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1-07 来源：财经网
财经网讯 “我认为党政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过去共产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换句话说，过去是共产党是决策的。部署的、执行的是国务院。但是今天已经发生了变化，党既决策又直接执行，这是党政关系的一点变化。”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光斌在11月7日举行的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上作出表示。
以下是杨光斌发言实录：
我的题目是《有能力的有限政府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我们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他是一个善治的标准，这些善治的标准包括自由、市场、法治、民主、公正，还有我们说的有限政府。如何实现善治，连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我们说很多发展中国家不是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差，在很大意义上是这样的，并不是说你有了标准你这个标准就能实现了。
这里面有两个故事，一个是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大国的故事，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印尼、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墨西哥、巴西等九个发展中大国。除了中国以外印度他们都是按照善治的标准都有了，比如说有限政府。我是做政治学的，看到我们的学生中印比较在国际关系上，在国际经济上永远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什么时候中国被印度被取代，或者什么时候印度能够超过中国，这大概是国际经济学的热门话题。有人认为印度的私有制好过中国的私有制，他的金融体制比中国的金融体制更市场化、更现代化，因此可能会超过中国在不远的将来。
这种比较有他的道理，但是作为政治学者我认为企业生活在什么地方，下面他有社会结构，上面有国家，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单单是企业，企业很重要。我们看印度他的社会结构是碎片化的，他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政治博物馆，他政党两千多个，上面研究政治的人说，印度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是连不起来，虽然有被称为“中国式邓小平”的莫迪国际新闻很推崇他，但是我的判断是他最后在很多地方是无能为力。
另外一个故事是中国，过去三十年当中我们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改革都非常有力量，到过去十年，2002年到2012年，我们说改革推不动了，我们经济学界还有学界媒体都习惯的说法是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改革越来越难，我不太同意。我认为中国经历了三波次的改革，第一波次的改革就是邓小平的八十年代，第二次是江泽民他们建立市场经济。第一次是以开放为主，大家想一想从第一次到第二次改革他面临的挑战不单单是利益上的，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所以我认为从邓小平到“有江一代”这个改革有两个羁绊，一个是观念上的，一个是利益上的。这次我们的改革其实没有观念上的，大家达成政府共识就是改革，唯一的羁绊就是利益上的。
因此当我们说改革越来越难的时候，是议题越来越难，还是我们的改革意识出问题了？我认为是意识出问题了，推不动，你长期推不动就觉得越来越难。为什么推不动，我们说改革意志的问题，国家能力的问题、政府能力的问题，因此在这里面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有能力的有限政府”，有限政府毫无疑问他是一个现代政治学的概念，第一是权力有边界，比方说我们塌方似的腐败，发改委、物价局和能源局，我想如果我们写成《纸牌屋》比美国的电影好看多了，更精彩，这里面太惊心动魄了，这是我是想像不到的精彩。塌方式的腐败是权力无所不在，我们的社会结构已经利益集团化。因此我们的目标是权力要有边界，我们现在要做的正是这些事，比如可强总理的简政放权，权力的清腾制度，权力要有边界。谁来约束权力？人是靠不住的，只能靠法治、靠宪法。
我刚刚讲到印度的故事，我刚刚讲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我们还要加一点政治学的东西，叫“国家能力问题引进的有限政府”，叫“有能力的有限政府”，国家治理现代化三个概念：能力，权力的边界和权力的约束，这是我们这两年习李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我作一点中国政治的观察，政府的能力在中国源自谁的能力？其实是党的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党政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我们过去讲共产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组织、思想大家都很明白，组织部、宣传部。政治领导主要是做决策。换句话说，过去是共产党是决策的、部署的、执行的是国务院。但是今天大家看看这个结构，我们事情已经起变化了，比如说深改组是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中央的，还有网新办是中央的。过去党成为一个决策者现在变成了一个既决策又直接执行，这是我们看到的党政关系的一点变化。
我们怎么来评价？我现在不好做评价，按照既有的理论都不好做评价，未来的方向和在我们真的是一边一边看。
我的演讲到此为止，谢谢！
（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创立并主办，以深圳大梅沙为论坛的永久会址。论坛秉持独立、开放、创新的理念，聚焦中国改革创新进程。每年邀请数百位来自全球政、商、学界精英齐聚大梅沙海滨，探讨国家治理体系、经济转型、社会治理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等重大课题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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