逆差，以及代表钢铁、化工、机电等三个敏感行业的虚拟变量。被解释变量分别是ITC对是否损害的裁定结果和ITA裁定的反倾销税率。在检验ITA裁定税率的影响因素时，为克服内生性，我们采用联立方程进行估计。

　　在影响ITC裁定结果的因素中，只有申诉者捐资数额和专对中国两个变量显著为正，其余的解释变量都不显著。捐资额符号为正且显著，说明那些为国会议员提供更多政治捐资的申诉者，能够有效地从ITC那里获得贸易保护。这些厂商和劳工组织的捐资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得到政治捐资的国会议员会在日后为这些申诉者代言，通过利用手中的权力或威望，迫使ITC做出对其所代表的申诉者有利的裁决结果。这样，以对华反倾销税为标的物的政治市场就形成了。裁定是否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ITC为供给方，而那些提出申诉的厂商和组织为需求方，需求方动用金钱来获得ITC确认损害的裁定结果。反倾销裁决是由国会委派给ITC进行的，但国会议员在收取申诉者政治捐资之后，会成为其代言人，从而代表申诉者来影响ITC的最终裁定结果。可以说，在这个政治市场上，国会议员成了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的中介。另外，描述反倾销诉讼是否专对中国的虚拟变量显著为正，说明ITC在裁定是否损害时，具有明显的偏向性，对那些只对中国商品提出诉讼的申诉者给予保护。这样的结果揭示出ITC在裁定是否损害时，具有明显的针对中国的歧视性。

　　在考察ITA裁定影响因素的五次检验中，申诉者政治势力指标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在四次检验中显著。这说明ITA在裁定倾销幅度即反倾销税率时，也明显受到申诉者政治压力的影响。集中度、规模、工会人口比例等都不显著，意味着政治捐资的影响在所有的政治因素中居于首位。全部经济因素均不显著，表明ITA在裁定税率时，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十分广阔，其自决能力很强，甚至违背了法律关于在裁定过程中考察经济状况的规定。由此，我们的经验分析结果说明，申诉者的捐资可以改变相关部门对倾销幅度的裁定结果，美国对华反倾销税率是“用于出售”的。在中国因素中，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如果裁定当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很大，则ITA会对涉及中国商品的反倾销案件裁定较高的倾销幅度，日后会形成较高的反倾销税率。这说明双边贸易状况在ITA裁定对华反倾销税率的过程中，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考虑到进口的机电产品对美国的重要意义，ITA认为，不能对中国的机电产品进行封杀，于是在裁定倾销幅度时，使用了较为保守的估计方法，导致在对华反倾销案件中，涉及机电产品的案件被征税率相对较低。

       来源：光明网 http://www.gmw.cn/xueshu/2014-05/14/content_1131671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