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等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发布《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报告认为，2016年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底部企稳迹象，预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7%，通胀率维持在2%左右。一些经济专家在此论坛上分析，明年经济将持续筑底，面临的主要风险是房地产行业因政策调整带来的下行压力和债务的结构性风险，我国经济需构建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双底线。

2016年经济底部企稳但风险犹存

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研究专家认为，从总体来看，2016年受世界经济复苏疲弱、受增长周期调整、产能过剩依然严重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仍面临下行压力，但在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去库存背景下的房地产放松等政策作用下，宏观经济呈现出底部企稳迹象，但风险犹存。

首先，2016年经济增长率趋稳。今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长6.7%，较去年全年回落0.2个百分点，达到中央全年6.5－6.7%的目标区间，宏观经济下行速度趋缓。其中，作为经济景气状况重要指标的工业生产较为稳定。

“像汽车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通信设备等行业效益不错，反映了工业趋稳趋势。同时，企业效益指标由负转正并持续增长，工业企业亏损数量和总量都有改善。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库存也在下降，这也是非常好的局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说。他还指出，财政收入大幅度下跌已经过去，现在趋稳。市场预期有所好转，各类景气指数有不同程度改善。不管是中国采购业协会的PMI，还是宏观经济景气指数都在上扬。“综合判断，我们说经济趋稳，到达了底部，到达了L型拐点的区域，这个判断应该是比较充分的。”

其次，投资结构呈现阶段性调整格局，增长活力不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认为，我国投资结构“三高三低”。一是国有投资增长比较快，增长20%左右，民间投资低迷，6、7月份民间投资负增长，到8月份回升到2%左右。民间投资是经济活力的一个标志，民间投资增长低迷意味着经济增长活力不足。二是房地产投资增长比较快，制造业尚未走出底部调整。7月份银行新增贷款98.7%贷给住房按揭贷款。制造业投资，6、7月份出现负增长，8月份回升到2%。制造业投资是经济增长后劲的标志，制造业投资低迷说明经济增长缺乏后劲。三是海外投资增速加快，国内投资增长缓慢。上半年海外投资增长58.7%，国内投资前三季度增长8%。增加国内投资才能实现稳增长，才能扩内需。

再次，内需相对平稳，外需未获得实质性改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比上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虽然增速均有所放缓，但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持续快于城镇居民消费；网上消费虽然增速放缓，但仍保持在26%以上的增速持续高位增长。外需方面，在世界经济持续疲软以及人民币贬值压力不减等因素的作用下，进出口贸易仍然疲软。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累计为26776.67亿美元，进出口总额累计同比下降7.80%，跌幅分别较2015年同期和年底收窄0.3个百分点和0.2个百分点。报告认为，在世界经济总体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显著抬头的背景下，外需若要得到实质性改善变得十分困难。

2017年我国经济将持续筑底

参加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的多位学者表示，随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延续，投资回报率不断降低、而债务率不断升高，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不容小觑。

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持续收缩，外需难以明显改善。特别是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所宣传的贸易保护主义、贸易利益的观点，令人忧虑。2016年6月，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报告指出，2015年10月到2016年5月中旬，20国集团经济体出台保护主义贸易措施的速度是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快。自2008年以来，G20经济体共采取了1583项新的贸易限制举措，而仅仅取消了387项。毛振华认为，后危机时代，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将愈演愈烈，外需的持续疲弱对我国经济形成一定制约。

另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放缓。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超过七成，三者的走势基本可以决定固定资产投资的发展趋势。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尽管基础设施投资仍有投资空间，但由于地方政府负债和投资能力及投资效率的制约，基础设施大规模扩张的基础比较薄弱，同时考虑到基数效应，未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会逐步放缓。制造业投资方面，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较好，但规模难以带动制造业投资企稳；制造业投资疲弱态势仍将持续，高耗能制造业投资将继续下降，消费品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投资难有突出表现。房地产开发投资方面，主要城市不断出台加码的房地产收紧政策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这种政策滞后效应将在2017年得到体现。综合来看，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6%左右。

此外，尤须关注债务风险。毛振华认为，自2008年以来，我国总体债务规模和债务率持续攀升，债务风险主要集中于非金融企业部门中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由于隐性担保，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超过预期，包括城投部门负债的广义政府负债率超过109%，如果考虑到国有企业在内的更为广义的政府负债，更是高达163.2%。金融危机以来刺激政策投放的货币以及以银行体系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资本市场的相对不健全等是债务高企的主要原因。

稳增长和防风险需并重

基于经济形势的整体判断，专家学者建议，未来我国宜构建稳增长与防风险双底线的宏观调控体系。

“中国宏观经济已经底部趋稳，L型拐点附近的时候，我们过去讲稳增长是防风险的前提，要加大稳增长力度。现在拐点到了，在未来20年我们基本上趋稳了，我们要把防风险作为稳增长的前提。”毛振华表示。

从稳增长的角度来看，需要高度重视经济增长动力持续下滑的现实，密切关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收益的缺口不断扩大、投资等内需回落等现象，把改革与调控的落脚点切实放在投资收益预期逆转之上，构建短期扩大需求与中期提升潜在增速相契合的政策体系。一方面，引导投资结构继续向民生、基础设施、薄弱环节等方面的力量；另一方面，要寻求投资与消费的结合点，积极鼓励投资民生工程，在改善民生的同时，刺激相关产业等消费支出，扩大消费需求。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曹远征认为，去产能和去杠杆相关联，中国所有高杠杆部门几乎都是产能过剩的，如何把握这两者的关系，就变成未来宏观调控的核心问题。例如，据观察，中国钢铁生产成本除了生铁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以外，其他品种几乎都是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理论上中国钢铁工业是有竞争力的。如果去掉一些产能，钢铁的竞争力就可得到体现。“因此我们要痛下决心把产能降下来，通过去产能使得企业盈利，从而为去杠杆创造条件。”

同时，从防风险的角度来看，在完成理清地方政府债务、地方融资平台及城投类债务以及国企的债务规模基础上，分类处理其债务风险。对于地方性政府债券、公益类的融资平台类债券以及国企债券，建议通过政府信用背书，持续采用债务置换等方式来处理。

与此同时，郑新立认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有四大动能：第一，通过城乡一体化制度的建立，释放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工市民化的巨大的潜力。第二，通过投资体制改革推行PPP模式，把民间资金和银行贷款引导到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上来，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环保投入，包括教育、科技、医疗、社会保障、市政工程、文化、信息这些方面公共产品的投入。第三，通过深化营改增的税制改革，继续为第三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第四，通过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自主创新成果带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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