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的中美政经论坛（第5期）于线上举行。中国与美国作为世界大国，其政经交往对两国及世界均具有重要影响，对于加强中美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人大国发院设立中美政经论坛，初衷在于搭建跨学科的学术与智库平台，组织相关专家定期发布关于中美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邀请学界同仁进行讨论碰撞，助力学界对美国及中美政经关系的学术研究与讨论。百度、凤凰网直播、新浪微博、中国网等多家媒体平台联合线上直播。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刘青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新闻学院讲师周玉黍执笔报告。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韩运荣、史安斌、肖珺、闫文捷以及钟新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新闻学院讲师，斯坦福大学传播学博士周玉黍发布题为《中美博弈下美国对华舆论的演变》的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内容展开：

一、美国对华舆论的演变

二、美国对华舆论恶化的诱发因素

三、美国对华舆论演变的判断四、前景展望和应对建议

一、美国对华舆论的演变

第一，美国公众对华态度的基本特征。首先，美对华舆论的“三个不变”。具体表现在一是美国公众对于国际事务的兴趣和知识都较为缺乏，他们对于中国的基本认知不变。二是美国政治精英和大众媒体对公众社会舆论的强大议程设置能力不变。三是涉华重大政治事件对于美国对华态度的巨大冲击力不变。其次，美对华舆论的“三个变化”。一是中国国力提升与快速崛起，成为美国媒体愈发重要的报道对象和公众关注点。二是中国的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日益加强。三是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美国公众涉华信息渠道更加多元。第二，美国公众对华舆论的负面态度加剧。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华舆论整体偏向负面。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之后，众多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总体态度恶化加剧，其负面态度在2021年达到近四十年的历史峰值。美国对华舆论恶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美国舆论视中国为“美国最大的威胁”。其次，在中国威胁论的渲染和恐吓下，美国民众倾向支持政府的强硬对华战略。其三，美民众对于中国议题的关注点从经济发展为主转变为人权问题和政治议题为主。其四，美年轻民众、商业领袖及民主党派倾向的民众对华持较为正面态度。第三，西方发达国家对华舆论与美国同频共振。根据针对14个发达国家进行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近年来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负面，尤其在过去的一年里，负面看法显著飙升。2020年，在接受调查的各个国家中，大多数民众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新冠疫情更使得发达国家对华态度进一步偏冷。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公众对华态度受意识形态驱动。欧美涉华舆论受到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驱动。当如今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崛起，并且在国家发展方面坚持自己道路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面临制度、文化、道路、意识形态的冲突，这些冲突和差异愈明显，则导致发达国家民众对华态度逐渐转冷。第四，发展中国家公众对华态度相对正面。相比较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对华态度普遍较为正面。尽管在2015年之后，发展中国家对华态度有所下滑，但在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国，超过半数的民众对中国持有好感。在南美、非洲、东南亚大部分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的评价较为正面。发展中国家对华态度与中国在当地的直接投资相关，当中国在该国经济发展中扮演越重要的角色时，当地民众对华好感度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

二、美国对华舆论恶化的诱发因素

美国对华舆论在今年逐渐趋冷和恶化，其背后有多重诱发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点：第一，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的转向与重定位。中美建交前三十年期间，美国对华战略的总体基调是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通过接触政策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中美关系的连续性大于断裂性。然而在最近十年中，美国重新以“大国竞争”为战略导向，推动对华战略出现根本性的调整，呈现较为突出的“新冷战”色彩。这样的战略转型也带动了美国民众对华舆论的急转弯。第二，美媒体对华报道的立场先行，污名化传播策略成常态。美国媒体对于国际事务的报道视角对于公众在外事事务上的态度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美国民众对于外国国家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美国媒体对于该国的报道。美国对华报道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媒体对华报道的关注度和报道数量增长迅猛。其次，涉华报道的角度单一和形象固化。其三，在对华报道上，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对华战略保持一致。最后，美国主流媒体的对华态度深刻影响社交媒体中的对华情感。第三，中国的崛起与对外有所作为引发欧美社会的“危机感”。在浓郁的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内在驱动下，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平崛起和对外积极作为，让美国政府产生“威胁”感知，担心一个“非西方”国家迅速崛起，可能会动摇西方国际秩序的价值基础。基于冷战经验，通过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把中国的崛起视为一种挑战，将中国视为“共同的敌人”。因此，在“中国威胁论”的政治语境营造下，中国的和平崛起、对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和正常的对外交流，都会被故意曲解为一种“扩张”，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敌意。

