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杭州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决心从根本上寻找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增长之道，紧紧抓住创新、结构性改革、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要素、新业态带来的新机遇，并制定一系列具体行动计划。

创新是从根本上打开增长之锁的钥匙。

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的主题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确定以创新、结构性改革、新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四种新方式，为世界经济开辟新路径，拓展新空间。随着“杭州共识”的逐步落实，我们有理由相信，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时点即将到来。

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的先导因素

G20杭州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决心从根本上寻找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增长之道，紧紧抓住创新、结构性改革、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要素、新业态带来的新机遇，并制定一系列具体行动计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深刻论述了创新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第一动力的重要性。在分析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症结时，“创新是增长的钥匙”“在杭州点击鼠标，联通的是整个世界”“把G20从清谈馆变成行动队”，习近平同以往一样妙语连珠，用不少精辟巧妙的明喻暗喻屡次强调“创新”议题，为创新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努力让世界经济活起来、动起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表示，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八年来，G20成员面临着世界经济增长依然低迷的局面。在危机中，货币和财政手段更见效。而在危机后，如果G20成员方还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提振经济增长，增长的后劲就会乏力。《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带动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创新，推动创新成果交流共享，形成“协同、合作、开放、包容”的长效创新机制，推动实现世界经济的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表示，G20杭州峰会提出的创新落脚点在于技术创新，进而带动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提高经济产值。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寻求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而创新是走出危机和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唯一来源。一直号称“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马云，现在正引领着大数据、云计算的时代潮流；说过“造辆汽车就是一张沙发、四个轮子”的李书福，如今琢磨着自动驾驶；曾经骑着平板车卖饮料的宗庆后，如今开始依仗机器人指点商业版图；“创业常青树”鲁冠球创新不歇，要打造一个“万向城”……中国卓有远见的企业家们都在开启自己的“第二春”。当前，中国在G20成员创新竞争力排行榜上排名第九，走在发展中国家前列，但与发达国家以及与自身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还有一定差距。

“G20成员正在带领全球行驶在世界经济的同一条大船上，活力型联动式创新是促使世界增长走出乏力局面、迈入联合国2030世界经济可持续包容性发展的唯一轨道。中国需要以适合自身的方式在创新方面进一步提升水平。”霍建国说，“适合中国市场的创新，需要既能防控风险、又能提高技术使用的便捷度，这是非常有难度的。新技术、新平台既需要提高管理水平，惩治违规市场行为，又不能因管得太死而降低了新技术和新平台的使用便捷度。”他特别举例说，“比如海淘一类的电商，对他们的监管就不能和过去针对进出境企业的监管方法一样，应由现场监管向跟踪账号的新型监管方式转变。”结构性改革为增长注入活力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性问题，过去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过度依赖的传统要素增长已难以为继。《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重申了结构性改革对提高G20成员生产率、潜在产出以及促进创新增长的关键作用，确定了结构性改革的优先领域、指导原则和指标体系，核准了九个改革优先领域及48项指导意见，并制订一套指标体系组成的量化框架，以帮助监测和评估各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所作的努力、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从根本上去除阻碍经济增长的痼疾。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贾 文山指出，结构性改革议题其实早在2008年G20华盛顿峰会就已经提出，但并没有落实。2013年圣彼得堡峰会明确了结构性改革议程目标，但整体改革进程、成效方面与预期差距较大。我国一直高度重视G20结构性改革，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就提出各国要通过积极的结构性改革激发市场活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2014年布里斯班峰会上他进一步指出，落实全面增长战略，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实行结构性改革； 2015年安塔利亚峰会后，中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持续推进结构性改革，建立开放型经济，着力解决经济中的深层次和中长期问题。本次峰会确定了结构性改革的优先领域、指导原则和指标体系，将全面提升结构性改革在G20框架内的政策地位与引领作用。落实杭州行动计划，G20进 一步凝聚结构性改革共识，制定结构性改革路线图，从根本上解决全球经济面临的中长期结构性问题。

“包括中国在内的G20成员还需要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作出诸多及时有效的大胆协调、修改和更新，为落实杭州行动计划排除障碍。需要G20成员协调 政策的领域包括知识产权保护、高科技转让、跨国信息的管理、贸易安全、环境保护、投资市场准入等。

为了作出及时有效的政策协调，G20成员应该成为责任共同体的一员，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全球化思想，从宏大和长远视角着眼，彼此放弃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高扬合作共赢共享精神。”贾文山说。

新工业革命为世界经济开辟新道路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提供的动能正在面临消退，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为促进新工业革命发展并将其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G20杭州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制定了推进新工业革命议程的指导原则和行动。G20将就新工业革命及其相关研究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推动中小企业从新工业革命中获益，应对就业和劳动力技能方面的挑战，加强标准合作，就新工业基础设施深化交流与合作，确保根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G20成员加入的多边条约及协定保护知识产权，同时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

