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入世十五周年专题讨论会”在人民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新开放战略与全球贸易规则重构过程——中国入世十五周年的反思与展望”。

中国历经长达15 年的“复关”与“入世”谈判，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转眼之间，中国“入世”已有十五年之久。从“新全球化”开启和全球治理规则重构的视角回顾过去，反思当下，展望未来，有助于我们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更积极地把握历史机遇，更主动地应对时代挑战，从而更富有成效地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制定国际规则，乃至影响全球化的进程。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球，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杜厚文，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唐宜红，南开大学发展战略部副部长、《南开经济研究》主编李坤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研究员、《世界经济》编辑部主任孙杰，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雷达，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等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第一单元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球在致辞中向到场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他表示，作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的专题会议，入世十五周年专题讨论会反映了论坛学术团队对社会热点与现实宏观经济形势的高度关注，体现了宏观经济论坛立足于中国国情、运用学术力量和学科力量，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的这种学以致用的治学态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坚持将研究成果与学术观点应用于发展中国经济的伟大实践当中，学术影响力日益扩大，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重要学术品牌，也是人民大学建设“国家高端智库”的重要成绩和标志。吴晓球副校长提到，自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以来，中国始终坚持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相结合、实现自身发展和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相结合，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各国发展经济贸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他还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贸易格局也正发生着重大的变革，WTO谈判机制正逐步让位于区域及双边自贸协定，中国如何应对国际贸易体系的重塑和变化，还需要各位专家学者建言献策。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雷达代表课题组发布了会议主报告《新开放战略与全球贸易规则重构过程——中国入世十五周年的反思与展望》。

报告指出，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5年以来，中国发生了不曾预见的巨大变化，深度融入了全球经济。我们积极抓住战略机遇，主动调适，全面参与，拓展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并且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的浪潮中，肩负起世界赋予中国的责任与使命。15年来，中国在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制度改革、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首先，全球价值链作为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和高级形态，标志着经济全球化进入资源深度整合时代，对各国的扩大开放提出了新要求。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主要体现为贸易和国际投资高速发展、贸易方式和产业结构发生转变。我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调整，既是实现从经贸大国向经贸强国转变的内在要求，也是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必由之路，将使我国经济发展迎来新的重要机遇。其次，我国在制度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打破了外贸经营权的垄断，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制，取消门槛限制使所有履行了法定程序的市场主体都可以成为外贸经营的主体，这标志着我国外贸经营权的改革已走完最后一步；中国认真履行加入WTO的关税减让承诺，中国开放型经济从“多边开放”和“双边开放”转向“单边开放”，三者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了改革开放，促进了各个地区以点带面的发展；我国在金融服务业领域陆续修改和修订了相关法律法规，在制度上为金融市场的充分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最后，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公认的全球性的经济大国，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综合国力、全球影响力和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崛起的中国被推到全球治理的前台，成为全球治理的新焦点，一直以来，中国以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先导和中心的总体战略参与全球治理，作为一个责任大国，积极承担应尽的责任，在倡导和创新全球治理理念、引导全球经济议程、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进区域经贸安排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全球价值链的展开和深化是促成过去30年全球贸易和投资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中国正是抓住了经济全球化这一发展趋势的机遇，迅速崛起为全球最主要的贸易大国和经济体之一。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在中国“入世”15年之际，全球价值链这一阶段的大规模展开和深化过程已告一段落。与15年以前相比，我们将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全新发展环境，将面临的是更加复杂的问题。

第一，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亟待提升。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为0.276，其中通过间接增加值出口导致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前向GVC）为0.112，通过进口国外中间品导致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后向GVC）为0.164。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制造业主要通过进口国外中间品参与国际分工，即中国制造业仍然以后向GVC为主要价值链参与模式，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并不高。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为-0.046，该指数为为负值，说明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仍然较为低下。

