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3-25  来源：FT中文网

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

如果流言比真相更有市场，那就说明社会公信力已经到了需要重建的时候了。在中国持续了近三年的反腐运动中，“用贪官反贪官”的苏绰定律的流行，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用贪官反贪官” 的苏绰定律实为虚构

最近几年，互联网上广泛流传着一个中国古代的反贪故事。故事背景是，五南北朝时期，北周开国皇帝宇文泰，找到了号称有诸葛亮之才的苏绰，向其讨教治国之道。网上流传的版本大体为：

苏绰曰：天下无不贪之官，贪墨何所惧？所惧者不忠也。凡不忠者，异己者，以肃贪之名弃之，则内可安枕，外得民心，何乐而不为？此其一。其二，官有贪渎，君必知之，君既知，则官必恐，恐则愈忠，是以弃罢贪墨，乃驭官之术也。不用贪官，何以弃贪官？是以必用又必弃之也。倘或国中之官皆清廉，民必喜，然则君危矣。
……

问：果有大贪，且民怨愤极者，何如？

曰：杀之可也。抄其家，没其财，如是则民怨息，颂声起，收贿财，又何乐而不为？要而言之：用贪官以结其忠，弃贪官以肃异己，杀大贪以平民愤，没其财以充宫用，此乃千古帝王之术也。宇文泰击掌再三，连呼曰：妙！妙！妙！而不知东方之既白。

其实苏绰的建议大体就是：统治者治理国家要用贪官，因为贪官有把柄在统治者手里，自然对统治者效忠。但贪官太多了，又会引起百姓愤怒，于是统治者选择一些对自己不忠的贪官杀掉，既没收其钱财，又赢得百姓民望，可谓一举两得。因此，帝王术的精髓就是：用贪官，然后再反贪官。用现代话语概括，就是“先让官员普遍性贪腐，然后再对官员选择性反腐”，这就是网上流传的“苏绰定律”。

在百度上输入“苏绰定律”，有大约一万个检索结果，估计在谷歌上也有不少，可惜我登陆不了。人民网理论频道专门刊发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如何走出“苏绰定律”》。著名公共知识分子、网络大V李承鹏2013年写了一篇博客文章《投名状》，不仅在文章开头完整地引用了这个故事，而且还添加了西汉丞相萧何以及宋朝梁山好汉林冲的故事，并进一步联想到最近几年的官场腐败丑闻，完整地演绎了“苏绰定律”，最终断定整个中国社会就是一份“让所有人都有罪”的“投名状”。

一开始看到这个故事，我也曾为之拍案叫绝，因为它简直就是中国人心中的“阴谋论”加“帝王术”的完美代表。至于其原始出处，网上查到的消息是，这篇对话故事出自《北史卷六三•苏绰》，而《二十四史》（中华书局，2000年1月第1版）的《北史卷六三•列传第五十一》中，确实有关于苏绰（498-546年）的传记。但史书并没有提及宇文泰和苏绰对话的具体内容。书中提到，宇文泰想富国强兵，苏绰上书六条建议，包括“先修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这六条建议不仅与反腐败无关，而且从观点上看完全是光明正大的儒家思想，与“用贪官反贪官”的“厚黑学”截然相反。

网上另一种说法称，故事出自《北史卷九•周本纪上第九》，但原文中并没有提及反贪的内容。进一步查询发现，2011年新星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文集《不曾苟且——中国文字英雄榜I 》，收录了《治国秘术——贪官之用与弃》一文，作者标明“饕餮”。从出版物和作者信息来看，这篇对话文章显然是现代人用文言文改写的。至此，我们可以断定，宇文泰和苏绰关于反贪官的对话并不存在，“苏绰定律”是后人虚构的。

为什么人们普遍相信选择性反腐？

有意思的是，这个故事虽然广泛流传，但很少有人考证其真伪。甚至连相对严谨的经济学者也不例外。不止一篇经济学论文引用了这个故事，也有经济学家在博客上转载了这个故事，并注明“用贪官反贪官符合当代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其实，介绍这个故事的著名学者，以及网络大V李承鹏，未必不知道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但是他们认为，故事本身可能是假的，但是故事的逻辑却是真实世界的反映，于是把它当作一个寓言。

人们的普遍理解似乎是，自古以来中国的反腐败策略就是：先让官员通过腐败确立对上级的忠诚，然后通过选择性反腐来清除异己。明朝嘉靖皇帝喂饱了严嵩父子，在临死前几年将其剪除；明熹宗喂饱了魏宗贤，让继位的崇祯杀掉，为新君树立权威；乾隆喂饱了和珅，让继位的嘉庆杀掉。

即便是对当今的反腐，持类似看法的人也不在少数。当越来越多的贪官落马时，人们一方面认为这恰恰印证了“官员都是腐败的”，另一方面又认为，既然官员都是腐败的，那么落马的官员主要是“运气不好”或者“站错队”罢了。特别是对于那些能出政绩的贪官，后一种评介无疑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同情。被抓的官员也有类似心态，认为大家都有问题，凭什么只抓我？于是，反腐尴尬地蒙上了“宫廷戏”的色彩。这也许是执政者未曾料及的结果。