早在1991年，从铁匠铺掌柜起家的鲁冠球就成为《时代周刊》杂志的封面人物。25年之后还在创业不止的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同样意识到新工业革命将带来的契机，规划在杭州建设以清洁能源为依托，打造创新开放、低碳绿色、智慧智能、产城融合的“万向创新聚能城”。鲁冠球说：“再一次‘异军突起’的时代机遇已经到来，关键看谁见事早、判断准、行动快。”把饮料做到极致从而成了“首富”的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一向喜欢亲力亲为，经常独自深入城乡进行市场调查。如今，他敏锐地意识到新工业革命的机遇，正在尝试机器人自动化生产。到2016 年底，宗庆后准备在全国的工厂投放80套自主研发的码垛机器人，以一套机器人换两个人工算，娃哈哈每年可省下不少成本。

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中国智造与工业4.0研究所所长王喜文认为，新工业革命和此前工业革命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摒弃了过去崇尚速度规模的理念，树立了注重质量、效益和创新的新理念。从技术层面来讲，新工业革命目前主要是以信息技术和智能化为核心，有些技术才刚刚开始运用，有些技术还在孕育之中，真正的工业革命仍需要从应用层面进行变革，新技术还需要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管理方式结合起来才能焕发出真正的生产力。新工业革命将为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及其相关服务业转变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推动中长期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机遇。

数字经济培育“新动能”

“在B20峰会闭幕式上，德国表示将把数字经济作为明年的重要议题延续下去，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中小企业发展工作组联合主席、敦煌网创始人、CEO王树彤表示，“未来中国的增长不是靠数量取胜，而是以质量增长为主，数字经济的驱动可以有力推动中国实现转型。

一方面，中国面临如何借新动力、新引擎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居全球领先地位，以跨境电商、数字贸易为例，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敦煌网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王树彤表示，中国在这方面对议题的引导非常有效，而且中国有创新、有实践，可以为更多的国家提供借鉴。

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谓狂飙突进。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字经济展望2015》报告，34个OECD国家中已经有27个都制定了国家信息化战略。目前，美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5.9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33%，位居全球第一。从企业方面来说，位居全球市值最高的五大企业全部为高科技公司，分别是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和Facebook。五大公司不约而同地将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技术作为未来的战略重心。

2015年我国的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已达到11.1万亿元，网民数量达到7亿，规模居全球第一。2015年，在全球市值排名最高的十大互联网公司中，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占据了三个席位。以阿里巴巴为例，“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写进了中国的商业史，从B2B模式（阿里巴巴平台）为中小企业打开通往世界的窗口，再到B2C模式（淘宝平台）书写电子商务的新传奇，然后以支付宝平台开启在线支付的新时代，如今蚂蚁金服平台探索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方向，阿里云平台引领着大数据、云计算的未来……数字经济领域一批新的“独角兽公司”也在崛起，他们不但为经济发展做出了新贡献，更为百姓生活带来了便利与快捷。

“未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等一系列新技术，将融入产业创新和升级的各个环节，社会运行和生产生活方式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蚂蚁金融服务集团总裁井贤栋认为，发展数字经济要以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为基础，推动不同产业之间的融合创新，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培育新的增长点；更重要的是，传统产业要利用数字技术转型升级，颠覆过去的增长模式，焕发出新的生机。数字普惠金融正是数字技术与传统模式结合的范例，旨在用数字技术为缺乏金融服务的人群提供服务。在过去几年，我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尤其在与新技术结合当中，数字普惠金融快速获得发展并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此前，蚂蚁金服参与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的讨论和制定。这一原则首次将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结合起来，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

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信息化方面的政策文件，如《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等，这些政策措施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姜增伟指出，应当统筹落实好现有政策措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强国际交流，不断增进共识。数字经济发展涉及各国外交、政治、经济等各领域，应当加强与各国的沟通与交流，力争在跨境数据、关税、跨境电商、安全、互联网金融等领域减少分歧，达成更多共识。

目前，我国已经是全球重要的互联网大国，诞生了阿里、百度、腾讯等国际知名企业，在数字经济领域具有一定话语权。因此，我国在参与世界经济贸易中，应该逐渐转变角色，从参与、适应逐步转变为引领数 字经济国际新规则的制定。

姜增伟表示，中国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得到了G20成员的高度肯定和关注。实践证明，数字经济对所有经济体都能发挥促进作用，对发展中国家带动更为明显，中国本身就是成功案例。在数字经济、跨境电商的驱动下，中国的中小企业与全球市场的对接程度达60%，而拉美国家是13%，欧洲国家是25%。可以说，数字经济是贡献给世界经济的“中国智慧”的最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