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宋伟日前在北京接受了中评社记者的深度专访，就美国国会反华情绪、美国总统大选、美台关系和中美战略竞争等议题进行了深度剖析。宋伟表示，中美双方不要让意识形态的争论成为两国关係中的焦点问题，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一定要求同存异，并彼此明确自己的底线。以下是专访全文：
美国国会反华激进 美国国内对华排斥情绪日益增长
中评社记者：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国会通过了25个涉华法案，而且是很密集地在一周之内就通过了。您认为国会高涨的反华情绪会给当前的中美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宋伟：总的来讲，美国国会在反华问题上会更加激进一些，作为总统他可能要考虑两国关系的大局，但是对很多议员来讲由于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所以他没有像总统一样要顾全大局的压力，他们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确实表现得更加激进。国会对于这种激进的情绪，主要在两个方面对中美关系造成比较大的冲击：
第一，它会恶化中美关系的氛围，就算国会提出的法案没有通过，也会对两国关系施加负面的影响，如果说总统否决，但是议案得到的支持票数很多的话，总统本人也会面临比较大的国内政治的压力，所以从总的氛围来讲，长期以来美国国会对华的不友好情绪，确实很大程度上恶化了两国关係的氛围，这是从氛围的角度来讲。
另外一个方面，美国的统一性在于法律，总统虽然代表联邦政府，是联邦政府的首脑，也是国家元首，但是总统管不了州，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是分权的，在联邦层次的话也是三权分立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真正重要的、对国家构成统一性的地方是在于法律，一旦国会通过某些法律，那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是具有强制性的，这是总统的行政权力所不及的。所以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些具体法案，在美国政治体系中的效力是最高的，想要改变这些法律，难度很大，即使总统换人，也很难废除一项法律，这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而且，在涉华问题上，国会两党经常比赛谁更强硬，谁能给中国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像在其他议题上两党是分类的、是对抗的。国会在涉中国议题上的运作往往是一致的，意味著这方面给总统施加压力的可能性是远远超过其他议题的。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国会给中美关系造成的问题，我们还是要深入去了解，尤其是那些法律性的东西，这是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的。
中评社记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迅速通过25项涉华，而且有反华倾向，遏制打压中国的这些法案，其实也是比较罕见的一个操作，您觉得美国国会这样的动向意味著什么？是不是意味著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感到焦虑或者说是恐惧？
宋伟：美国之所以采取如此强硬的、不友好的措施，就我个人的理解来讲，它是出于两个方面的最主要的考虑。
一个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对于中国快速增长的实力的担忧。当然相对实力的评价不同的人会有各种不同的标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认定一点就是，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中美两国的综合实力是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虽然中国可能还不能跟美国平起平坐，但至少有一种“两极化”的倾向，所以在美国看来中国才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战略威胁。再加上俄乌冲突，西方普遍认为俄罗斯正在衰落，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担忧，肯定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动机。
但是也不排除另外一个方面，除了这种担忧或者焦虑之外，由于在很多具体国际事务，尤其在国际秩序中的争端或者说冲突，美国国内不管是在精英阶层还是在民众阶层，不喜欢中国、或者说讨厌中国的情绪确实也在上升。去年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喜欢中国的人只有15%，所以除了担忧或者焦虑以外，其实更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现在对于中美之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冲突和争端感到不满，所以要打压中国。这些问题很多，有一些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像涉藏问题、涉疆问题，有一些是涉及到中国立场、政策的国际问题，比如中国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中的立场问题，美国感到很不满，在这些问题上把中国视为异己，所以要加以打压。
这两种情绪，一种可能是您说的焦虑或者担心，另外一种情绪可能就是美国国内日益增长的对中国的排斥情绪，至少是同等重要的。
