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2-20   来源：《观察者》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在当下中国，基于他国历史特定经验形成的思想产品大行其道，并被作为观察、评判中国的“标准”。而依据这种异域经验基础上的观念作对照，中国似乎永远是错的。在这些流行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社会中心主义脉络下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在中国最有市场，如自由民主理论及与此相关的“公民社会有利于民主和民主治理”、“中产阶级带来民主”等理论命题等。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个人权利、社会权利构成的社会中心主义，是典型的英国-美国的国家建设经验的思想产物，而且是其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经验的思想产品。但这些经不起比较历史和比较文化检验的理论却在中国被不加质疑地接受。第二套流行的但次于社会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是国家中心主义。这是典型的基于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官僚制治国经验而形成的，其中黑格尔、康德以及后来的德国历史学派奠定了国家中心主义的方法论和概念基础。

为什么缺乏中国自身历史-文化经验基础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论却在中国大行其道？这固然有中国百年社会科学的历史根源，更有当下中国学者研究路径的迷失以及进而导致的反思能力的退化及由此而来的建构能力的缺位。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为例，几年前我在《文本崇拜：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误区》中提出的观点，今天依然能立得住。（文章提出，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应弄清楚文本作者的“情境”，同时还要熟悉世界文明史的基本走向和脉络，更应该将中国的“情境”存放于心中。）不仅如此，我还要问的是，政治思想史到底是由思想而构成的历史，还是世界文明史中的思想？如果是前者，必然是永远的文本崇拜，永远的诠释学派而了无新意。中国学术界流行的两大版本即保守主义者斯特劳斯主编的《政治哲学史》和自由主义者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都是由思想构成的历史。在这样的路径下研究政治思想史，中国人似乎只能当西方人的学生。相反，只有在世界文明史的脉络下，具体而言从国家建设的维度下，对照、研读西方政治思想史，才能将很多所谓神圣的偶像请下神台。因此，希尔基于历史演进和文明互鉴的《欧洲思想史》远比前述两本教科书更有价值。

说到底，政治思想是一个政治共同体面对重大危机和重大挑战的关键时刻关于怎么办的设计。那么，什么是政治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从马基雅维利到孟德斯鸠，从托克维尔到马克思，以及近代的白芝浩与威尔逊，这些“政治思想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向来都是比较政治学者”，都是针对他们时代的重大政治问题的。因此，切不可把这些人的思想视为哲学中的“先验”，而应视为历史语境中的“先验”即先前的经验，也就是欧克肖特所说的“先前经验的理论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先前经验”（相对于比较政治研究的当下经验）有系统的理解与研究，从而才有能力做到甄别、放弃与吸纳。否则，我们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乃至政治哲学研究就永远停留在翻译、引介和诠释水平。

如果能认识到政治思想的语境性，沿着这样的路径，即使我们依然缺乏建构能力，但至少有反思、批判和选择理论的能力。不得不说，由政治思想而构成的历史，即目前中国流行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是典型的去历史的观念的链接，由此而观察中国、对照中国，必然是南辕北辙。

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状况，关系到国家话语权和国家安全。在中国社会科学走过百年历程之后，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时代应该到来了！这个自主性的社会科学需要研究者进行比较历史的、定位于本国历史文化与现实实践的发现。这需要我辈同仁和下一代学人的理论自觉并自信。

原文地址：《观察者》 http://www.guancha.cn/HanZhu/2014_12_20_303922_s.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