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将人与自然的矛盾以一种突如其来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生命、生态、生活、生产等诸多问题以错综复杂的方式贯穿全年，从而引发生态主义的深思和激辩，推动生态主义的探索和前行。

2020年生态主义前行的抗疫话题

不同政治制度下采取的不同抗疫策略，形成了不同的疫情政治。以疫情政治对比为座架，新冠肺炎疫情促使生态主义进一步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发了其内部的激辩和激荡。

野生动物：保抑或杀

这次疫情最初发现与海鲜市场存在关联，这样，如何对待野生动物成为2020年生态主义发出的第一声。一种观点认为，人与动物本来具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必须承认“动物权利”，保障“动物福利”，这样，才能有效呵护生命。这是澳籍伦理学家彼得·辛格“动物解放论”的翻版。其实，权利和福利都是拟人化的说法。在人的权利和福利都难以保证的情况下，不能侈谈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另一种观点提出，既然病毒来源于野生动物，那么，就应该对野生动物进行猎杀甚至是灭绝，这样，才能保证生命安全。这是赤裸裸的“人类沙文主义”。殊不知，包括野生动物在内的一切生物在进化之链上和生命之网中都有其固有的地位和作用。生态灭绝会加剧生态失衡，导致生态灾难。第三种观点提出，由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因此，必须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扩大法定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扩大禁止买卖和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的范围。全体公民都要养成科学而自觉的“敬畏生命和善待生命”的生态价值意识。或许，“鸡犬桑麻任自然”才是生态主义的应有选择。

人与自然：孰为中心

随着疫情的蔓延和防疫的深入，进一步激活了旷日持久的“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之争。前者认为，正是人类中心论导致了自然界对人的惩罚，才致使疫情发生和蔓延。此前，他们认为，“以人为本”是政治准则，“自然为本”是生态准则。面对疫情，他们认为，“以人为本”相对于“以物为本”才有意义。若不玩弄文字游戏，完全可以将“人类中心论”和“以人为本”等量齐观。另外一派论者认为，存在着“个体本位和群体本位的人类中心论”与“类本位的人类中心论”之别。前者是造成生态危机的价值论根源。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的要求，使得后者成为可能。生态中心论可能会将之归结为“弱人类中心论”或“环境主义”。第三种观点认为，人们在阶级社会中总是从特定的阶级立场而不是从“类意识”出发来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来不存在人类中心论。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价值根源。由于绝大多数人的需要和利益是第一位的，因此，必须坚持人民性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并不会导致人类中心论。这在于，生态环境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满足生态环境需要就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健康，是将疫情防控斗争和生态文明建设联系起来的价值支点。这就是试图超越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和谐论”的看法。生态中心论表面上或许会将之归为环境主义，内心可能将之划到极“左”行列中。生态中心论最严重的弊端就是回避全球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划为人类中心论。因此，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之争，包括绿色资本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之争。

中医西医：孰优孰劣

自从西医传入东方之后，就产生了“中医存废”之争。随着中医介入抗疫斗争，这种争论再度鹊起。主张废中医者，往往坚持绝对科学主义立场。黑中医者，往往将中医等同于“伪科学”。主张存中医者，往往坚持辨证施治立场。伪中医当然与江湖术士别无二致。除了利益之争之外，这背后还存在一个重要问题：中医是否属于生态医学，生态医学是否是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在中医看来，人和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有顺应万物，人类才能健康长寿。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斯普瑞特奈克女士曾经指出，“在西方，对生物机械论的错误模式发出的最重要和最有说服力的挑战是中国对众多疾病的草药疗法和针刺疗法。太极和气功如今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当中也被用作保健”。就此而论，可以将中医视为生态医学的一种范式。因此，“中医存废”是生态主义的内在议题。科学的选择是：既要发挥好中医在治未病、重大疾病治疗、疾病康复中的重要作用，又要推动实现中医现代化。其实，科学不是绝对封闭的真理体系，而是基于科学实践活动的走向真理的过程。中西医结合和中西药并用，或许会推动生态医学的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造福苍生。