选情似对民主党更有力 贺锦丽更加趋于温和
中评社记者：现在离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日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之前拜登退选然后贺锦丽接棒，跟特朗普展开最后的对决。您觉得他们两个人的竞争力如何？或者说谁可能更具有竞争力一些？
宋伟：先不说民意调查的发展变化，一开始，在拜登没有退选的时候，我觉得拜登胜选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为什么会这样判断？过去几年拜登在对内对外政策中的工作，确实团结了美国的大多数盟友以及国内的大多数民众。拜登在国际上放弃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比较坚定支持盟友，强调价值观的重要性，这跟特朗普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美国的盟友对美国的好感程度在特朗普的时候一下子下降了超过30%，但拜登上台后马上恢复到了60%。可以看出来，拜登相对中间、温和派的立场，团结了大多数的美国民众，使美国政治极化的趋势、国内的矛盾有所缓和。
对特朗普来讲，最根本的麻烦其实不是他的国内政策，而是在于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国内政策他只能选一边，但是他的对外政策的观点会威胁到特朗普的基本人设。为什么？主要的问题就是特朗普在俄乌冲突上的立场，例如说他暗示过可能迫使乌克兰接受领土被占的现状，与俄罗斯达成一个和平协定，这在绝大多数美国人眼里超出了他们的价值观底线。当然，特朗普本身来讲个人品德也劣迹斑斑，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有很多的共和党人也在抛弃特朗普。他们抛弃特朗普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价值观，而特朗普在乌克兰危机中的立场挑战了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底线，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美国国内经济继续恢复发展，失业率低，国内矛盾相对缓和，这些对于拜登来讲都是比较有利的条件。
从选情变化的角度来看，拜登的退选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选情。第一，拜登之所以退选，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第一次辩论表现不好，大家觉得他反应非常迟钝，对他治理国家的能力感到担心。在这种情况之下拜登主动退选为贺锦丽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增强了美国民众对于民主党的信心，觉得拜登在这种情况下愿意激流勇退，因为如果换做是特朗普，主动退选的情况基本不可能发生。第二，拜登执政时期贺锦丽只是副总统，如果拜登政府有什么问题，主要也是拜登的问题，并不一定是贺锦丽的问题。第三，在特朗普和贺锦丽的辩论中，特朗普表现又比较糟糕，并没有重点抓住贺锦丽在过去4年中政策上的无所作为，比如说贺锦丽负责南部非法移民的表现不佳。相反特朗普停留在一种情绪化的攻击上，所以第二次总统辩论对于特朗普来讲确实是很不利的。
相反，我们看到贺锦丽正在调整她的姿态，表现的更加中间派、更加温和，比如说只要符合一定的审查条件就不是完全禁止持枪。在很多问题上，贺锦丽现在逐步向中间派靠拢，这可能是最近她越来越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最近传出特朗普可能第二次遭到暗杀，贺锦丽还专门打电话慰问他，这都很大程度上表现出贺锦丽正在以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姿态展现她的能力和包容性。
从最新的一些民调来看，贺锦丽在不断领先，而且领先的幅度有所扩大，当然这些民调也不要太过相信，它有多大的代表性和覆盖面都是存疑的，但是如果不同的民调都指向同一个趋势，那么这种趋势就可能是比较可信的。从目前来看，绝大多数民调都显示贺锦丽的领先优势正在扩大。从选民结构来看，本来民主党的基本盘就比共和党要大，因为共和党主要是白人，基督教徒，相对保守，但相对而言随著人口结构的变化，选情对民主党是更有利的。
综合所有这些因素来看，目前我个人感觉贺锦丽胜选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当然特朗普本人和他的搭档万斯确实相对活跃，接受的采访也多，但是接受的采访越多，失误也就越多。尤其他的搭档万斯很多时候总抛出一些让人震惊的具体政策细节，然后特朗普又出来否认、或者说还没有考虑好这个问题。另外，美国共和党内部对特朗普的否定的声音也在不断上升，但我认为特朗普不可能像拜登一样主动退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基本的预测是贺锦丽当选的可能性会更大。
中评社记者：因为贺锦丽目前在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方面著墨不多，您怎么看待她这方面的态度或者说立场，是不是我们常说的，她和拜登政府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
宋伟：目前来看，她还没有出台关于对华的一些所谓具体的政策细节。我觉得从她目前表态来看，还是基本延续拜登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就是所谓的跟中国展开“激烈的竞争”，但是防止这种竞争演变成为军事衝突，这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思路，用拜登的话来说就是“要给中美关系要设立一个护栏，两辆车子可以不断竞赛，但是要有一个护栏，不要相撞。”
