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格局加速重构的当下，数字经济正以颠覆性力量重塑产业生态与区域竞争格局。北京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在数字经济赛道持续领跑，但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等方面仍存在显著瓶颈。深入剖析这些结构性矛盾并探索系统性解决方案，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我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数字经济：经济增长“主引擎”下的北京站位与布局

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正在重构全球产业竞争新格局。2023年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突破55.4万亿元，占GDP比重攀升至41.5%，以10.3%的同比增速持续领跑宏观经济，其对GDP增长贡献率已达68.3%，充分彰显经济增长“稳定器”的战略价值。在这轮数字化浪潮中，北京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枢纽，依托《北京市数字经济发展行动纲要（2022—2024年）》和《北京市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实施方案（2021—2025年）》双轮驱动，率先形成“四梁八柱”发展体系。根据北京市统计局2023年数据，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1.8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41.6%，规模与质量稳居全国首位。

在战略实施层面，北京以“筑基扩容”工程为抓手，构建“4+N”产业集群生态（4大核心产业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信息，N个融合应用延伸至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15个重点领域），打造数字技术创新策源地。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朝阳）、全球首个车路云一体化自动驾驶示范区（亦庄）、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海淀、通州）等战略载体相继落成，数字基建水平全国领先：截至2023年底，全市5G基站总数超10.7万个，实现每万人49个的高密度覆盖；智能算力规模突破1.1万PFlops（含在建），居全国之首。人工智能领域形成“一核三极”发展格局，百度飞桨平台开发者社区用户数突破800万人，字节跳动视觉大模型在ICCV2023、CVPR2023等国际顶级赛事中斩获5项冠军，技术竞争力全球瞩目。北京正加速推动数字技术向制造业渗透。

二、融合困境：北京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衔接温差”

尽管北京市在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方面制定了宏大的战略规划并展现出高远的志向，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仍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呈现出显著的“衔接温差”。特别是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当前数字化渗透率仅为30%左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这已成为北京市亟需攻克的核心难题。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多重因素的相互交织与制约。

首先，传统制造业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固化的生产运作模式和管理架构，其组织惯性和路径依赖使得企业对数字化思维与方法的接纳进程缓慢，内在变革动力不足。其次，广大中小企业受限于资金短缺、专业技术人才匮乏等现实问题，面对数字化转型所需的高额成本投入和较高的技术门槛，往往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态度。根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2023年的调研数据，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平均投资回收周期长达4.7年，其中中小企业的投资回报率（ROI）中位数仅为1.3。这一现实导致73%的中小企业处于“观望状态”，形成了显著的“冰火两重天”格局：一方面，头部企业正加速数字化布局（例如，三一重工的智能制造投入占比已达到其营收的8.2%）；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渗透率不足15%。这种分化的态势表明，“数字鸿沟”正在产业内部不断扩大，亟需构建梯度化的转型支持体系，以推动不同规模的企业协同发展。

同时，数字技术供给端与制造业实际需求端之间，时常出现供需错配、对接不畅的情形，存在“水土不服”，致使企业数字化转型难以在企业管理层头脑中生根、融合，难以在生产一线、企业末梢落地、结果，发挥实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24年的研究表明，北京数字经济解决方案在津冀地区的技术适配度仅为62.3%，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70%的工业软件未开放API接口；45%的智能装备缺乏模块化设计；传统产业数据采集标准化率不足30%。以首钢集团的智能化改造为例，其冷轧产线数字化系统与唐山本地供应链系统对接调试耗时长达17个月，额外增加了3200万元的改造成本，充分暴露了技术适配性不足的问题。

此外，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500家企业的跟踪调查发现，数字化转型导致企业管理层级平均压缩了42%，这引发了两个突出问题：55岁以上管理者的数字化适应指数仅为32.7（满分100）；传统技能工人的再培训流失率高达28%。如，某汽车零部件企业推行MES系统后，12名车间主任中有9人因无法适应数字化管理选择离职，暴露出“技术进化”与“组织惯性”的深层矛盾。

在这一具有“衔接温差”的区域，破解困境的唯一途径是以数字化的思维和方法对传统模式进行彻底的重构。而重构的首要任务是对人的思维进行重构，尤其是对管理层和一把手的思维模式进行重塑。这是整个数字化重构过程的起点，也是其成功闭合的关键。只有通过自上而下的思维转变，才能推动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内部真正落地，并实现技术与组织的协同进化。

