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尊重和理解中美核心价值的基本前提
——在“中美对话(四)”研讨会上的发言
纪宝成
2013年10月4日

       尊敬的大会主席、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金秋十月，天高云淡，风和日丽。今天，在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中华能源基金会主办的“中美对话（四）︰核心价值与世界秩序”研讨会隆重举行，这是中美人文交流进程中的一件值得重视和庆贺的事情。
       我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因而很高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为这次研讨会的支持机构之一；对我本人来说，能够受邀与会并获得在会议上发言交流的机会更是深感荣幸， 我愿意借此机会与诸位同仁、尤其是美国的朋友，分享我个人有关“核心价值”概括与“世界秩序”重建等问题的看法，并与各位开展平等的具有建设性的讨论。我发言的题目是：“包容：尊重和理解中美核心价值的基本前提”。
       我们中国人认为：在当代世界，和平发展是时代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但是，这个趋势的进展却是曲折的。基于某种特定利益的文化霸权意识、道德自大主义、政治独尊取向，经常导致世界和平发展的进程受到严重的干扰，造成文化的隔阂，文明的冲突，甚至局部战争的出现，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要克服干扰，要减少误解，要避免冲突，我们就有必要进行对话，在充分沟通的基础 上，坚守正确的立场，体谅双方的观点，增进双方的了解，建立双方的共识，从而求同存异，互信合作。而这种对话的前提，是双方能做到坦率地以诚相见，找到彼此共同最为关心的命题。这对于已成为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的美中两国而言，当前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我的看法是，重新认识中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比较其异同，说明其合理性与合法性，乃是当今构建良性中美关系乃至世界新秩序的出发点和基础。因为，价值观是人们对是非、善恶、美丑、贵贱、成败等范畴的基本判 断；它影响着、规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次论坛的主题确立，是非常恰当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美两国，所经历的历史不同，所秉承的文化有异，所面临的问题有别，因此，其核心价值观也无法统一。我并不否定，作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双方在许多方面具有相 同或相似的立场，如追求繁荣、肯定民主、崇尚正义、主张进步，乃是双方共同渴望实现的理想目标，这应该是具有普适性的意义的，用哲学的基本范畴来说，这是 矛盾的普遍性。
       然而，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国情的差异，双方在问题关注的侧重点上、在实现目标的方式与途径方面，会有许多的独特做法， 形成自己的特色，不可能也不应该整齐划一。这就是矛盾的特殊性。我们并不否定美国的价值观，也充分肯定美国自身的进步与发展，但我们不能认同美国的文化价 值观是唯一的和至高无上的，对于世界各国拥有主宰意义，全世界都得按美国所制定的价值标准来行事；因为，在世界上大多数人看来，这种立场与思维，是一厢情 愿式的神话，在理论上讲是片面的，从实践上讲则是有害的，也是必定会碰壁的。
       我的基本看法是：当今世界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在单一语境当中 自给自足，不同文明的交流是当代世界文明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因此，美国政治人物、学界朋友在推崇与坚守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念、维护与推进自己的国家利益的 同时，应该将观察问题的目光角度由俯视调整为平视，主动地放低身段，尊重与容纳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核心价值理念。对待正在和平崛起中的中国，这么做尤其 有其必要性与迫切性。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力量，是美国无法抹煞与回避的客观现实，与中国为友，还是与中国为敌，其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美国自己的 手中。我相信，美国社会的主流民意，是愿意与中国为友的，大家都有自己的“梦”，都希望中美两国走共同繁荣富强的道路，在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中，共同扮 演积极推动的角色。而要做到这一点，双方了解与尊重彼此的核心价值理念，乃是必要的前提条件。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对世界文明做 出了重大贡献的重要国家，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一笔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既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又蕴涵着极大的普适性；它既是历史对我们中国的丰 厚馈赠，也是我们国家今天继续前行的动力。换言之，它之所以生生不息，亘古常新，就在于它的核心精神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像“敬德尊祖”、“天人合一”、 “和而不同”、“汎爱仁慈”、“民为邦本”、“孝悌忠信”、“刚柔相济”等等，都是历数千年而沉淀积累的优秀文化传统。
我曾在多个场合强调 过：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异彩纷呈，其所包含的核心价值，尽管是人言言殊，众说纷纭。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也许可以抽象提炼为五个基本内涵：第一，是“博 爱”，即所谓“仁者爱人”、“泛爱众”、“兼相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二，“公平”，即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 寡而患不均”、“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第三，“正义”，即所谓“义者，宜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第四， “中和”而“包容”，即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为贵”、“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第五，“忧患”而“进取”，即 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我认为：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共存与对话中，中国传统 文化中所蕴涵的“包容”精神是当前特别值得重视与倡导的，所谓“包容”，就是兼容并蓄，宽容海涵，换言之，这就是我们所一直崇尚与追求的“和谐”境界。包 容，这既是“和谐”的表现形式，也是达成“和谐”的基本前提。早在2500年之前的春秋时期，中国古代的先哲就已经认识到“同则不继，和实生物”的道理， 将“和”作为最理想的社会政治状态。至晏子，又以烹饪为喻，对和的价值理念作了进一步阐发，“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 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孔子及其弟子们也认为“君子和而不同”、“礼之用，和为贵”。