目前来看，贺锦丽应该会延续拜登政府时期对中国的基本战略。第一，对华是一种强硬的战略姿态，而且通过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团结美国的盟友以及中国周边的国家，给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第二个方面，美国也会想办法去管控，就是说中美关系中尽可能不要出现一些直接的军事衝突。第三就是贺锦丽应该还会继续突出价值观在国际关係中的重要性，因为这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致命弱点，在目前的国际政治氛围之下，价值观的作用越来越上升，通过突出她坚持所谓的美国价值观、支持美国的盟友、支持民主这些方面的立场，可以为她争取到更多的选票，所以可想见贺锦丽的对华政策将会是更加强硬和意识形态性的，但这个强硬不会突破拜登时期设定的底线，发生直接的军事衝突，目前来看大体上可以是这么去预期的。
中评社记者：我们看到贺锦丽的副手沃尔兹其实也懂一些中文，他也曾经在中国教过书，有些人也说贺锦丽选择他当副手也是可能有对华稍微温和一点的考虑，您怎么看？
宋伟：沃尔兹我关注的不是很多，他应该是很保守的人，我觉得，对政治家的政策来讲，不能过度去关注他的个人经历，就算他在中国教授英语时过得很愉快，但是毕竟过去好几十年了，整个国际环境和他所接触的信息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方面不用赋予太多的重要性，不管是谁上台都改变不了中美关係这种高度紧张的关系，以及美国打压中国这种大的发展趋势。
中评社记者：那么我们做一个假设，假如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的话，您觉得2.0版的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可能对中国存在的潜在的负面影响有哪些？
宋伟：特朗普如果上台的话，我觉得对中国或者对中美关系来讲可能在两个方面有直接的负面的影响。第一个就是经贸关系上，虽然特朗普政府现在没有公布正式的政策文件，但是他承认他们已经讨论过，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徵收60%的关税，这个可能我们觉得比较疯狂，因为会中断双方的正常贸易关係。美国还有大量的东西要从中国进口，每年进口超过5,000亿美元，如果徵收60%关税，对美国国内的消费者、美国的贸易商、生产商都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对中国来讲也会产生比较大的负面影响，因为美国还是一个非常大的终端市场。
第二个我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特朗普在上届离任之前，他和他的同僚一直在力推的一个做法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对待，如果他再度上台的话，这方面会不会有更大力度的重启？这个可能跟拜登政府时期会不太一样，但对两国关係的相破坏性是相当大的。
如果特朗普上台的话，对中国来说从整体的角度讲战略压力会小一些，这主要是涉及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美国与其盟友的关係会重新恶化，二个就是特朗普可能不会那么突出价值观的问题，中国面临的意识形态压力可能减少。从这两个方面来看，特朗普很大程度上会使美国在世界上重新孤立，对中国的围堵压力会减小。
两岸关係不容乐观 美国继续“战略模糊”
中评社记者：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我们现在也看到赖清德就是一个顽固的台独分子，美国也是又通过了新一轮对台军售，两岸关係的前景非常严峻，不容乐观。对此您怎么分析？
宋伟：两岸关係确实不容乐观。一个就是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方不断加强对台湾的支持力度，甚至在有些方面不断突破原来的底线，以前是不卖进攻性武器的，现在卖，也明确了在台湾所谓的驻守军事人员，美国的《台湾旅行法》也解除了美国高官访问台湾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的支持确实很大程度上给“台独”势力撑腰打气，从而也导致岛内的“台独”势力有所抬头。
但是第二个方面，美国因素虽然确实很麻烦，但至少在中短期内，有美国因素的存在其实对台湾当局的选择来讲还是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制约。儘管美国可能也支持台湾拓展更多的国际空间，使得他们蠢蠢欲动，但是只要美国不明确点头支持“台独”，那么台湾当局就不可能正式“台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因素一方面是一个消极因素，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只要中美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些基本共识，那么台湾问题就不会形成特别大的麻烦。我觉得达成基本共识应该是不困难的。
中方可以反复去跟美国方面表明，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如果台湾宣布独立，跨越中国的红线，中方一定会使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这是可以向美方明确说明的，而且我觉得美方应该很好理解中国的原则。只要美方也愿意继续明确坚持“不支持台湾独立”，那么在中短期内来讲，台湾问题就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如果台湾问题造成一场战争，美国必然会卷入，和中国发生一场大规模的衝突，这会破坏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根本利益。美国目前的根本利益还是维持现状，所以只要双方都接受这样一条明确的政策红线，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中方还可以向美国方面去反复说明“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但并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这一点常识，我觉得这句话美国人应该能够听得懂，也能够接受，即涉及到台湾的问题，对中国大陆来讲都非常敏感。