三、 美国对华舆论演变的判断

美国对华舆论的演变的判断主要是是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美对华舆论的三个基调：憎、爱、怕。总体而言，美公众对华态度存在三个基调：其一是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差异和基于美苏冷战的历史记忆，形成的对于社会主义中国以及对中国政治组织模式的不认同，即为“憎”。其二是美国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悠久的历史文化的热爱，以及中国广阔的潜在市场的喜爱，即为“爱”。其三是随着日益崛起的中国在国际上发挥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力，从而导致原有国际权力体系的改变，而引发美国政府和公众对于“中国威胁”的危机感，以及美国对于中国模式对于传统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潜在冲击的恐惧，即为“怕”。第二，相互作用力：中国对美舆论同步恶化。 历年来的研究数据发展，中美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态度存在同步性。即当美国对华舆论转冷时，中国民众对美舆论也会同步转冷。目前我国民众对于美国的好感度也急剧降温，我国媒体对于美国的报道，愈加聚焦在美国的不负责任、霸权行径和对中国发展的威胁，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对美舆论的转冷。因此，中美两国民众舆论相互影响。这种两国公众舆论的同步性来自于中美政府对外政策的适应性，中美双方积极响应变化，及时调整对外战略；同时也来自于双方国家的紧密交往与媒体报道策略的同步性。第三，美对华舆论转向对于中国的具有重要影响。在美国对华战略转型下，美公众对华舆论的转向对于中国发展有着重大影响。首先，美国公众对华舆论恶化将推动美国对华政策进一步强硬。其次，历史表明当美国对华舆论恶化时，将对在美华人的生活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另外，美国公众对华舆论的恶化对我国的对外传播、文化科技交流和公共外交活动造成重大阻碍。

四、前景展望和应对建议

第一，保持战略定力，培育大国从容心态，避免被短期情绪左右，专注谋求国家发展，是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的根本所在。2020年，习近平撰文指出“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面对当前美国对华舆论的恶化，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头脑清醒地保持战略定力，从容面对各项挑战，以经济发展为核心，集中精力“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坚持改革开放，做好国内建设，积极拓展“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以实际行动来打破美国对华“新冷战”战略。第二，增强自信，强化议程设置能力，强化在舆论话语体系中的主导权，向国际社会展示“真实的中国”。中国对美、对西方国家的战略和传播策略需要更加精细化。在国际舆论场中，中国需要积极设置议程，敢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发声，及时应对，用事实来防止对华偏见肆虐泛滥，也要抓住时机和把握节奏，善于设置有利于我国的传播议题。第三， 加强全球民意监测，及时了解全球舆论真实动向，为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做好数据支撑。中国应积极推动和鼓励民间和学术机构建立具有公信力的全球民意监测体系，对全球主要国家进行系统性、长期的民意跟踪，全面、客观、真实反应全球民意走向。尤其要注重对于发展中国家、我国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意监测，弥补目前美国民意监测网络的不足，及时准确把握发展中国家的民意走向，为我国全球外交战略提供重要的数据参考。第四， 改变对外传播的单一主体，培育多层次多主体的国际传播，推动社交媒体为主导的公共外交。中国应积极鼓励中国企业和人才在海外拓展新的多元媒体渠道，实行媒体产品的“走出去”战略，为我国的对外传播积极拓展非官方的传播渠道。第五， 转换传播方式，强化“受众导向”，避免“强势传播”，注重感情共鸣。在拓展多元传播主体，保证涉华信息和报道真实、客观的基础上，我国对外传播应尽可能摆脱以往惯用的宏大叙事方式，减少官方模板化的生硬宣传模式，减少“强势传播”带来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摩擦，避免引起海外受众不必要的恐惧和厌恶。同时，对外传播需要实现事实传播和情感共鸣的有机结合。在宏大叙事的同时，向海外受众讲述小而美的中国故事；在传播我国政策、发展理念等抽象概念和政治话语时，采用民众视角打造亲切的案例，引发受众情感共鸣。