第二，中国企业面临强烈的外部冲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仍旧处于落后的发展状态。如经济实力总体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贸易结构单一化等问题还很突出。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需要大幅度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壁垒，这会使更多的外国产品和服务进入我国，致使国内市场竞争加剧，每行每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第三，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主要倡导的是未来的自由贸易。自从我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贸易获得高速发展，特别是全球经济新平庸以来，各种形式贸易壁垒形式的出现，对我国的贸易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四，对国内社会产生巨大冲击。首先，发展中国家环保立法滞后，因而在贸易与环境问题上处于被动地位。中国仍然处于环境意识的觉醒时期，环保意识相对薄弱，有关环保法规尚有待健全，环保技术和环保产业才刚刚起步，与发达国家相比，实力薄弱，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其次，加入WTO后出口的快速扩张和外资流人推动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非农就业岗位的增加为青年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改变了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和预期教育回报，影响到了个体教育投资决策，大量中青年人口的教育投资停滞在中等教育水平上，阻碍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如果这种情况长期持续，中国将面临陷人“中等教育陷阱”的危险，不利于实现中长期经济增长。再次，随着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和城乡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开始自发的涌向沿海去从事贸易相关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或相关行业的工作, 这使得农村留守儿童不断增多。切实关注与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既关系到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又关系到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社会转型中的成本和代价,而其中中国贸易在加入WTO后的快速扩张也使留守儿童问题逐渐加剧。

随着全球经济贸易模式的演进，全球贸易治理制度、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也都在不断变化发展。全球贸易治理制度经历了多边为主、区域为主、诸边兴起的不同阶段。全球贸易治理规则在GATT时期初建，迄今为止，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变化：

第一阶段，货物贸易为主阶段。战后主要发达国家的工业得到快速发展，为拓展全球市场，削减货物贸易关税成为多边贸易体系的首要任务。

第二阶段，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被纳入贸易规则中。1980年代，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快速发展，贸易中的假冒商品问题日益严重。美国主导将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议题纳入到多边体系第八个回合（乌拉圭回合）谈判中。1995年，该回合最终达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第三阶段，更多国内政策的议题被纳入到国际规则体系。2001年启动的多哈回合谈判涵盖约20个议题，其中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是发展中国家关心的议题，发达国家则积极推动下，更多涉及一国国内政策的议题，如投资、劳动、环境保护、竞争政策等开始被引入国际贸易规则讨论的范围。

第四阶段，更高标准国际贸易规则。正在商谈中的TPP和TTIP是第四阶段规则的代表。从当前趋势看，推动市场开放、削减贸易与投资壁垒是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的基本方向，新规则的范围从传统的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延伸，投资规则是重中之重。

面对全球贸易治理制度框架和全球贸易治理规则的演变，中国坚持认真、积极回应。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开始对全球贸易治理制度构建提供公共产品，谋求全球治理中主导者的角色定位。“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突破了现有规则制定的方法，不强调形式上的多边主义或区域主义，而是依靠现有机制，可以是双边的，也可以是区域的，或者是其他的务实推进。这一特点是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状况的，是从发展立场出发的制度构建。

聚焦中国新开放战略的前景展望，报告中还指出，无论多边贸易体制还是区域贸易协定，在当前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这种形势造成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丧失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共识和支持，因此当前并非推动大规模、全局性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适当时机。中国推进全球贸易治理的首要目标仍然是推动WTO多哈回合。当前，中国已经具备实力和条件去主动承担多哈回合主要出价方的责任，力促多哈回合尽早结束。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难以做出有吸引力的出价、而新兴大国又不愿意提供出价的情况下，双方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对彼此期望的落差无法弥合。而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唯一有实力、有空间做出关键性贡献，同时带动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出适当贡献的成员。其次，中国对“新全球化”的新形态应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支持采取诸边的方式进行谈判。这样可以避免协议完全由美国等发达国家操纵，同时又可以展现中国积极开放的决心，以及获得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权利。最后，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在实施中仍应有针对性的安排和策略。世界经济发展形势纷繁复杂、瞬息万变，全球各国的领导者都在谋求适合自身、促进本国福祉最大化的政策和方案，然而，并没有一个通行的准则告诉我们未来的方向。所有关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探索都是不断试错的过程，“一带一路”战略、亚投行的建立、自贸区战略的实施，也都具有试错的意味，但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不断地接近最优策略，实现内外和谐、富国强民的中国梦。

讨论会第二单元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主持，与会专家与嘉宾就中国入世十五周年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原文链接：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6-12/05/content_3985029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