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8月26日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现在有一种误解，好像人越少越好。
独生子女政策只是根据当时的国情提出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政策，绝不是一个理想的政策。
城市化进程和教育普及，已经为放开二胎提供了理性、成熟的社会环境。
在学生心目中亲切的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纪宝成，在校园之外则被称为“炮手”。
之所以有这样的称呼，是因为他从2008年起直到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连续5年“放炮”呼吁重新设计和逐步调整我国现行人口政策，建议放开二胎。
纪宝成说，能合理地放开二胎政策是我的一个梦想，我会一直努力实现它。
独生政策已经不符合国情
记者：您已经连续5年提交有关二胎政策的议案，有不少人说您已经“死磕”上计划生育政策了。您认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改革真是势在必行吗？
纪宝成：当然可以这么说。因为人口问题并不是立竿见影就能看出来的问题，它随着社会的发展往往有长期性、滞后性的特点。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已经有30年有余了。人口数量问题的确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从那时的实际国情来看，“独生政策”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非如此不可。而政策实际的效果也显而易见，“独生政策”的确在抑制人口增长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然而另一方面是，据我了解，与世界平均的生育率在2.1左右相比，我国的生育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已经长达17年了。现在，我国一对夫妇一生平均只生育1.6个孩子，每年人口净增长不足700万。所以，当下，我不认为人口数量问题还是最主要的矛盾。相反，人口结构问题已经上升成了主要矛盾。
如果我们还按照上个世纪80年代的做法，还执行数量问题是主要矛盾时的政策，恐怕就有问题了。比如，最近几年出现的社会热议的“失独家庭”的问题。从表面看来是个别家庭的不幸，但是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制度。独生子女的政策，把一个家庭的社会生存风险系数大大提高了。
所以，我个人一直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只是根据当时的国情提出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政策，绝不是一个理想的政策。只要条件成熟，我们就要改革，把“独生政策”的负面影响去掉。
“超生游击队”不可能重现
记者：目前，反对放开二胎政策的人认为，一旦放开，会导致新一轮的人口爆炸。对此您有什么观点？
纪宝成：首先，有一点必须明确，放开“二胎政策”和放开“生育政策”是不同的，一直有人在误读“二胎政策”。
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还是要坚持的。然而，坚持计划生育不代表一成不变地固执地坚持。
因为，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造成了诸多不公平的现实社会问题。比如二胎问题，一些地方的农村交个两三千块、城市里交20万左右的罚款就可以生二胎，使得有钱人就能生孩子成了客观的事实，那没钱的就不能生了吗？加之，法律规定公务员不能违反国家政策等规定，造成了体制外的人能生二胎、体制内的人不能生等等类似不公平现象。
这是30多年前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时没有预想到的，面对这样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能无动于衷，不能视而不见，必须加以解决。
所以，针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改革，我的主张是：“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不准生三个。”
因为，据我们之前做过的调研，中国农村的生育率是1.9，就是平均每对夫妻有1.9个孩子，这个生育率在城市是1.23，平均起来全国目前的生育率是1.6左右。而根据我们的调研，生育率的合理水平应该在1.8左右。
生育率1.8是一个什么概念？按照，“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不准生三个”的政策，生育率基本上就能控制在1.8左右。
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城市人口中，有5%因为种种原因不生育，95%生一胎。在这95%的人当中，根据抽样调查，允许生二胎的话，52%的人有这个意愿。
如果放开二胎政策，考虑相互影响的原因，最多也就是80%。
这样城市生1.6个，农村可能生到两个，到时候城乡人口可能一半对一半，平均就是1.8。
因此，这样来看，二胎政策放开的难点在于能否杜绝第三胎。
所以说，放开二胎政策，绝对不是放弃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的工作也不会因为“二胎”政策的改变而导致工作难度下降许多。我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和高等教育的普及，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还是不会高于过去。
虽然说，允许生两个，是符合绝大部分人愿望的，但要生3个的话，我看是极少数人的愿望。包括农村夫妻，现在也未必就愿意生3个。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因为，我不相信会回到上世纪60年代初一对夫妇平均生6个孩子的年代。现在，社会生存压力大，年轻人普遍晚婚晚育，加之抚养成本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年轻人不会生那么多孩子。
另外，国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也是个重要的因素，高素质的人对生活质量要求会比较高，对于自由生活的需求也会导致他们不会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生育上。
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还是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放开二胎，可能还真是管不住。
但城市化进程和教育普及，已经为放开二胎提供了理性、成熟的社会环境。
另外，国内我们也有了相对实践的经验。比如，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都多年实施二胎政策，但仍保持了低生育率。
所以，我觉得对于人口爆炸的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人多并不一定是负担
记者：目前，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虽然说放开二胎可以保证未来我国人口结构的平衡，但目前放开二胎后的抚养压力社会是否能够承受？
纪宝成：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情况，完全可以承受这样的人口增加幅度。
那些对于坚持执行一胎政策的人来说，他们把人均GDP作为人口增加的主要质疑点，把人口增加纯粹看成是一种负担的想法，我认为是没必要的。
虽然，这种观点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对目前已经造成的实际社会问题，基本上没有考虑。因为，单纯地控制人口数量从而减少社会压力的方案不是一个既考虑眼前又考虑未来的方案。它只重视了数量问题，而没有重视结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往往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却因此制造了一个更难解决的难题。
目前，虽说数量问题依然是一个矛盾，但已不是主要矛盾，结构问题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
可以说，我们应该考虑未来更多一点，人口问题的特点是周期性长，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已经迟了。我们不要到时候又说“悔之晚矣”，应该把眼光放长远一些。
过去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然能不能概括成一种现象，不一定准确。比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自然科学的一批人，更多地从数量上考虑，把人口和资源一比，通过很简单的算术，把中国的人口问题形容得很严重，却没有看到人文方面的问题，如人类繁衍的需要、家庭的需要、精神层面的需要。
因为，有儿有女并不是一个固执、保守、落后的观念，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愿望，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望。
当然，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不能说这个就是不对的。
过去，过多地考虑数量或者抚养成本等的时候，这些问题统统地没有被考虑进去。
现在有一种误解，好像人越少越好。
实际上，我们所做的人口战略研究报告早就提出，生育率应该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利。把人口说得越少越好，生育率越低越好，肯定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口号是不能提的。绝对不能以人口的增多、减少作为衡量人口问题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