       到了稍后的战国时期，人们更将“和谐”与“包 容”，升华到哲学的层次来加以总结，提出了诸如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一类的基本理念。这种以“包容”为基本属性的“和”，其根本指向，是多元共存、相 济相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
       在中国古代的先哲看来，过分狭隘的视野与心胸，是无助于事业的成功和社会的发展的，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 察则无徒” 。人性中的最致命弱点之一，是“凡目能见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所以，真正理想的境界应该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他们的观念里，“尺有所短，寸 有所长”，有没有容纳不同意见甚至错误意见的雅量，不仅是领导者品质问题，更是智慧的问题。所谓“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道德经》第六十三 章)。换言之，只有虚怀若谷、谦恭卑下，以极其博大的襟怀和勇气，容忍和接纳具有差异性的事物，才能不断丰富和充实自己，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 身心之间的最大的“和谐”。
       这在治国上，就是要做到海涵一切，虚怀若谷，宽容包纳，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以众人之智为智，“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处下，故能为百谷王”，“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
       具体到用人上，就是要秉持宽松的尺度，不去求全责备。主张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是以圣人常善救 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使得品德各异，能力有差的各色人等都能在社会生活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为和谐社会的构筑做出不可或缺 的努力。
       具体到文化选择上，便是在坚持思想主体性的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充分汲取其他学派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为思想的整合、文化的构建创造 更为广阔的空间，保持更为积极的活力，即所谓“百家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在此基础上，中国传统政治生活 中形成了以“霸王道杂之”为特色的“包容”与“和谐”文化氛围，从而长期维系了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与“和”看起来貌似相若实则相反的是 “同”，“同”的基本属性是“排斥”、是“封闭”，也就是容不得任何异己的力量、思想、意见，大搞高度统一，唯我独尊。从世界历史的经验来看，凡是提倡包 容、立足和谐的时代，都是世界处于相对和平，社会经济走向繁荣，国际关系相对缓和，民众生活安宁平静的时代，都是充满生命力、创造力的时代。
       相反，历史上也不时出现过某些人、某些宗教、某些集团、某些国家以自我为天下的中心，企图垄断真理、垄断思想、垄断言论、垄断利益的现象，其“非我族类，其 心必异”的排他性意识，驱使其拒绝包容，惟求同一，这样的立场，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做法，曾经使当时的世界陷于万劫不复的灾难，导致各种矛盾愈演愈烈，各 种争斗纷至沓来，腥风血雨，战乱迭起，生灵涂炭，后果极其严重，教训至为深刻。即便是今天强烈主张“人权”、“自由”的一些西方国家，其历史上同样有这方 面不怎么光彩甚至很不光彩的纪录，如在它们的土地上，也曾爆发过多次在打着“神圣”旗号下屠戮异端的宗教战争；在人家的家园里，曾挑起过多次在弘扬“福 音”光环下灭绝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而这些历史悲剧之所以发生，其原因除了受赤裸裸的物欲驱使之外，也直接植根于简单追求“同一性”思维的土壤，是缺 乏包容、排斥和谐的必然性之逻辑结果。这也是我们思考“为什么给人类造成无穷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都肇始于欧洲”这个问题时，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直至今日，这种排他性文化霸权追求、同一性文明标准取舍，依然风行一时，乃至甚嚣尘上。文化自大症，文明优越感，在一些人那里，并未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克 服或改变，总是有人热衷于扮演“教师爷”的角色，自认为真理在手，始终占据着道德与政治的制高点，可以对其他国家所选择的道路指手划脚，于是乎，所谓的 “普世价值”就简单地归结于欧美少数国家的核心价值观，而“人权高于主权”、“民主高于一切”等论调，也成为了指向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锋利的矛头了。
       这样一来，国际关系就自然而然变得紧张、僵持，开展正常的文化对话与交流就变得困难，甚至非常的困难。因为，对弱势一方来说，他们主张对话，但却无法赞成居高临下式的不平等的对话；他们希望交流，但却难以认同只有被动妥协式的单向型的接受。
       我认为：导致中美文化对话与交流过程中遭遇障碍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双方都有其一定的责任。我不否认，在我们中国学术界中，在是否开展中美文化交流、怎么进 行中美文化对话问题上，也不乏封闭保守的声音，存在着畏首畏尾，患得患失。这实际上是脆弱、无自信心的表现，这是不足为训的。然而，造成对话困难的更主要 责任当是在美方一边。作为实力占优的强势一方，拥有最大话语权的主动一方，尤其需要调整心态，改变作派，放低身段，包容歧见。
       实际上，对中 国发展道路选择怀有疑虑，对中国现实政治运作抱有抵触，对中国文化传统展示存有偏见的美国人士之中，真正持敌视的立场与态度、总是在“妖魔化”中国的只是 极少数，而这“极少数”之所以会如此，恐怕很大程度上与缺乏包容的意识有关，因为没有博大的包容，就很难以平等的态度尊重他人的意愿去理解并接受异质的文 化；就一定会常常处在隔膜与误解之中，也就很难以积极的态度去认同并开展正常的对话。
       在这种情况下，认知并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立足于“和而 不同”基础上的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了。老子有云：“大国者下流”，“大者宜为下”，王弼释云：“江海居大而处下，则百川流之；大国居大而处下，则 天下归之”，其中所揭示的包容之核心价值观，可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完全值得今天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美国，以及当今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所关 注、传承与借鉴。这是历史所赋予我们的共同责任，我们应该积极地面对，坚定地前行。
       关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中国有位令人尊敬的社会学家费 孝通先生曾经说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是很赞同的。但我们也要警惕：这不应当变成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如果你总是“美人 之美”，有人却总是在“自美其美”的同时竭力丑化他人，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美美与共”的。我们还要警惕的是：不能在包容中迷失自我，“包容”不能成为迷失 自我的迷魂汤，包容与坚守应该是一对孪生兄弟。
       我衷心地期待“包容”能成为中美对话、构建良性互动的中美关系的一项价值层面的指导原则。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