如果有一天在美国的支持之下，“台独”势力冒险，那也不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我们要反复讲清楚这一点。我们的竞争可以在别的领域进行，但是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另外，对大陆来说，也要考虑到台湾岛内的民众情绪和态度，一方面，我们不能操之过急，因为“亲美和中”是台湾民众的主流，大多数的民众并不希望迅速独立以至于招来灭顶之灾。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重心还是怎样去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扭转他们对大陆的看法，这可能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
中评社记者：您是否会担心赖清德可能也许不受美国的管控，从而造成更大风险？
宋伟：目前来看赖清德这种亲美的倾向还是非常强的，他的内心可能确实有比较强的“台独”倾向，但是因为他是个政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不太可能完全不顾及美方的意见。因为不管怎么样，大陆和台湾的实力对比在这摆著，就算有美国的支持，大陆的整体实力肯定远强于台湾。在这个情况之下，不公开宣布独立，适当约束自己的行为，对他来讲应该是一个相对理性的选择。
正如刚才我提到的，台湾问题并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如果是台湾挑衅导致的大陆的攻击，美国国内会有美国一定要出兵参战这么强烈的情绪吗？因为长期以来美国民众都不支持美国直接卷入战争，在俄乌衝突上我们其实已经看得很清楚，大部分美国人或者至少相当一部分美国人肯定还是比较保守的。其实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民意也差不多，是否支持美国直接参战，还是一个未知数。如果是台湾方面主动挑衅，美国国内这种反对直接参战的情绪和压力就会更大。赖清德或者“台独”势力铤而走险这种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但是他们应该也不想面临灭顶之灾。
中评社记者：所以其实美国国内也有“弃台论”，台湾社会也有“疑美论”，您对此怎么看？
宋伟：确实有，虽然不多，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国内有《与台湾关係法》，还有所谓的对台湾的“六项保证”，所以它是以法律形式确认了美国对台湾的这种义务，从这个角度来讲，“弃台论”的声音并不多，但是另一方面也涉及到一点，例如台湾方面主动挑衅，然后战争爆发，美方是不是一定要去要参战？美国是否要帮助台湾获得独立？“弃台论”的回答是否定的。这种论点的根源就是很多人认为台湾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没有必要为台湾付出那么多，但这种声音在美国目前不可能成为主流，它主要是涉及两个方面的原因。除了我刚才讲的法律规定的义务以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价值观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一直以来，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所谓的民主典范，它不仅是美国一个重要的盟友，更重要的它是一个所谓“亚洲民主”的典范。如果美国放弃台湾，美国国内肯定会质疑当局是否违背了美国的价值观。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现实主义的考虑，可能会产生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如果美国把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当作交易的筹码，这对美国和其他盟友的关係可能会产生巨大的衝击，它会涉及到美国战略信誉的问题。无论如何，对于美国来讲，他要表明他对台湾是有承诺的，他不会放弃台湾，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他又必须让自己的政策保持一定的模糊性，不能明确承诺是不是会出兵参战。所以美方经常讲对台湾有“坚定的承诺”，但是不会明确这个承诺到底具体到什么程度，总体上还是会保持一种模糊状态。这种模糊性肯定会让台湾不放心，会觉得承诺不彻底，没有保障，所以台湾内部也会有所谓的“疑美论”。从国际关係的角度来看，其实这给了三方一些回旋的余地和空间，目前来看，使事态维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也是一件好事。
中美位置竞争取决双方发展速度 两国应求同存异
中评社记者：我拜读过您的文章，您说目前中美之间出现了位置竞争，这种位置竞争导致双方的战略竞争，我觉得这个观点特别有意思，所以想请您具体再谈一谈，现在中美之间的位置竞争似乎是没法避免的，我们应该怎么应对？
宋伟：位置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客观的。从目前来看，实力位置的竞争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根源，它取决于中美双方发展的速度。目前来看，在应对这个实力位置的竞争时，从中方的角度来讲，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注意在肯定自己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客观讲自己的不足，讲中美之间还存在著比较大的实力差距。虽然美国人不一定完全接受，但是这种客观、谨慎的态度，一定程度上能减轻这种实力竞争的激烈程度或者一些不必要的担心。按照现实主义理论来讲，很多时候我们把敌人的实力想得更强一些，而把自己反而想得相对弱一些，真正发生衝突的时候会更有把握，因为国家间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性，彼此不知道对方的真正实力。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相对谨慎谦虚一些是比较好的。
