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技术进步放缓的背景下，挖掘旧动能，构建新动能，将是我国实现长期持续增长的关键。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凤良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构建新动能，推动创新方式从模仿走向局部乃至全面的技术前沿创新， 就需要将适应技术模仿追赶型的经济治理模式改革为适应前沿创新的经济治理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论坛团队集体研究成果分析认为， 在我国劳动力数量和外部环境等趋势不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启动新动能，未来五年我国潜在增长率在基准情况下可以达到 ６ ． ５ ％—６ ． ６ ％，在较为乐观的情况下能够达到 ６ ． ８ ％—６ ． ９ ％，在技术全面处于世界前沿水平这种最为乐观的情况下则可以达到８ ％。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经济学院等主办的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于 ９月 １７日举行，由刘凤良担纲的课题组认为，基于我国国情并借鉴国际经验，近期我们应着力于实现下面几个方面新动能的转换：以技术前沿创新代替技术模仿；以人口质量红利代替人口数量红利； 以技术创新导向的民间资本设备投资取代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 以质量提升为导向的农业现代化和深度工业化代替原来以数量扩张为导向的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以攀升国际价值链的新型开放和提升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取代外需的数量扩张； 以城市群一体化为代表的深度城市化代替简单数 量增加的城市化； 以新一轮结构性改革红利提升原有改革红利。

“将适应技术模仿追赶型的经济治理模式改革为适应前沿创新的经济治理模式，是推动创新方式从模仿走向局部乃至全面的技术前沿创新的关键。”刘凤良说，其中核心内涵就是重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在适应技术模仿追赶型的经济治理模式中，由于有技术国际前沿放在眼前，政府看得准发展方向， 能够做出较为准确的规划，同时专注于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主导的赶超战略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但是， 前沿技术创新需要以企业为代表的经济主体通过试错来完成， 预先规划比较困难，因此，政府需要将技术创新的控制权更多地交由企业， 在更多方面确立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 由企业来完成自主创新。 政府更多的是帮助企业分担研发产生的风险和外部性成本， 而不是简单地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经济动能本身发生的转换也是为什么近年来大规模基建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日益降低的深层原因。 由于技术需要物化在资本中才能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所以以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微观模式势必需要将现在大规模政府主导的基本建设投资，转变为以民间资本为代表的、以创新为导向的设备更新投资。 ”刘凤良认为，“实现上述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转换， 更加需要深入推进新一轮的结构性改革。 ”改革的目的是构建与新动能激励相容的体制机制， 激励市场主体和政府行为与新动能相一致。 新一轮改革的核心就在于重塑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将适应技术模仿追赶型的经济治理模式改革为适应前沿创新的经济治理模式：缩小政府的职能范围，将更多领域的资源配置交给市场， 政府从经济发展方向的引领者走向支撑者。

同时，为了适应动能的转化，这次改革需要是一次存量性质的全方位系统性改革。

除了重塑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调整政府行为之外，还需要改革金融领域，放松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改革要素市场，推动资源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以规模为导向的产业政策转向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市场失灵；提升劳动投入质量；进一步强化产品标准和市场监管，提升产品品质；建设高效能国家创新体系。

不过，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醒， 实现这些改革也需要较为平稳的宏观经济环境， 这需要短期政策努力实现稳增长。 短期政策仍需要兼顾长期发展的目标。 短期稳增长的政策需要以激发增长新动能为导向， 在政策工具和政策组合的选择上需要考虑未来改革的需要。

第一， 财政还需要维持较为宽松的态势， 但是在投向上要更多地以改革目标为 宗旨， 逐步从基建投资更多投向民生等领域，促进国内消费需求。 同时为了容纳企业试错，加快建设社会安全网。 在投向调整的过程中，逐步实现政府规模的缩小。

第二，在短期内需要维持适度宽松的流动性，不急于降杠杆，而是首先进行过剩产能的清理。由于我国的过剩产能并不是市场自发形成的，更多的是在政策模仿期内政府推行赶超战略的结果，仅仅依靠市场并不能完成去产能，还需要政府的推进。 在完成去产能任务后，市场价格上升，行业景气度恢复，企业的杠杆率自然就会出现下降。最后，为了维持国内稳定的宏观环境，需要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密切关注，防范国际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