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今年“两会”的热点提案。全面实施以促进中国实体经济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为主要导向的发展战略，应该是中国今后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所在。然而，我们对当前束缚中国实体经济部门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各种体制性因素的认识，仍远远不足，这会对正确理解和制定中国今后供给侧改革的发力点和落脚点造成严重干扰。在我们看来，这些较为突出的体制性因素具体表现在：

第一，官商结合体制及其惯性，抑制了中国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以及微观经济部门创新动力的提升。中国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正确理解和认识政府干预控制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竞争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对微观经济调节作用的合理边界。政府对微观经济发展所需关键要素的控制以及对微观企业各种市场进入权经营权的控制，必将会在中国经济活动中广泛催生官商结合乃至**结机制的产生。而对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家或市场经营者的理性决策行为来说，通过与掌握关键要素资源以及市场进入权力的官员的合谋和勾结，来获取企业的竞争优势和额外的发展条件，是必然的理性选择。这并不是企业家的“原罪”问题，而是体制的“原罪”问题。而且，一旦在中国的微观经济部门中广泛形成了的官商结合体制，这种官商结合体制自身就具有路径依赖式的惯性特征，即便在外部竞争环境或者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仍然会导致企业家对这种官商结合体制发展模式的能力依赖和精神锁定，严重阻碍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的兴起，从而抑制了微观经济部门自主创新动力的提升。

第二，国有企业在关键产业链的行政垄断势力的延伸与固化，既抑制了国有企业自身的创新动力，也推高了民营企业的创新成本，整体上对中国创新动力的提升造成了不可忽略的阻碍效应。一方面，处于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国有企业，由于自身所具有的行政垄断势力带来的垄断利润的存在，削弱乃至抑制了国有企业推进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内在动力，相反，其可能会激励国有企业通过制造具有虚假性质的创新研发活动或不具有真实产业运用价值的泡沫形式专利，来套取国家创新补贴或优惠政策，降低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占据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国有企业的高生产成本以及垄断势力内含的腐败寻租机会，会通过产业链的转移效应，推高民营企业生产活动所需的关键要素成本，比如电力装配成本、电价、物流成本等，降低民营企业的盈利能力，从而对民营经济部门的创新活动产生特定的拖累效应。

第三，手段落后且腐败利益固化的产业扶持政策，非但没有激励微观企业创新活动的提升，相反，中国各级政府积极实施的创新补贴奖励政策，通过寻租腐败渠道对微观企业的创新动力造成了严重的抑制效应。我们实地调研所掌握的资料信息表明，产业政策的失效性表现在：一方面，大量的创新财政资金投入被运用到企业生产经营相关的活动中，而真正用于创新活动的不多；运用到购买硬件的较多，而用于创新人才培养以及创新技能培育方面的较少；运用于购买国外创新技术的较多，而致力于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较少；运用于国有企业的较多，而针对民营企业的较少。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表明，政府的创新补贴资金对企业自身私人性质研发投入造成了显著的挤占效应，造成了企业的创新研发投入对政府财政资金的依赖症，削弱了企业运用自身资金进行创新研发投入的内生动力。

第四，知识产权执行机制的缺位以及专利制度的落后，极大地抑制了中国创新动力的提升。知识产权执行机制的普遍缺位，造成的是中国企业之间对创新的模仿和剽窃行为的盛行，造成创新企业的前期巨额研发投入根本无法获得正常的弥补和回报，这从根本上对中国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造成了严重的抑制效应，导致了中国企业对创新的模仿和剽窃机制的依赖式“囚徒困境”。而且，中国当前专利制度的设计和改革，已经滞后于国家对创新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重要作用的现实需求。虽然，中国这几年发明专利以及三种类型专利的申请数量已经居于世界第一，但是，在中国各级政府的专利资助奖励政策以及创新补贴政策的双重扭曲效应的负向激励作用下，中国专利数量的快速增长中存在明显的专利“泡沫”或专利“创新假象”现象，集中表现为政府的专利资助奖励政策，造成了大量专利质量低下和不具有产业运用价值的专利的产生，导致专利数量的快速增长既无法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形成有效的支撑作用，也不能对中国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形成有效的促进。

