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而且也是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从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形势作出的分析，到今年4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一季度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研究，再到今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上半年经济运行和发展趋势的判断，特别是今年9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研究和宏观政策的调整，根据国内国际经济走势的变化，对我国经济形势作出了全面客观冷静的分析。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表现亮眼，稳步推进。
从GDP增长速度来看，按不变价格计算，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5%，超过61.68万亿元。其中，一季度增长为5.3%，二季度增长为4.7%，符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的预期目标要求，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也处于领先地位。
从失业率控制来看，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1%，低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预期目标（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以我国现阶段GDP增长1个百分点、相应新增200多万个就业岗位的经验看，上半年经济增长5%是使城镇调查失业率总体稳定在5.1%的基础，全年达成5%左右的增长目标是新增1200万人以上就业机会的基本支撑。预计三季度，这一指标将可能有所上升，特别是考虑到大学生毕业季进入就业市场，会对就业统计口径产生结构性影响。从动态上看，今年一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新增303万个就业岗位，比上年同期下降0.3个百分点；上半年为5.1%，比一季度下降0.1个百分点。
从物价水平来看，近年来，我国物价总体呈下降趋势，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0.1%，1—8月，同比上涨0.2%，开始温和回升。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虽然连续多年下降，但是今年上半年以来降幅逐渐收窄，降幅比一季度收窄0.6个百分点。总体来看，我国物价指数持续不振，但并不能说已进入“通缩”，因为严格意义上的“通缩”，不仅包括物价水平的负增长，还包括经济负增长和失业率大幅上升。从我国当前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看，并未出现这种格局，更不能说物价持续不振而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原因在于“通缩”输出。
从国际收支来看，2023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为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11.4%，拉动经济增长为负0.6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拉动，内需与外需之间出现较为严重的失衡。今年以来，这种结构性失衡有明显改善，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1%，其中出口增长6.9%；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其中出口增长10.7%，
进口增长16.4%。同时，进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传统贸易商品出口额呈现同比负增长，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产品，今年上半年以来呈现高速增长，进口额增速由负转正，并且伴随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对铁矿石、煤炭等上游原材料进口需求相对减少。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来看，我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之所以能够稳健运行，重要的原因在于超大经济体客观上存在的巨大市场需求规模。从消费需求看，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计，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3.7%，超过23万亿元，在绝对规模上名列世界前茅，拉动GDP增长3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0.5%。从投资需求看，以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计（不含农户），上半年同比增长3.9%，超过24万亿元，拉动GDP增长1.3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25.6%。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3.9%，拉动GDP增长0.7个百分点。总体来看，需求动力结构较为均衡，表明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及市场广阔、经济韧性强、潜力大等有利条件并未改变。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今年9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冷静看待当前经济形势，正视困难、坚定信心，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概括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有效需求不足；二是部分产业产能过剩；三是社会预期偏弱；四是风险隐患较多，国内大循环仍存在较多堵点；五是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今年4月30日和7月30日分别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研判经济形势时，对问题的总结又有所调整，尤其是将“部分产业产能过剩”进一步明确为“企业经营压力较大”，把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调整为“明显上升”。9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则更为全面和深入地分析了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概括而言，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供给与需求双向冲击，国际与国内风险叠加。
在需求冲击方面，有效需求不足是突出问题。从GDP平减指数来看，我国实际GDP增长速度已经持续20多个月高于名义GDP增长速度，反映出总需求疲软已经形成一个较为长期的趋势。这一趋势体现了总需求不足带来的价格紧缩效应。
