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由大公报、大公网主办，大公香港发展研究院承办的“大公·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在大公网北京运营总部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安邦集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与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官员、企业、媒体等各界人士近50人参会。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副院长郑新业教授参加了论坛，以下是发言摘录：

郑新业教授

京津冀这么重大的事情，研究还是不够，至少在经济层面来讲研究是非常薄弱的，这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基本理论不清楚，基本数据太少，所以从经济学角度讲，还需要反思一下。

北京已经代表全国参与全球竞争了

如何评价现行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它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总的重要战略，那么这个重要战略要解决什么问题?众所周知，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是现在很多人也说，开放可能不一定是基本国策，尤其是对欧美的开放。其原因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主要的成功其实是对欧美的开放，对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核心的现代国际金融体系和以欧美市场为主要趋向的开放。这个开放的基本特征其实反映出了我国的基本战略，那就是和发达国家合作，和发展中国家竞争。在这个体系中，收益并不高，但给欧美打工，好处就是没有什么风险，这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大的成功。

在过去的20年里面，凡是和中国竞争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败下阵来。这是我们国家的优势，但也使我国外汇储备升高，各方面的压力也随之而来。另外，有一个重要的国内问题是，几十年来，沿海地区基本上都是主要的国际经济活动参与地区。经济实力靠前的几个省份占国际贸易，或者FDI(国际直接投资)的比重都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六七十，而像河北、河南、山西这些地方，几十年来几乎没有太大的改善。所以要反思第一个问题便是，现行的国际开放战略能不能惠及内陆地区，这是个大问题。在这个问题的大背景下再讨论京津冀这个话题。

从习总的角度讲，前三代领导人已经把这一块业务做完了，所以他就需要解决内陆省份的发展问题。在传统的开放已经不行的情况下就需要再去重读“新七点”，在我看来，很多人都误读了“新七点”。“新七点”中专门提到的“五化”产业，忽略这个提法意味着中国新战略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会被忽略掉，意味着北京代表中国参与全球竞争这个维度被忽略掉，其危害甚至比交通拥堵问题更严重。那么在“新七点”底下合理的发展是什么，第一要绿色发展，第二要穷人发展。北京已经代表全国参与全球竞争了，而北上广三地应该说是当前全球竞争中最困难的省级单位，因为他们过去是同发展中国家竞争，现在直接代表中国和全球最好的国家竞争，对手是日本、德国、美国这些发达国家。像北京的医疗、教育、体育、传媒这四个产业，其实是代表着中国在同全球竞争。

所以河北和北京的目标其实只有一个地方是相同的，这就是要绿色发展。但同时北京还面临着新产业的发展任务，河北还需要面对穷人的发展。

面临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改革，光在省级层面做事情是不行的，财税体系才是一体化的主要障碍。例如动物园批发市场，只要稍稍提税，它都会面临较大的危机，整个过程是不需要行政手段的。有时候我们处理问题的时候更好用的工具我们不用，反而坚持用喜欢用的工具。

说北京“灯下黑”是不对的

污染的问题，北京的责任更重，当然也有人说要区别责任，这个意识并没有错，但若是从责任的角度讲，供给方是河北，需求方则是北京。另外很多人说北京是“灯下黑”，这点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如果没有首都在，房山、昌平、延庆将全是国家贫困县。从历史上看，在中国开放体制下，华北平原并不是优先发展的地方，所以不是旁边的“灯下黑”、贫困县多，而是北京的灯不够亮，只照了房山等地。

希望会有更多的人关心北京的产业发展，特别是新产业的特点以及相对应的产业政策，因为现有的财税体系是不足以支撑它的发展的，研究的也不够多。

今天我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大战略下的京津冀，只有理解了它的大目标，才能更好的理解政策、评判政策、预言政策。因此重视“新七点”中间的“五化”是代表着关注北京、关注中国的全球竞争。其次，北京的四个主要核心产业，彼此的产业特征、全球竞争方式都是不一样的，而这和现行的财税体系也不一定融合。总结而言，一、“灯下黑”不是北京的责任。二、过于驱逐外地人将不利于北京市新产业的发展。三、财税体系是当下最有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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