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能脱离硬实力吗？

16学者评【国际话语权】系列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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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逐步走向国际舞台中央，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的同时，面临着“权责不一致”以及国际舆论上的压力，日益凸显了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由此，如何认识国际话语权的本质及其国际竞争态势，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长期性任务。传统观念将国际话语权看作是独立于物质实力的一项道德、规范的引领权力，因此，更多从软性因素如传播和塑造等方面，凸显“好”故事与“讲好”故事的方式与途径。这些看法确实警示我们，在硬实力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话语、形象等软实力的构建，然而，话语权提升对于一个大国来说，仍是脱离不了传统的硬实力分配格局的制约。

其一，话语权的塑造是理性策略。话语权既有理性的高低之分，同时也是可以用优劣等价值好坏加以区分。如果以价值评判作为标准，那么，通过塑造好的、吸引人的故事，来增加国家的外部影响力和话语权力，则是一种强调好的特质决定有好的话语影响的逻辑。其实，这种特质决定论的背后，仍不是客观准确的。因为在舆论和形象形成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包装、理性的设计能力，这既有传播学所强调的议程设置、认知框架等效应，更需要话语塑造和形象建构中的理性建构策略，正因为此，话语影响力的塑造和建构才有更多的可能性和拓展空间。所以，话语权提升既是一种理性的包装策略，也是一种外交的技巧和艺术。

其二，话语权的底气在于国内治理成效。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在特定议题、领域方面上的道德形象、议程引领、规范倡导、价值框定的权力，其实从根本上受制于国内社会的善治及其程度。这从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而言，是一种国内治理模式的对外投射。换言之，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确实能够彰显出一段时期内，国际社会中关于特定的模式之争、制度之争的结果。由此而言，国家发展的积极特质和趋势，比如从经济发展到社会秩序的进步，为国家对外的话语和形象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基于治理模式的比较，突破了传统的以政治制度区分作为标准的二元模式。在此意义上，对于一个成长和崛起的大国而言，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获得国内人民的支持，即国内话语权的坚实基础，是进一步真正自信在国际领域树立自身的伦理道德、政治价值、文化传统和治理模式样板的坚实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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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话语权的分配受制于实力分配格局。当然，在拥有好的“故事”、特质，又具备成熟、有效和高超的话语、形象塑造策略，同时获得国内一致支持的治理成绩后，仍不能确保在国际竞争舞台上的话语地位。因为话语权的国际竞争，其实是国际权力竞争的重要维度或附属产品。因此，话语权的竞争，是高度的国际权力竞争、战略竞争的重要维度。在此意义上，对于崛起的中国或大国而言，能否在全球层面提升话语权，获得西方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可，甚至继而取得进一步的主导地位，这仍取决于国际战略大格局中的权力分配结构、战略竞争结果，是否形成了中国占据主导或优势的局面。从历史经验来看，大战之后的胜利，往往奠定了秩序的重塑、话语的重构以及规范的引领。这种根本的权力优势，是保障大国话语权的实力基础。如此，不可过高估计话语权竞争自身的影响和重要性。

在权力和意识形态高度竞争的国际社会，话语权和形象等软性要素的提升，会出现实力发展与话语权不一致和同步的情境。由此也说明，在发展实力的同时，需要考虑上述的好故事、好特质以及好的塑造和包装能力的提升，但这种特质基础和技术锻炼，并不能有效超越权力格局的制约，因为话语权的分配仍是由国际权力的分配格局所决定。当然，基于人性的普世性看法，在话语权竞争中如何打造符合普适性的国家特质，遵循基本人性的一些价值和伦理，这是话语权的内涵发展所不可忽视的。话语权的本质不在于建构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品质，其塑造、包装和竞争的策略，以及话语权的分配逻辑也应更多体现理性且一致的政治逻辑，即基于人性是相通可理解的，而非文化特殊性逻辑。

作者：尹继武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原文链接：尹继武 | 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能脱离硬实力吗？ | 海外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