从消费需求增长看，消费需求增长呈现边际递减趋势，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为3.7%，不仅低于去年增速（7.2%），而且更低于去年同期增速（8.2%）。考虑到我国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通常会大于下半年，所以下半年这一数据仍可能进一步降低。剔除疫情三年的影响，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是2000年以来同期最低值，消费者信心指数也处于有该数据统计以来的最低水平。因此，今年要实现预定宏观经济目标，消费需求扩张力度能否予以相应支撑，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究其原因，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需求的增长和信心提升，关键在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对其前景的预期。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733元，同比名义增长5.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3%，虽然高于同期GDP增长速度（5%），但城乡居民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561元，同比名义增长4.6%，实际增长4.5%，低于GDP增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272元，同比名义增长6.8%，实际增长6.6%，但由于我国农户不仅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存在大量生产性支出，收入并不能完全用于消费（包括现期和未来的消费，即储蓄）。所谓消费需求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关键在于城镇居民，而我国长期以来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低于经济增长率。累计起来，在国民收入分配的宏观结构上，我国居民部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相对偏低，约为37%，比与我国大体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低14个百分点以上，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以上。这不仅是生产与消费之间难以匹配的重要原因，也是国民经济循环存在堵点、进而不畅通的重要原因。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进而收入预期偏弱，导致消费信心不足的重要原因在于就业，尽管总体失业率符合预期目标要求，但一方面在结构上存在问题，今年8月份，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8.8%，这一年龄组的劳动者主要是大学毕业生，如果失业率较高，不仅对其本人的消费能力和信心产生影响，而且对其家庭的消费能力和信心提振也会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在就业质量上也存在问题，包括就业的稳定性和收入水平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质量均有待提升。
从投资需求来看，就总量而言，尽管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绝对规模较大，而且政策逆周期调节能力较强，也具有体制机制条件，从而更有能力实现逆周期与跨周期调节的结合。但从动态上看，当前资本形成总额在边际上也呈现下降趋势。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9%，虽然高于去年增速（2.8%），但今年一季度增长为4.5%。值得关注的是，不仅今年一季度增速低于去年一季度增速（5.1%），而且今年以来呈现下降趋势。虽然今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速出现小幅上涨，但仍处于历史低位。如果延续去年边际下降的态势，如何稳定并有效扩大投资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要解决的新问题。就结构而言，在2023年高技术产业（如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增速超过10%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进一步加强，特别是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0.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0.1%、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1.7%，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投资结构的新变化，体现出新质生产力发展带动的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也要求投资规模和资本密度及强度大幅提升，而且目前有能力适应这种投资要求的主要是国有企业。2023年国有控股投资同比增长6.4%，明显高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3%）；今年上半年国有控股投资增长为6.8%，高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3.9%）。与之形成对应的是，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不振，2015—202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民间投资和国有控股投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3.7%和7.7%，其中2023年民间投资下降0.4%，今年上半年仅增长0.1%。在存量上，截至今年前8个月，民间投资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占比为51%，而前几年这一比例为58%，这表明投资需求的市场力量调动不够充分，占投资额50%以上的民营经济投资能力不足、信心不振，投资需求扩张更多集中在国有经济和政府部门，既难以持续，也缺乏足够的市场竞争性，有可能形成市场软约束下的低效率泡沫。
在供给冲击方面，突出问题在于企业修复偏缓，面临经营压力较大，产业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今年上半年，在经济增长的结构分布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尤其是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较2023年提高1.4个百分点，但整体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在4月份达到6.7%的高点后，同比增速连续下降，边际衰减迹象明显。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连续5个月低于荣枯线，制造业景气水平有待提高。
一是产业间结构性分化更加突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发展，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快速增长的同时，一些传统产业衰退趋势加剧，部分制造业产能过剩矛盾较为尖锐，制造业总体上产能利用率偏低，甚至低于2020—2021年疫情期间的水平。叠加出口增速下降，外需对我国工业生产的支撑力度进一步减弱，工业（制造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可能进一步减弱。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总体仍处于调整中，2023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9.6%，今年上半年下降10.1%；2023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8.5%，今年上半年下降19.0%；2023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额下降6.5%。今年上半年下降25%。房地产行业从以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部门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二是企业生产经营面临较多困难。宏观经济运行堵点较多，使经济活动节奏普遍放缓，疫情冲击下以时间为单位计价的经济活动成本普遍提高的状况仍有待扭转。一方面，企业盈利能力的修复仍需更长周期，今年上半年，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1%，低于近3年平均水平（6.35%）。偏低的利润水平制约了企业投资意愿和信心，从而加剧了需求端的萎缩。另一方面，企业应收未收账款增速较快，企业间由于不景气加剧的相互拖欠，再叠加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加剧和还债高峰期的到来，制约了企业循环能力的提升，使畅通宏观经济循环的微观基础受到严重冲击。