同时，实力和安全不是完全对应的，不是说实力越强就越安全，在一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强的过程之中，可能会造就越来越多的敌人。我们当然要增强自己的实力，但也不能过分夸大，引起一些国家不必要的担心和恐惧。还有，国内的一些极端民族主义、极端排外主义情绪会给国家政策施加更大的压力，导致政策回旋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实力位置的竞争虽然说是一个客观的、不能避免的趋势，但是在短期内怎么样去减少它的烈度，怎么样去尽量缓和这种竞争关係，还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第二个方面的竞争就是所谓的领导权的竞争。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希望获得越来越多的发言权、决策权，因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做的贡献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平衡。这是没问题的，而且也会得到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但是对领导权的竞争方面，中方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是否要突出争夺国际领导权的话语——凸显“领导”这两个字，这可能是需要注意的。我建议，更好的表述是“倡导者”，因为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力，应该成为很多全球治理领域中更重要的倡导者。为了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我们要明确是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有更大的发言权，不是要成为所谓的世界领导者。近几年，中国官方也反复地说中国不是要取代美国，我们需要让美国方面对此有更准确的认识。
第三个方面就是规则位置的竞争。规则位置的竞争是一个很敏感的领域，也是现在美国对中国进行打压的一个核心原因，因为美国觉得中国想要另起炉灶、构建一套新的规则。美国经常指责中国破坏规则，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实际上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中美双方应该坐下来去仔细讨论在不同领域的规则构建问题，求同存异。我们各自到底想要建立什么样的规则？哪些规则对我们都是有利的？哪些规则是需要改革的？这个方面不要把中美完全放在一个对立面，其实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他们在国际规则方面应该天然的有一些共同性，比如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问题、自由贸易问题、航行自由问题等。其实很多时候中美是有很多共同利益的，相互交流时不要只是泛泛地谈一些原则性的东西，而应该一项一项地对具体规则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这才能让彼此互相瞭解，继而达成更多的共识，求同存异，减少规则上的竞争。
中评社记者：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旧金山峰会后，中美两国在目前止跌企稳的大背景下，您对两国关係稳定前行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是建议？
宋伟：第一，中美双方不要让意识形态的争论成为两国关係中的焦点问题，因为意识形态的东西是争论不清楚的，它涉及信仰层面，也涉及彼此政权的合法性，所以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双方可以去冷处理，而应该聚焦于这种国家间关係的具体事实、具体问题、具体争端，例如实实在在的贸易问题、南海问题或者台湾问题。放弃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大大改善双方的双边关係氛围。假设美国执意拿这个问题指责中国，中国就进行一个事实核查，列举事实和数据，但不要让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变成相互的攻击并进而加剧双方的敌对情绪。
第二，中美关係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一定要求同存异，重点是求同，去寻找共同利益，去发现共同规则，提出一些共同方案。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都可以想办法聚焦于双方的共同利益，共同话语，这样会开展一些实实在在的合作，例如联合反恐、禁毒，不要老谈衝突争端，更重要的是要聚焦于双方可以具体合作的领域。
第三，中美双方应该彼此明确自己的底线，甚至可以公开说出来，这很多时候取决于领导人的魄力，也取决于双方的互动情况。短期内双方可以释放出一些明显的信号使局势降温，比如说，我们都不把核武器对准对方，虽然说它可能没有什麽太大的实际意义，但其实它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想改善关係的信号，这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让双方明确明白对方的底线，这一点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