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云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在现实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维稳怪圈”：越是重视和加强社会稳定，越是引发和加剧社会冲突。究其原因，就在于稳定工作一度出现了价值迷失，只是为了稳定而维稳。
尽管我们认识到稳定工作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和任务，实际上，却在很大程度上将防范和化解**件作为稳定工作的重心，而忽略根据具体情况查找**件发生的原因。事实上，绝大部分的**件是由人民群众的合理合法的权益受到无端侵害而诉求无门、解决无望的窘况造成的，甚至是由于官僚主义和不作为、乱作为造成的，具有维权自救的性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院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12（2014）》显示，环境污染是导致万人以上**件的主要原因，在所有万人以上的**件中占50%；劳资纠纷是导致千人至万人**件的主要原因，在此类**件中占36.5%。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却将“维权”行为看作是不稳定的因素，将“维稳”视为绝对的至上的价值。这样，就颠倒了维权和维稳的关系。
这样的一个后果是，稳定政绩考核呈现了反向作用。稳定是大局，必须落实稳定工作责任制，将之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指标。但是，由于简单地采用稳定一票否决制，反而导致了影响甚至是颠覆稳定的后果。例如，由于过去单纯以信访数量的多少为考核标准，结果一方面引发了民间的越级上访、重复上访甚至是恶性上访，另一方面引发了一些地方的常态截访、异地截访甚至是暴力截访。这样，就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创新稳定工作模式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把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作为稳定工作的根本目标，将稳定工作目标的人本化与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统一起来，进行系统设计，形成整体合力。总体上，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必须在发展、改革、稳定、民生四者构成的整体框架下，确立“以人为本的稳定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一是在正向指标上，必须将人民群众对稳定工作的知晓度、信任度、满意度、参与度和支持度作为考核评价的基本指标，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不断完善稳定工作。二是在负向指标上，必须对未经民主协商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而贸然进行征地、拆迁、改制而引发**件的责任者依法严肃处理，必须对暴力征地、暴力拆迁、暴力改制、暴力维稳的责任者实行一票否决制。三是在激励机制上，在坚持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相统一的前提下，必须将维护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利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情况作为选拔、重用干部的基本依据。四是在否决方式上，在坚持党委领导的前提下，要将上级否决与下级否决统一起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否决中的作用；同时，要依法引进第三方力量（社会稳定评估机构）对稳定成效进行科学的考核评价，必要时采用第三方否决。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处理维权和维稳关系的要求，我们必须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据此，我们必须将稳定工作的重心从“威权维稳”转移到“维权创稳”上来，从“强势维稳”转移到“民意创稳”上来，将加强以民生问题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为化解稳定难题的突破口，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农村征地、城镇拆迁、企事业单位改制等方面的问题，坚决纠正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这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稳定。
原文地址：北京日报 http://bjrb.bjd.com.cn/html/2015-01/26/content_25244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