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扰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也给民众个体心理和社会心态带来深刻影响。社会心态是社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离不开对社会心态的理解和把握。青年是推动时代发展进步的先锋力量，在一定意义上，科学认识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就把握住了社会心态变动部分的关键。疫情期间，本版组织几位学习、研究社会心理学的青年学者、学生，以青年群体社会心态为切入点，从社会现象、调查数据以及各自研究领域出发，围绕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时代变迁与培育路径，结合青年在疫情中的行为与表现，通过网络开展对话，并邀请两位资深研究者进行点评，希望有助于理解新时代的青年，理解社会现象与社会心态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对引导社会心态朝着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方向发展提供智识支持。

以下选摘自全文，观点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韦庆旺 

主持人：刘颖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1、青年群体社会心态整体上处于高获得感状态

主持人：看来青年群体社会心态总体上是积极的，而且对社会心态的认识也应采取“积极心理学”而不是“消极心理学”的视角。在疫情期间，不少青年虽“宅”在家中，心态却积极乐观，例如，有的青年大学生在网上自发组织开设心理援助热线，帮助素不相识的人。但同时我发现，身边很多朋友说自己是“佛系青年”，看起来像是缺少宏大理想的激励和融入社会的动力，该如何理解这些现象？

韦庆旺：我认为，如何在尊重个体独特性和意见表达权的同时，继续保持和发扬中国人特有的重家庭、重集体、重国家的亲社会心态，是未来进行青年群体社会心态培育应当充分正视和解决的一大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是令人心痛的危机和灾难，作为巨大的外部环境因素，它激发了潜藏在青年心底的家国情怀，有的青年医生在准备归家结婚的途中毅然返回岗位，有的地方自发组织“青年突击队”协助基层防疫工作。如果将此次疫情看作中国社会转型和改革关键时期面临的一次重大挑战，那么疫情期间青年所表现出的积极社会心态，则孕育着一种推动未来转型和改革成功的珍贵心理资源，值得研究和总结。

主持人：有人说，在和手机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们的生活被割裂成完全不同的几个部分。以智能手机及相关应用程序为代表的网络信息技术，从哪些层面影响了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

韦庆旺：从影响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角度讲，网络对生活的日益渗透可能造成两个结果：一是增加孤独感。心理学研究比较一致的结论是亲密的人际关系对心理健康至关重要，而社交软件对亲密人际关系的培养终究是欠缺的；另一个结果是导致年轻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思考，乃至被淹没在群体极端化的情绪中。在我看来，年轻人与网络时代较好的相处方式，必须建立在独立思考和身心健康的基础上，利用互联网丰富自己，传播正能量和有深度的内容。例如，王珮瑜通过抖音等吸引青年关注京剧，然后再影响其线下走进京剧剧场，深入了解京剧；还有李子柒，她在网上制作发布美食短视频，传播中国人传统而本真的生活方式，并引起很多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2、心态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维度， 良好心态秩序为社会有序发展提供心理支持

主持人：有些人可能认为“心态问题只是一个次要问题”，是“软问题而不是硬问题”。社会心态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对于改进现实有什么意义呢？具体可从哪些方面着手？具体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能够为我们推进心态治理提供哪些启发？

韦庆旺：我个人认为，社会心态的概念很重要，虽然国外早有心态史学等相关概念，但“社会心态”是中国学者原创学术概念，在实证方面也积累了很多数据和成果，对舆情监测和短期社会心态引导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但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心态研究还不成熟，在理论建构方面还有很大空间。只有在理论上形成重大突破，才能在更宏观的社会心态培育和国民心态塑造上起更大作用。例如，文化社会心理学较一致地认为，西方重个人主义，中国重集体主义。决定一个人行为的原因，在西方更多是个人态度，在我国可能更多是外部环境和社会规范，这个外部环境和社会规范最终会集中反映到一定时期的社会心态上来。因此，社会心态在我国首先是一种群体心理，而不是个体心理，也不是个体心理的简单集合或求和平均。社会心态研究如果能将这些元理论问题进行更清晰地建构和阐述，对建立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学乃至对建构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都有重要意义。在这次疫情防控中，青年群体集体效能感的发挥有目共睹。集体效能感不同于个体效能感，前期需要较多的动员和组织，在形成极强的群体氛围后才能发挥最大效用。对集体如何发挥效能感和个体参与集体效能的社会心态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为发挥制度优势提供柔性心理支持，对推动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3、创新青年群体积极社会心态培育方式， 构建助力民族复兴的强有力社会心理机制

主持人：我完全认同培育积极社会心态的重要性。只是有时一提到“心态建设”，就容易让人们联想到“灌鸡汤”“打鸡血”，这与青年人日益提升的自我意识似乎存在一定的矛盾之处，容易产生抵触心理。如何打破套路化的建设方式，从而更切实有效地培育青年人的积极心态？

韦庆旺：抵触心理的产生，源于有些社会心态建设工作无意中将心态建设与青年的自我意识、个性发展“对立”起来。例如，心态建设如果有过多说教成分，就可能与青年喜欢在平等独立基础上有更多参与感构成潜在冲突，产生逆反心理。实际上，当前青年独立性和自主性普遍增强，这与塑造良好社会心态并不矛盾。例如，只要青年认可和拥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要其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他人、社会和国家的利益相一致，就应当积极认可他们。青年人在自我价值得到认可之后，更容易放下抵触情绪，将自我概念不断向他人、社会和国家层面扩充。此外，我们应当在心态建设中找到能够吸引青年的沟通方式。比如，多种元素混搭和跨界是青年人很喜欢的方式，可以将宏大的积极心态培育在宣传形式上进行混搭和跨界包装，如与短视频、嘻哈、cosplay等形式相结合。例如，最近新冠肺炎疫情正在蔓延，疫情防控的一个重点是尊重科学，养成出门戴口罩和每天勤洗手的好习惯，这方面青年就做得比较好。有青年网友将一些影视剧中青年与父母对话的情节进行混剪和配音改编，劝父母戴口罩，这既反映了青年人的现代价值观念，又体现了青年人喜欢的新颖沟通方式。

主持人：我注意到有国内学者提出“从心而治”的社会心理学思路，把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与社会心态的治理相关联，不知几位老师对此有何具体建议？

韦庆旺：“从心而治”强调在社会治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社会心态培育等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每一环节吸收心理学视角、遵循心理学规律、集聚心理学人才。根据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特点，围绕青年群体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我认为可以加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青年社区建设，并融入生命教育和人文关怀。例如，随着互联网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场域，可能会出现社会互动抽象化、社会交往符号化、社会活动“点赞化”、社会学习碎片化、社会娱乐虚幻化等现象，导致青年群体孤独感加重、意义感缺失等问题。我们不可能让青年人抛弃互联网，但也需要把青年人拉回到自然的、现实的空间里，增强彼此之间真实的和扎实的社会交往，促进青年人对自然、生命、社区、社会、国家、角色、责任的真实感触和体验，以此来对冲和平衡青年人所喜欢的互联网生活。然后，利用互联网对青年的吸引力，建设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青年社区，形成线上线上相互整合、相互哺育的互动模式，让网络空间的“虚拟整合”功能与现实空间的心态秩序建设相整合，从而达到“从心而治”的良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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