论坛第二单元，各位专家针对当前美国整体的舆论环境、对华舆论的典型特征及变化趋势，以及美国当前的舆论环境对中国、国际的影响及中国是如何应对这一变化趋势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韩运荣首先认为舆论在社会管理决策中具有社会效果反馈和预警功能，美国对华舆论的恶化其数值已达近四十年来的峰值，这意味着近来我们对美秉持的外交理念、奉行的对外政策、对外传播策略，其效果是大打折扣的。其次，韩运荣指出中美舆论交锋通常是美方先提出事端，中方情绪化地被动应对，往往更加剧了彼此之间的对立。因此短期之内要设法转移视线以消除彼此间的紧张感，长期来看则取决于我们的对外理念、政策和传播策略是否能做出相应的调整。针对这一问题，韩运荣强调对外传播是服务于外交战略的，只有外交采取适当的姿态，对外传播才可能与其形成合力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最后，基于对中美外交对立态势的担忧，韩运荣提出要清醒认识大国对抗的风险性，尤其在非常时期要避免可能给国内带来不确定性的压力。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教授首先肯定了报告对美国涉华民意调查研究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并提出报告可以“一区一策，一群一策”地补充美国对华舆论的精细化、精准化分析。此外，史安斌还提出智库报告要以真实状况为基础，避免出现舆情误判。中国在中美舆论中时常处于被动状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对美国舆论的走向判断仍不够准确。最后，在谈及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对华舆论的变化时，史安斌建议应当把中国在对外传播中的成果以及对美传播的一些策略及具体的内容积极正面地反应出来。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肖珺首先分析了中美博弈和中美关系之间的区别，中美之间尽管存在很多争议性的问题，但合作和对话也很多，因此用中美关系去描述整体性更强。其次，肖珺探讨了采信来自西方的基于线上的民意调查数据对现实社会的解释力度，认为我们应当有自采数据，将线上数据与线下数据相结合，才会更客观全面。肖珺还认为要警惕舆论解释的陷阱，舆论能反映一定的社会问题但不能代表社会整体的真实。肖珺也提出了对报告的一些看法。一是拜登政府执政后，当下中美关系舆论所呈现出的一些新的特征值得更多的关注。二是可以关注一下美国媒体新近出现的一些分化，例如标志性事件和人物。三是还要基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观察美国青年媒体用户对于中国的情感状态，呈现情绪传播的多样性特征。四是关怀在美华人的境遇，思考美对华舆论对在地华人的影响及对策。最后要警惕狭隘民族主义所可能造成的社会伤害，需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增进全球团结的角度思考中美关系。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闫文捷首先简要阐述了中美之间态度的认知，具体表现在中美双方公众对彼此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重视。其次就是数据的局限性，获得一手数据难度较大，使得数据缺乏时效性和针对性。数据来源应加强与普通民众的交流沟通，才会更加客观全面。从美国公众对华的舆论来看，这是动态发展的过程，同时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因此，不要局限在短期看似负面的两国关系，从长远来看我们希望把两国关系向更好的方向推进。此外，在分析美国公众对华舆论的复杂性上闫文捷还表示应当将数据收集分类及“美国公众”这个概念加以细化。在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美国对华舆论方面，闫文捷认为一是应当更加注重民间的交流，虽然现在受疫情的阻隔，但通过数据或是跨国舆论的调查显示，对于有切身交流的中美两国民众对彼此的好感度是要高于从媒体层面接收对方的信息，所以一些直接的或人际层面的沟通交往是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途径。但由于内外的各种阻隔，因此还是要以更加智慧的方式持续推动。二是应当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时候首先要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其次是需要更多的用一种普世的视角以及用对方更能够听懂的方式去讲故事。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公共外交研究院副院长钟新首先肯定了报告对美国涉华民意研究的系统性、对原因分析的深入性以及对策建议的针对性，并补充了皮尤2021调查各国对中国抗疫能力的积极评价数据。钟新认为，在中美博弈中，美国拜登政府的基本战略呈现战略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态势，所引发的竞争与合作两种舆论并存甚至更加复杂多元的美国涉华舆论广为存在。中美关系走向需要双方努力管控好分歧，践行大国责任。在舆论对策方面，钟新认为“斗而不破”可以作为管理中美关系的重要原则，通过斗争来促合作，同时把控好斗的分寸。在积极建构关系方面，钟新提出四点看法：首先是能够表达善意，积极的在不同场合表达中国的善意；其次是积极对话沟通，参与各类议题的讨论，强化伙伴交流；再有是在对外表达中，中国要发出声音，强调中国绝不称霸，并用行动证明寻求与世界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后是要坚持促进公共外交尤其是人文交流，深化民众间交流沟通，从而完善舆论建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