三、协同短板：京津冀数字经济的“联而未融”困局

京津冀地区作为国家重大战略核心区域，在数字经济协同发展中尚未形成紧密高效的区域优势，功能潜力未充分释放。尽管三地地缘毗邻且资源要素互补优势显著，但行政运行体制贯通性不足与区域协同机制不完善的矛盾依然突出，制约着资源自由流动与要素高效配置。北京在数字技术领域的创新成果未能有效向津冀传统产业转移，京津间高效共享机制尚未建立；津冀丰富的制造业应用场景与完整产业体系优势，未能通过北京数字技术实现深度融合创新，区域整体数字经济竞争力提升空间巨大，协同红利释放不足。

区域数字治理面临多重困境：政策协调层面，三地237项数字经济政策中冲突条款占比达18%；市场配置方面，数据要素交易价格离散系数达0.47（长三角为0.29）；创新网络建设滞后，联合专利授权量仅占区域总量的9.3%，远低于粤港澳大湾区的21.6%。这种治理效能差距导致北京数字技术外溢呈现显著“距离衰减效应”，100公里半径外技术溢出强度骤降63%。

数字基础设施协同存在结构性矛盾：数据中心利用率差异悬殊（北京78% vs 河北43%），5G基站共享率不足25%，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重复建设率达37%。以算力资源为例，北京数据中心峰值负载率达85%，而张家口、廊坊等地同期负载率不足40%，未能形成动态调度机制。

通过对比分析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经验发现：东京湾区构建的“核心—节点”产业协同网络，使数字经济要素流动效率达到京津冀的2.3倍；旧金山湾区“风险投资+技术转化”模式将技术溢出转化周期缩短60%；莱茵—鲁尔区“工业4.0创新走廊”实现跨行政区标准互认率92%。这些实践表明，破除行政壁垒、构建市场化协同机制是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路径。

四、破局之道：多维度协同发力，激活融合发展“新引擎”

破解京津冀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困境，需坚持系统思维，以整体布局突破重点领域，通过多维度协同施策激活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动能，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一）强化产业政策引导的“指挥棒”作用

政府部门应优化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导向，评估现有政策的实施成效，充分发挥政策杠杆效应，激发企业数字化转型内生动力。建议设立专项基金，针对企业不同转型阶段和技术类型实施差异化补贴策略。可借鉴广东佛山的经验，通过精准的政策扶持传统陶瓷企业突破发展瓶颈，取得生产效率提升约40%的显著成效，激发企业“主动转、务实转、深度转”的积极性。

（二）锻造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动轴”

编制首都都市圈数字化转型空间协同规划，强化北京作为“核心引擎”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建设京津冀协同数字化创新共同体，疏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提升创新要素流通效率。推动京唐、京滨城际铁路等交通干线向“数字经济创新动脉”升级，串联沿线城市经济脉络，构建疏密有致、协同高效的区域发展网络。

（三）完善数据安全与标准规范体系

数据安全与标准体系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安全阀”与“度量衡”。政府数据部门需加快数据安全基础建设，完善法治保障，制定统一的转型标准，搭建公共数据安全防护平台，提供加密存储、定期备份等基础保障。借鉴浙江五金行业联盟经验，推动京津冀跨区域行业联盟建设，统一技术标准，消除内部壁垒，提升协同转型效率。

（四）打造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硬内核”

北京应发挥科研资源与高端人才优势，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核心领域集中突破。依托城市副中心产业聚集效应与雄安新区央企资源优势，形成“一体两翼”发展格局，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跨界融合，催生创新业态与商业模式，拓展价值创造空间。

（五）筑牢数字经济“新基建”底座

数字基础设施是创新发展的战略基石。在巩固全球第二大算力规模优势的基础上，加速5G网络、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全域覆盖，构建高速智能算力网络。通过优化数据中心资源调度机制，推动京津冀算力资源均衡配置，为海量数据流转与创新要素汇聚提供坚实底座。

京津冀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唯有坚持政策精准护航、区域协同联动、数据安全保障、产业深耕细作、基建坚实托举，方能突破发展瓶颈，释放协同红利，在数字经济浪潮中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作者朱丹，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原文链接：[中国国情国力杂志]朱丹：数字经济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动能与突破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