而若真的要实行依法治国和依宪执政，“用贪官反贪官”在逻辑上和经验上都是不可行的。

首先，如果官员都是通过贪腐把柄实现逐级控制的话，那么最高统治者必然也是一个贪官，并且整个官僚集团都是贪污犯。而用这样的逻辑巩固政权实则风险更高，因为历代王朝更替，很多就是因为腐败问题。

其次，选择性反腐必然导致政治不稳定。只要上级一换，就得重新站队，否则就有牢狱之灾。如此官场，人心浮动，不可能推动经济高速发展。

再次，选择性反腐破坏社会公平，让法律形同虚设。在一个“人人都有罪”的社会里，要么人人鲜廉寡耻，最终法不责众；要么人人都在喊冤，最终社会公平荡然无存。最后，从现实来看，全世界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几乎都是依靠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实现国强民富，而不是依靠“苏绰定律”这种厚黑学实现长治久安。

于是，另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是，既然“用贪官反贪官”的“苏绰定律”并不存在，而且无助于国强民富，可是人们为什么普遍相信选择性反腐？我认为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腐败蔓延导致很多人相信“无官不贪”。选择性反腐的前提是，官员都是腐败分子，然后上级才能根据派系和权力斗争需要反贪。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但是制度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或者说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这种制度性脱节，给权力和金钱的交换提供了巨大的温床，导致腐败在全国各行各业蔓延。根据人民网的舆情调查，从2002年到2014年，“反腐倡廉”成为每年全国“两会”的十大热点问题之一，并且在其中的五年内高居第一，在2002-2004年甚至连续三年排名第一（聂辉华、仝志辉，2014，《如何治理“一把手”腐败？》）。

与此同时，官员财产公示法律自1994年列入全国人大“八五”立法议程，搁浅至今。普遍的官员腐败，不透明的官员收入，必然强化了老百姓对“无官不贪”的前提假设。尽管官方不断地推介廉洁奉公的优秀官员，例如焦裕禄、孔繁森，但是极少数官场巨蠹，例如王宝森、刘铁男，带来的满满“负能量”严重抵消了前者的正面形象。人们一旦认定官员都是贪污的，那么当更多贪官案例被披露时，会进一步强化“无官不贪”的观念，并且有意忽视那些廉洁的官员案例。行为经济学将这种现象称为“归因偏差”（attribution bias），类似于选择性偏误。如果说这是一种“偏见”，并且是一种普遍性的偏见，那么中纪委要做的事情就决不仅仅是抓贪官了。

第二，反腐败过程不透明，给人带来太多想象空间。2012年底开始的反腐败运动，导致100个副省级以上贪官被查处，可谓力度空前，成效显著。但是，部分地由于反腐败本身要求的保密性质，部分地因为已有体制的原因，这场反腐败大戏基本上是中纪委在唱“独角戏”。

一个官员前一刻还在正常上班，下一刻可能就被纪委带走调查了，连其紧密的同事甚至直接上级都毫不知情。这种高压态势固然有助于对贪官形成威慑力，但也给各种猜忌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一个官员被纪委带走后，直到法院审判之前，人们甚至都不知道其涉及的案件是什么。比如仇和在全国“两会”结束三个小时后被带走，至今媒体都不知道仇和犯案的情况，更别说普通百姓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反腐运动与“宫廷戏”类比起来，认为被抓官员主要是在政治上站错了队，这就毫不奇怪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阴谋论”永远有市场，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谣言止于透明，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至少同等重要。

否则，纪委虽然做了好事，但是反腐可能“叫好不叫座”。2014年，透明国际的清廉排行榜将中国的排名从原来第80名调低到100名，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信号。

第三，反腐败结果与心理预期有偏差，强化了“选择性反腐”的判断。如果说人们对于反腐败的前提、过程有疑问是因为不透明、不规范、缺法治，那么对于反腐败结果的判断就更为至关重要了。毕竟，结果可能改变假想和偏见。然而，检索过去几年的腐败官员案例，人们发现，绝大部分被查处的官员都是平民子弟，还有不少“凤凰男”。相反，“官二代”、“红二代”很少被查处，以至于有“砖家”喊出“为什么凤凰男更容易腐败”的伪问题。举例来说，同样是“国贼”级别的大贪官，作为“红二代”的薄熙来虽然夫妻均身陷囹圄，但是其他家属安然无恙，而且哥哥和妹妹还能旁听庭审；对比之下，周永康及其整个家族都牵涉其中，覆巢之下，无有完卵。这种鲜明的对比，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选择性反腐”的流行观念或“偏见”。以仇和为代表的“能人贪官”被查处之后，网上甚至有人哀叹，平民官员从此再难出头。流言蜚语不可怕，若能严肃正视，对腐败分子“一碗水端平”，有腐必反，有贪必究，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则流言蜚语不攻自破。

从2012年底掀起的反腐败运动，到今年就快三年了。反腐倡廉终究要依靠制度，要以治本为主，才能实现执政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如何以实际行动和最终结果破除“选择性反腐”的流行观念，正是反腐败从治标转向治本过程中难以逾越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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