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6—2017），11月1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稳增长与防风险双底线的中国宏观经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代表课题组发布了论坛主报告《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6-2017）——稳增长与防风险双底线的中国宏观经济》。

“当前触发经济危机潜在诱因和要素开始显现，要防止出现由债务风险引发的债务危机，甚至是经济危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在作主报告时指出，2008年以来，随着四万亿刺激政策和产业振兴规划的实施，我国总体债务规模和债务率持续攀升，债务风险主要集中于非金融企业部门中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毛振华认为，中国目前总体债务已经处于一个“临界点”。我国总债务水平（254.9%）已远远高于墨西哥比索危机前77.7%和泰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前的债务水平（188.8%），也略高于金融危机前美国的债务水平（238.5%），并接近西班牙金融与经济危机前的债务水平（262.1%）。

报告显示，分部门来看，我国企业部门债务余额为116.3万亿元，杠杆率高达169.1%，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95.5%）、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水平（106.4%）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89.4%），而一般口径下政府和居民部门则分别为45.2%和40.7%，在世界各国中处于相对适中水平。企业部门债务高企是导致我国债务快速攀升的决定性因素，失衡的债务结构在企业部门内部积聚了较高的债务风险。

毛振华在论坛上指出，以往对中国负债结构的研究认为，我国企业负债率较高，但是居民和政府债务的杠杆率在全球并不算高，特别是居民债务率不高，为未来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投资转化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我们这份报告通过对各部门债务的重新梳理发现，我国非国有企业的负债并不高，高负债的核心在于政府及政府背景企业的债务。”

毛振华表示，进一步观察发现，企业部门内部的债务分配明显向国有企业倾斜。截至2016年3月末，国有企业负债总规模为81.20万亿元，约占总债务规模的46%，占企业部门债务规模的70%。企业部门债务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债务过高，尤其是在直接融资的债券市场上，国有企业债券在信用债中的规模占比高达86%。另一方面，尽管近两年来我国利率水平中枢整体有所下移，但仍高于美国、日本、德国等主要经济体，我国并不具有发达国家低成本的债务融资优势。分部门的测算显示，我国所负担债务的年利息支出超过8万亿元，约占GDP的13%。在融资成本较高的环境下，持续扩张的债务规模又同时面临着严峻的付息压力，债务风险进一步提升。

“从偿债能力来看，我国债务风险总体仍处于可控区间。”毛振华认为，一方面，我国债务主要是国内债务，外部债务比例较低，2015年我国全口径外债为14162亿美元，外债占GDP的比重仅为8.6%，同时，外汇储备对外债的覆盖率超过200%。另一方面，我国储蓄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再考虑到居民部门所拥有的房产以及金融资产等，居民部门的债务偿还能力属于较高水平。从企业角度来看，国有企业虽然是非金融企业的主要负债主体。但是，国资委的数据显示，我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19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超过50万亿元，地方国有企业资产超过48万亿元，国有企业资产规模足以偿还现有的负债。与此同时，我国还拥有规模庞大的矿产资源以及丰富的海洋及森林等资源，加上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和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等资产，政府部门也具有较高的偿债能力。

对此，毛振华提出，我国要树立正确的危机观，完善危机应对机制和风险缓释机制。虽然危机的爆发对经济有巨大的冲击，但也是资源错配的深刻调整机会。当前，需要客观面对我国经济已经具有经济危机发生的一些潜在要素，但同时以我国当前的经济实力，在一定程度也具有承受债务危机的能力。

主报告认为，当前缓释风险要和稳增长协调并进。一方面，战略思想要明确“稳增长、防风险、促改革”的逻辑顺序，政策基调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政策协调并进；稳增长是缓释风险的前提，是保就业、惠民生的底线；经济增长能够带来资产价值上升，进而改善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缓释债务风险。另一方面，防控风险尤其是债务风险是关键，是保证中国不发生经济危机的底线；解决高债务问题并不必然带来系统性危机。

毛振华提出，风险控制并不是简单的去杠杆，而是在稳定杠杆增速的情况下调整债务结构。政策层面来看要在“稳增长、守底线”的目标下稳步化解我国债务风险，持续推进债务分类甄别工作，完善国家及各级主体的资产负债表；通过大腾挪实现债务转移，中央政府适度加杠杆；根据市场化、法制化原则，适时运用债转股工具，缓释短期债务风险。同时，“防风险”要控制货币总量过快增长，货币政策需要保持中性、稳定、透明。“此外，我们还可以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加快流转制度改革，将农村土地作为要素的价值充分体现，通过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将提升其资产价值，这将有利于分流部分货币，对冲其他领域的资产泡沫。”毛振华说。

此外，毛振华指出，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一二线城市泡沫较为严重，而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毛振华分析称，从中国房地产收入比指标的绝对水平看，中国房价收入比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2010年达到顶峰后出现下降趋势，但近年来，随着房价出现新一轮上涨而收入增速放缓，房价收入比再次出现较大幅度上升。目前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已经超过20倍，35个大中城市中有32个城市超过3～6倍的合理区间上限；从国际主要城市的比较看，中国房价收入比指标全球居首，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存在较为严重的泡沫。

2016年以来，在全国房地产行业去库存的大趋势下，我国房地产交易反而持续回暖，一二线城市交易量暴涨，带动房价持续飙升。9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同比上涨9.3%，尤其是一二线城市，房价出现暴涨，北京、上海和深圳住宅价格同比分别上涨30.4%、39.5%和34.5%，南京、合肥、苏州等二线城市的住宅价格上涨幅度均超过40%，一二线城市出现齐涨局面。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伟、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胡迺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曹远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王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人事处处长刘凤良教授等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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