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0日   来源：联合早报

张 杰（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最近，印度新总理莫迪向世界展现了其发展印度的雄心壮志。莫迪毫不掩饰地推出振兴“印度制造”计划，希望将印度打造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最终实现印度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印度梦”。

在莫迪眼内，实现“印度梦”的基础就在于：没有哪个国家在民主、人口红利和市场需求这三大方面，具备像印度这样的优势条件。然而，在笔者眼内，印度这三个所谓的“独一无二”的优势条件未必是印度的优势。把控不好的话，甚至可能成为诱发印度社会风险和经济危机的劣势条件。

首先，低估了印度竞争式“选举民主”体系所具有的内在风险。印度的竞争式“选举民主”体系，在印度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乡和地区间发展水平较低、民族间收入差距较低、利益集团还未广泛兴起的初级发展阶段，还能够体现它特定的稳定性和包容性。一旦印度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某个阶段，以上种种矛盾和利益冲突很有可能会通过印度的竞争式“选举民主”体系集中爆发，成为摧毁印度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导火索。

而且，维持印度社会稳定的不仅仅是所谓竞争式“选举民主”体系，很大部分在于印度社会特有的宗教文化体系，一旦印度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弱化了传统宗教文化体系对印度社会的“内在稳定器”作用，印度社会原有以及今后发展必将累积的种种矛盾和利益冲突，很有可能在现行的竞争性“选举民主”体系内无法消除而加速爆发。

其次，高估了印度人口数量优势对制造业发展的作用。从历史发展经验来看，一国的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优势并不能必然转化为所谓的“人口红利”，这种转化需要内部重视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国家制度支撑，需要灵活的劳动力制度，需要政府发展经济的系统性体制安排。

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厂”，不仅仅是依靠劳动力的禀赋优势，而是与中国本土市场对外资企业如此广泛深入的对外开放程度、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良好的工业基础和产业配套能力，以及中国老百姓忍受“血汗工厂”的独特勤劳特质紧密相关的，甚至很大程度上是与中国特有的财政分权体制和官员激励机制紧密联系的，不容忽略的是，印度现行的民主体系、宗教传统乃至僵化的官僚体系，实质上与发展“血汗式”的“世界工厂”的要求并不相匹配，要将人口数量优势转变为发展制造业的“人口红利”优势，印度还有众多的内生性和外生性障碍需要克服。

而且，在全球制造业发展空间已经处于基本饱和的状态下，“印度梦”还得与“巴基斯坦梦”、“越南梦”、“印度尼西亚梦”、“孟加拉梦”等等发展中国家面临直接的竞争与冲撞，如何实现具有包容性而非排他性的“印度梦”，这对印度而言是个巨大的外部挑战。

最后，可能夸大了印度的市场需求对当前和未来全球经济的贡献。当前的印度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对全球经济拉动的作用有限，印度的人均收入也只有中国的二分之一。当前印度的经济发展仍然需要全球的市场需求为其提供增长机会，而不是自身的市场需求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更令人担忧的是，与中国在很多方面实现深层次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有所不同，印度在本土市场开放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以及本土利益集团对本国市场开放的巨大阻力，并不能保障印度必然会采取将自身本土市场的对外开放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因此，莫迪所强调的市场需求对别国乃至全球经济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未来的构想。

本质上，莫迪奉行的是“经济民族主义”，他很难容许国外企业占据印度的核心产业和经济部门，攫取印度经济发展中的最大利益。从这次莫迪与日本初步达成的投资意向来看，也只是涉及基础设施、食品加工和农村开发方面，并未涉及印度的高端和核心产业。从这一现象可看出，印度未来的发展肯定会实施保护国内核心产业的措施，未必会对外开放高端市场和产业。

国外投资者需要印度的市场，而印度则需要国外投资者的市场、技术和资金，印度核心市场因为“经济民族主义”不可能做到对国外投资者全方位的开放，而印度则需要的国外市场、资金和技术外国投资者也不会轻易给予，这二者之间的利益目标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在民族主义的复兴逆袭全球化的格局下，印度内在的“经济民族主义”，能引领“世界制造中心”的“印度梦”走多远，这本身就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莫迪同时希望在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强化与主要国家联系的做法，实质上很有可能削弱而不是强化印度的经济发展目标。一方面，试图通过强化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军事联系关系，通过潜在地发出与周边国家军事对抗的信号，来获取这些国家对印度地缘政治力量的支持，换取这些国家对印度特殊的经济投资；另一方面，印度又试图采取多边主义的态度，来换取中国对印度经济发展的支持。

表面上，印度似乎秉持了自己一贯奉行的“不结盟”战略，但实质上，印度已经偏离了这一基本的立国原则，成为新型多边结盟主义的实践者。在全球正在发生的双边主义和同盟体系逐步替代多边主义和全球体系的变化格局下，印度试图穿梭于各大主要经济体以及两大同盟体系——军事同盟和发展同盟，分享所有主要经济体系的军事和经济相关利益。

这就如同一个面对众多毒蛇的“耍蛇者”，很有可能因为不能掌控不同种类毒蛇的习性而被毒蛇所伤。莫迪试图推进的“多边主义”+“务实主义”为印度牟利的做法，会引起美国、俄罗斯、中国乃至别的新兴大国的高度警惕和战略应对，使得印度难以通过多边主义实现经济发展机会最大化的外交目标。

“印度梦”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让印度的经济发展构建在全球和平与发展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成为一味利用甚至挑唆美俄、中美、中日等大国之间矛盾为自身利益谋利的麻烦制造者。为了实现以最快的速度使得印度经济走向繁荣的目标，莫迪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娴熟运用对外战略的务实主义者，但务实主义者往往与投机主义者仅有一线之隔，寻找最快的发展路径往往就是锁定目光短浅的投机捷径。

在当今各国国家利益至上的“丛林”竞争原则下，国家利益的投机主义者很有可能沦落为如今逐步兴起的双边主义的弃儿，被“意外”地排除在当今世界的“霸权同盟”和“发展同盟”这两大体系之外。

强大的印度并非是美国可以掌控的，也未必是美国所期望的。崛起的印度必将挑战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掌控的全球经济、贸易与地缘政治治理机制，因为这些全球治理机制是印度全面崛起中的绊脚石。从美国的全球霸权利益来说，对付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大国的最优策略就是“以夷制夷”，利用印度的经济崛起来打压中国的经济升级空间，再利用中国经济的先发优势来制衡印度的后发优势，从而最终达到“一石二鸟”的制衡目标。

这种情形下，就要考验印度和中国的对外战略智慧了，中国作为经济发展的先行者，已经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对如何实现与中国正常相处来谋求经济发展环境的印度而言，无疑是更大的挑战。

在全球制造业发展空间已经处于基本饱和的状态下，“印度梦”还得与“巴基斯坦梦”、“越南梦”、“印度尼西亚梦”、“孟加拉梦”等等发展中国家面临直接的竞争与冲撞，如何实现具有包容性而非排他性的“印度梦”，这对印度而言是个巨大的外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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