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国发院研究员王英津日前在第五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研讨会上表示，对于中共二十大后的对台政策走向，可以概括为三组“两手都会硬”，即反对“台独”与促进统一“两手都会硬”，反对“台独”和反对干涉“两手都会硬”，和平手段与非和平手段的准备“两手都会硬”。

王英津指出，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六个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之一就是守正创新。其实，报告撰写本身就贯穿了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所谓守正创新，就是既有坚持又有发展，在坚持的基础上发展。报告涉台论述的守正部分体现了大陆对台政策的一贯性、连续性，创新部分则体现大陆对台政策的适应性、与时俱进性。因此，厘清报告有哪些守正性内容，有哪些创新性内容，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共二十大报告涉台论述的精神，更好地把握大陆对台政策走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王英津表示，报告涉台论述的守正性部分主要包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坚持争取和平统一，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坚持“两个坚决反对”；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的历史任务、是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民族复兴必然要求；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政治基础；坚持推进两岸开展民主协商；坚持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将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与广大台湾同胞相区分。这些守正性论述体现了大陆对台政策的一贯性、连续性。

王英津分析，报告涉台论述在坚持“守正”的基础上也实现了创新。通常而言，创新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从无到有的创新，二是在既有论述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拓展或深化的创新。报告涉台论述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第二个层面，具体包括：作出“进一步掌握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主动”的战略判断；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定支持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将“反分裂、反干涉”上升到重大斗争的高度；坚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强调尽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前景，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将“反对和遏制‘台独’”写入党章。

对于中共二十大后的对台政策走向，王英津将其概括为三组“两手都会硬”。

一是反对“台独”与促进统一“两手都会硬”。将“反对和遏制‘台独’”写入党章，表明反对“台独”在中国执政党和国家统一战略中的位置进一步提升，反对和遏制“台独”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任务。从1982年以来中国政治实践惯例看，党章修改与宪法修改具有很强的联动性，但凡党章作出的修改内容，通常会随后通过修宪来加以贯彻和体现。当然，党章修改中仅涉及自身建设的部分，不会通过修宪加以呈现。所以，未来条件成熟时将反对“台独”写入宪法，应该是大概率的事情。一旦写进宪法，就意味着为反对“台独”提供更权威的法理支撑。至于加大促进统一力度的论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有明确体现，例如，“坚定支持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等论述。

二是反对“台独”和反对干涉“两手都会硬”。关于加大反对“台独”的力度，前已所述，不再展开。加大反对外部干涉的力度，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有清晰的论述。除此之外，11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会谈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中的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这个表述既向美国划出了不可逾越的“红线”，也向美国表达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坚定立场和决心。

三是和平手段与非和平手段的准备“两手都会硬”。尽管台海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但中共二十大报告仍重申“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其实，这一表述曾多次出现在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以及许多对台政策文件之中，譬如，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2019年7月24日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2020年8月10日《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之中均含有这一表述，但将其提升至全国党代会报告的层次，是继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之后的第三次。相隔20年后，再次以“全国党代会报告”的形式表达中国大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决心和意志，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向外部干涉势力和“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厉警告，另一方面展示大陆实现国家统一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尤其需要提及的是，2022年1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时强调，全军要进一步加强练兵备战，“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劲”。

王英津指出，研究中共二十大后的对台政策走向，不仅要研究二十大报告的涉台论述和二十大对党章的修改，还要研究二十大报告的整体语境。众所周知，今年二十大报告的一个重要亮点就是在“新时代”基础上提出“新征程”的概念，该概念是对我国社会目前发展阶段所处历史方位的最新界定，是我国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一切工作布局的出发点，也是大陆对台工作的出发点，因此，未来对台工作也必须在“新征程”基础上来审视、思考和谋划。

作者：王英津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原文链接：王英津：从守正创新看对台政策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