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4.08 来源： 环球时报 作者： 陈雨露
习近平主席近日在巴黎同法国总统奥朗德举行会谈，并发表了中法联合声明。声明中提出：“法方希望从未举办过此类峰会的中国尽快主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法国的支持使中国距离主办G20峰会更近一步。虽然中国不乏举办大型国际活动或国际会议的经验，但是像G20峰会这样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具有一定政治约束力的“全球顶层设计”论坛仍是全新领域。2011年G20公报中明确指出，2015年后的G20主席国将由轮值地区选举产生，首先由亚洲小组开始，中国是最热门的选项。
为什么要主办2016年G20峰会
中国主办2016年G20首脑峰会，将大大拓展中国的国家利益，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大国形象，塑造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
各大国纷纷举办G20首脑峰会，以期实现主办国的各种利益。G20峰会产生于2008年美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临时召集机制。先后六次G20峰会分别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韩国和墨西哥召开，2014年、2015年已决定由澳大利亚、土耳其主办。这些主办地都是西方大国可发挥组织作用、主导议程设置的地方。G20首脑峰会缺少真正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主办国，中国众望所归。
G20主办方可以主动设置议程，有助于体现大国的号召力、影响力。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需要更多地体现新兴经济体意愿，需要中国更多参与到全球议程设置中。G20峰会主办国本身就是重要的国际事务组织者，有着多方面的“东道主利益”，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舞台中心”高度亮相的展示机会。
借G20峰会，主办国能够更有效地主张本国的价值理念。通过G20平台的集中阐述，中国可以更全面、综合地表达价值理念、政治主张与战略善意，以及中国道路的特殊性、艰难性与积极性，对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作用非常明显。
中国已有实力主办G20首脑峰会
G20的产生是金融危机后西方扩大G7机制的结果。中国在G20平台中是新兴国家的代表与合作伙伴，是欧美迫切需要的工业国家对话方。对中国来说，G20是寻求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首要国际舞台。中国一贯高度重视G20，需要这个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沟通的常态化机制。
中国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表现最好的国家，为国际市场复苏做出巨大贡献，中国的主张比以往更有说服力。2008年-2013年，中国贡献全球新增GDP的约52%。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却相对边缘，这与中国实际作用不相称。因此，中国应该通过主办G20系列会议，增加在全球金融对话平台中的“说话机会”，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有权参与决定2016年G20的主席国。2011年《G20集团戛纳峰会公报》明确指出，2015年后的G20主席国将由轮值地区选举产生，首先由亚洲小组开始，亚洲小组包括中国、印尼、日本和韩国。中国拥有成功组织2006年中非论坛、2008年奥运会等数十国元首、首脑聚会的大型国际活动经验。与其他亚洲国家协调推选，中国应是最热门的选项。
G20峰会，中国可提出哪些基本主张？
建议开展“中国在G20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系统研究，把中国的基本利益诉求点、未来趋势及对外表达方式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进而形成中国在G20平台的基本话语体系。对于哪些议题适合在2016年之前提出、哪些议题适合在2016年之后提出、哪些应该长期坚持、哪些应该加紧讨论，都需要有整体性把握。
首先，G20应机制化、常态化。在全球经济更加一体化的后金融危机时代，G20作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最顶层的制度设计平台，势必需要加强实体化和可操作性建设。为此，应推动G20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临时性论坛机制，转向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常设国际机构。这种改革有利于G20从协同刺激转向协调增长、从短期应急转向长效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谋划的转变。中国可主张G20设立秘书处，以加强各方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相互协调;还可建议出台G20机制化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其次，应推进大金融合作框架建设，促进全球宏观政策的大协调，并推进全口径的金融监管体系建设。该框架应包括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及金融监管政策方面的相互协调及监督机制，并使金融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中国可以大力倡导“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并使之成为G20金融治理的核心价值。中国可主张加强G20内部的沟通和协调，妥善化解主权债务、跨境资本大规模无序流动等金融风险。而全口径的金融监管对象应涵盖银行、证券、基金、信托、互联网金融等全部金融机构。中国可主张建立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监测网络，通过加强国际协作严格管理衍生品交易、大宗商品交易等。
最后，主张合作发展实体经济，共同走出危机。反对竞争性货币贬值、贸易保护主义等伤害性政策的根本途径，在于建立有效的实体经济合作发展机制，而这需要国际合作平台的顶层设计。而唯有加强合作，增加实体经济发展动力，一个业已全球化的世界才能共同走出危机。从根本上看，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充分发展，世界范围内有效需求增长未能跟上生产力发展步伐。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源占有失衡，财富分配不公，发展机会不均，形成“越不发展越落后，越落后就越难发展”的恶性循环，最终制约世界经济持久稳定增长。中国可大力主张，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推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实现世界繁荣。这定将得到国际社会的响应。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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