第五，中国当前以垄断性大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无法匹配中国微观经济部门的创新活动，这种总体上具有金融抑制特征的金融体系，对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造成了不可忽略的阻碍作用。最近学界公认的一个研究发现是，企业创新研发活动由于高投入高风险特征以及银企之间对企业创新活动“天然”的信息不对称特征，以银行体制为主的金融体系必定会对一国的创新活动形成显著的抑制作用。然而，从中国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来看，恰恰存在着以垄断性大银行的间接融资渠道为主导的典型金融抑制体系，一方面，直接融资渠道形式的金融市场的发展滞后，已经严重落后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适合于中小微企业创新的天使基金、风险基金等特定金融机构的发展，面临银行既有利益集团的严重阻碍以及政府监管能力滞后的严重制约。而且，中国政府的官僚体系和人才储备，对股市和创业板等资本市场发展、互联网金融、民间高利贷等新旧金融体系的监管意识和监管能力，也远远滞后于现实的需求，直接导致的后果是，中国股市、互联网金融和民间高利贷等金融体系中暴利投机行为的盛行以及投资泡沫导致的剧烈市场波动，从根本上削弱了普通投资者对中国股市等金融市场稳定发展能力的预期和信心，极大地损害了中国利用股市等资本市场，来拉动传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产能过剩行业的兼并重组、新兴战略产业的兴起发展等重要战略的实施。

第六，房地产泡沫、民间高利贷等虚拟经济的兴起，极大地抑制了中国制造业实体经济部门的创新动力。以房地产以及高利贷行业为主的多元化经营策略乃至投机行为，使得多数中国制造业企业丧失了专业化精神，最终落入多元化陷阱，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依靠打造自主创新能力获得可持续发展动力的内在激励机制，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而且，在中国存在垄断性银行为主的典型金融抑制体制的情形下，以银行机构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偏向于将长期贷款提供给房地产行业，满足房地产行业快速扩张对金融资金的巨大需求，这加剧金融体系的贷款期限结构与微观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所需长期资本之间的矛盾，对微观经济部门的创新活动造成进一步的抑制效应。更为重要的是，连番快速上升且已远超过中国一般家庭收入水平的房地产价格，导致中国的需求结构发生了偏向于房地产行业的扭曲效应，而扭曲的需求结构最终必然会反映到扭曲的产业结构方面，造成中国的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偏向于水利、钢材、家装等这些创新水平相对较低以及产能过剩的产业部门，使得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低端需求结构对应低端产业结构，而低端产业结构无法支撑创新能力提升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对微观企业部门的创新能力造成了严重的抑制效应和拖累效应。

第七，国外产品的质量和品牌优势与中国本土产品的质量和品牌的长期巨大落差，造成中国的高端需求偏好于国外产品的突出现象，从“需求引致创新机制”的渠道削弱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动力。从中国的现实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是以全面对外开放的思维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来实施，这就必然造成的现象是，中国把本土的高端需求市场让渡给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然而，这种交换机制在中国的需求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形下出现了较大的问题，一方面，发达国家产品的质量和品牌优势，已经在中国消费者的认知集和信念集中形成了固化效应，造成中国本土具有高端需求能力的消费者对国外产品的信赖和依赖模式。在中国特有的消费示范效应的放大作用下，也将一般消费者的有限高端需求引向国外产品；另一方面，即便中国的需求结构发生了明显的高端化转移升级现象，但是，中国的本土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和开发新产品的创新活动，由于得不到本土高端需求的有效支撑，微观企业的前期巨额研发投入就无法得到有效的市场投资回报和弥补，导致“需求引致创新机制”在中国当前发展阶段中的隔断和失效，从而在根本上对中国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造成特别严重的阻碍作用。

第八，创新专业人才、创新人力资本以及各个层次技术工人的全面缺失，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造成了显著的制约作用。中国当前的教育体制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高校培养的人才结构以及人才的专业技能与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对制造和创造专业人才的现实需求是严重脱节的。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一方面，创新专业人才、创新人力资本以及各个层次技术工人的全面缺失，必然会严重制约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产品质量和新产品研发创新能力等的提升；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制造业部门相对金融业等行业的低工资水平以及高劳动强度，造成中国的二代农民工不愿意到工厂从事低技能工作，也导致专业创新技术人员和各类工程师不能安心投资自己的专业技能，最终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造成了显著的制约作用。

第九，市场竞争体制的发育滞后，以及政府对竞争作为微观企业创新活动最为基础的激励机制的漠视，从根本上抑制了中国微观部门的创新动力。既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均表明，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是激励微观企业创新研发动机最为直接且持久的内生动力机制，特别是在中国的情形下，市场竞争机制受到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不合理干预和控制，这对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造成了明显的抑制效应。因此，相对中国各级政府对微观企业创新活动普遍使用的财政扶持政策，直接推进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建设，是推动中国微观企业创新活动更为有效、更为持久的激励机制。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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