此外，在面临需求与供给双向冲击的同时，叠加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不断上升，特别是美国自2022年以来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形成的经济衰退，采取持续量化宽松政策，形成一系列经济泡沫和严重通货膨胀，不得不急速紧缩，从2022年3月到2023年3月连续11次加息，使美联储基金年利率达到5.25%—5.50%，形成低效率企业退出与新兴企业进入的激烈对冲，不仅加剧了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而且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在美元加息的背景下，几十个国家央行累计几百次被动加息，加剧了全球经济动荡。今年以来，随着美国CPI增速逐渐回落到目标值附近，美联储启动超预期大幅降息，并且形成持续降息的高预期，受其影响，美元指数呈现出宽幅波动趋势，加剧了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的风险，同时加剧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使我国外部环境更为复杂、严峻。再叠加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双重冲击，我国经济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提高经济政策有效性
今年9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要抓住重点、主动作为，有效落实存量政策，加力推出增量政策，进一步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对此，相关部门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举措，从需求与供给两端发力，应对供求双向冲击。
第一，加强宏观政策的统筹协调和系统集成，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以扩大有效需求。一是在财政政策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28.5万亿元，较上年增加1.1万亿元，财政赤字为4.06万亿元，较上年增加1800亿元，赤字率为3%，地方政府专项债3.9万亿元，较上年增加1000亿元。同时，从今年起，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今年为10000亿元，同时要求加快财政政策执行速度。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保证必要的财政支出，发行使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二是在货币政策上，2023年我国广义货币增速达到9.7%，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达到9.5%，均明显高于名义GDP增速，今年以来，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仍都保持在8%以上的历史较高水平；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从2022年的8%降至2023年的7.4%，2024年仍保持下调态势；政策性利率（7天逆回购利率）到2023年底已降至1.8%，2024年继续保持下调态势。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实施有力度的降息。央行近期也公布了一系列新政策。这些财政和货币政策变化，体现出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宏观调控倾向和进一步扩大有效需求的目标。
第二，正视产业、企业面临的困难，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的供给效应。一是在房地产政策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加大“白名单”项目贷款投放力度，调整住房限购政策，降低存量房贷利率，抓紧完善土地、财税、金融等政策，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二是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研究出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政策措施，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监管行为。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引资稳资力度，抓紧推进和实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等改革措施。三是培育新型消费业态，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托育产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通过以产业创新推进产品创新，以产品创新提升消费结构，以高质量的供给创造高水平的有效需求。
第三，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一是必须明确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重要要求，在此基础上，坚持统筹协调。二是必须在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的同时，提高政策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一方面，在加大财政政策力度的同时，要使财政收入与支出保持一致。2023年，我国GDP增长5.2%，但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6.4%，其中税收收入增长8.7%，均明显高于经济增长，表明财政政策具有一定的收紧效应。今年以来，为提高财政收入与支出的一致性，加大刺激经济力度，又出现了新情况。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1.6万亿元，同比下降2.8%，全国税收收入9.4万亿元，同比下降5.6%，但非税收入为2.2万亿元，同比增长11.7%，表明如何真正有效实现财政政策的一致性，是我们需要处理的新问题。另一方面，在加大货币政策调控力度时，必须关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防止出现“流动性陷阱”。目前我国累计的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规模较大，均已超过300万亿元，尤其是狭义货币与广义货币增速的剪刀差缺口较大，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05.05万亿元，同比增长6.3%，狭义货币余额63.02万亿元，同比下降7.3%，在一定意义上折射出货币供应量的增大并未有效转变为市场需求。进一步加大货币政策调控力度，必须形成有效需求，保持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否则不仅难以刺激需求，而且会增大潜在通货膨胀的风险，也会极大地限制货币供应量的扩张。当前，我国广义货币增速已降至6.3%的历史较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已反映出对货币的有效需求不足，限制了货币政策的扩张力度，这表明如何协调货币政策的扩张性与有效性，也是我们当前宏观政策调整必须关注的问题。
（作者刘伟，系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国家一级教授。原文刊载于《中国经济时报》2024年10月9日第A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