生态文明：如何定位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人类文明的生态局限和生态弊端，或许是一场“文明危机”，因此，如何看待生态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关系再次引起热议。第一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并且是在完善和优化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依附性文明，生态文明本质上是生态化的工业文明。这是“弱人类中心论”的观点，存在着窄化和矮化生态文明的嫌疑。第二种观点认为，工业文明的不可持续性导致了生态危机，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文明形态。这是生态中心论的看法。其实，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分属不同的概念序列。主张用生态文明超越和取代工业文明的观点，起码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第三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一切文明存在的基础和条件。人类时时处处都需要生态文明，这是生态和谐论的观点。在前两种观点看来，第三种观点混淆了生态文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来自澳大利亚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人物、“思辨自然主义”的倡导者盖尔认为，第三种观点是在更为广泛意义上对生态文明的定义和定位。

绿色发展：何去何从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局面下，是延续以往的发展模式，还是选择另外一种发展方式，成为人类面对的又一难题。单纯的生产主义认为，疫情只是发展过程中的“感冒”而已。随着疫情得到有效防控，必须加快发展。殊不知，与“非典”一样，新冠肺炎疫情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机械发展观的弊端。如果不能悬崖勒马，人类或许会陷入万劫不复当中。在生态主义看来，人类再也不能回到疫情之前了。一些论者强调，疫情止于乡野。只有将生态文明下沉于农村，才能走出危机。其实，除了社会制度原因之外，如果没有现代文明的支撑，面对大疫，农村只能出现“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剧，哪里有岁月静好？还有论者强调，只有用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将自然置于发展之上，才能保证可持续性。这是生态中心论的发展观。按照生态和谐论的观点，只有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才能统筹疫情防控斗争、社会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在这一框架中，应该统筹“健康中国”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有的论者提出，应该将“健康”纳入到发展目标当中，推动“健康发展”。健康就是人的创造力量的通畅发挥，健康发展是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在新形势下的升华。

正确思想引领下生态主义前行的抗疫方向

尽管有助于多样化的社会心态和社会思想的发展，但围绕疫情而撕裂的价值认同会导致社会政治认同的危机，因此，亟需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促进生态主义的健康发展。

坚持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

由于人类中心论存在以人灭天之嫌，生态中心论存在以天灭人之嫌。因此，有的论者提出，既不是以人类为中心，也不是以自然为中心，而应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中心。这种看法与“生态协调论”具有一致性。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而且是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保障。因此，生态主义应该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坚持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当然，生命共同体理念需要在生态文明实践中加以检验和证明。同时，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的社会，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相统一的社会。因此，生态和谐论是生态主义在生态哲学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唯一进路。

坚持生态意识和抗疫精神的统一

生态意识和抗疫精神具有一致性，生态主义应该将二者的统一作为发展方向。一方面，敬畏自然是生态意识的重要要素和要求。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科学认识自然的前提下，敬畏自然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法则，包括着敬畏生命的要求。另一方面，生命至上是抗疫精神的重要要素。伟大的抗疫斗争铸就了伟大的抗疫精神。这就是坚持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生命至上同时意味着人类不能肆意践踏物的生命，包括着敬畏生命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庄子》中的语句指出，“爱人利物之谓仁”。因此，敬畏生命的意识是联结疫情防控斗争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联结点。一种行为只有当其有助于维护生命共同体的多样性、系统性、稳定性时，才是善的；反之，就是恶的。

坚持生态主义和生态运动的统一

在西方社会，倡导生态中心论的深层生态学将自己看作是生态哲学和生态运动的统一。爱国卫生运动、全民义务植树是我们党将群众路线运用于生态环境建设领域的典范。但中国的生态中心论长期游离于群众性运动之外，以“救世主”自居。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强调：“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推进城乡环境整治，完善公共卫生设施，提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这不仅指明了爱国卫生运动发展的生态环境方向，而且指明了生态环境运动的卫生健康方向。因此，生态主义应该积极投入到爱国卫生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当中，实现生态主义和生态运动的统一。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中，生态主义应该成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社会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助推剂，这样，中国生态主义才能健康发展。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聘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文刊发于《人民论坛》1月刊下

【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专项课题“习近平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观研究”（项目批准号 ：18VSJ006）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年。 ②［美］洛伊斯·N. 玛格纳著、刘学礼译：《传染病的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