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5日，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亚布力金融风险论坛”于亚布力成功举行，发布题为《债务规模刚性压力下的结构转换与风险释放》系列报告（“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中国证监会中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马险峰、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于春海等专家学者出席论坛并发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闫衍主持了本次会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英杰在会上发布了题为《债务规模刚性压力下的结构转换与风险释放》的系列报告，根据中诚信测算，截至2016年底，我国总债务规模高达194.31万亿元，债务率上升至261.1%，超过美国、德国等发达经济体，远高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风险已经积累到相当的水平。然而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至今未能形成，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加大投资依然是短期内最为有效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从政策导向来看经济对原有增长路径的依赖程度仍然很高。基于这样的增长模式，我国现已形成的大规模债务将不可避免地持续增加。与此同时，在企业部门经营状况没有明显好转的情况下，为了防范当前较高的债务风险转化为债务危机，再融资需求也促使债务规模继续维持。报告认为，在债务风险高企、债务规模刚性压力下，融资结构在部门和工具上的调整、金融市场“去杠杆”以及过剩产能行业的风险释放都有利于缓释系统性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出席论坛并发言。他认为，债务工具继续扩张的思维应有所调整。讨论中国债务，首先我们要正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目前是处于债务刚性扩张的这么一个历史时期。在债务规模能不能持续的问题上，当前面临几个问题：一是债务工具的循环出现了问题。现在有大量新的债务需要还本付息，而还本付息很多就是通过发新债还旧债，甚至靠发新债还利息，这是很大的历史包袱；第二个问题是债务工具效率的降低，去年M2/GDP是210%，就是投入2.1单位的货币，只能生产出1单位GDP，这处在历史较高水平。我们现在拿了这么多的货币出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下降，债务里的投资形成也在下降。资金进入不到投资领域，而投资领域又不能形成固定资产，这实质上反映了投资效率的下降。在投资效率下降、债务循环难以为继的背景下，我们来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防风险、稳增长之间，过去我们把稳增长放在首位，但现在应转变思维，还是在这两个底线下，但要先防风险。只要风险不爆发，我们还能稳增长。如果风险爆发，我们实际上也拿不出更多稳增长办法。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格局，只是在防风险的过程中，怎么样维持金融的稳定，这也就涉及到现在的金融体系改革，包括一行三会的制度调整，还有金融协调，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出席论坛并发言。他认为，避免债务危机爆发的短期最有效办法是稳增长。中国债务规模到了一个高线，所以防范风险很大程度上要控制债务规模，要控制负债率。但是问题在于，在短期内，就债务本身来谈，它的风险是很难有出路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有时候不得不加杠杆，才能保证债务风险不暴露。而且短期来看，债务率、负债率过高的风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和经济体的健康状况有关。债务过高是不健康，但也跟经济能否相对健康运转有很大关系。尽管从长期来看，我们可以从国有企业改革、调整硬预算约束等方面着手解决债务问题，但是短期来看，要防止债务风险爆发，还是要看中国的经济增长会不会出现问题。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出现问题，风险的爆发就有可能会延后，我们可以有缓解的办法。但是如果我们增长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风险马上就会爆发，而且爆发就无解，就可能引发经济危机。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要继续这样一种“债务-投资推动型”的增长模式，这种模式是不可维系的。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一问题，这里边包含很深刻的改革，包括信用制度、国有企业改革。总之，短期内来说，还是要在稳增长上下功夫，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要解决债务负债过高这样一种增长模式和体制模式，好好进行改革。

中国证监会中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马险峰出席论坛并发言。他认为，中国金融市场结构明显优化，政府负债能力较强。关于中国的债务问题，我主要有三点体会：首先，债务规模总体上反映金融结构，即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或社会主体从债务融资方面的支持力度。总体上看，尽管目前我国金融结构中债务规模增长的比较快，但实际上债券市场的发展比较快，在总量增加的过程中结构也在优化，包括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在内均快速发展，金融结构一直在优化调整。其次，从政府债务来看，尽管我国政府债务总额看上去比较大，但我国政府与发达国家政府有本质区别。债务问题关键还是看有没有足够的资产，我们的政府资产包括税收、土地收益和国有资产，而发达国家如美国政府只有税收收入，相比之下中国政府资产中能够带来现金流的资产更加丰富。在这样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的负债能力和中国政府的负债能力就有了明显的区别。最后一点我想谈的就是债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国际上的系统性风险虽然经常发生，但国内问题不太大。原因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如政府的调控能力、金融机构的风控能力，目前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对资本金的监控、杠杆率的监控是比较严格的，总体上看当前系统性风险问题值得关注，但是短期内爆发的可能性并不大。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于春海出席论坛并发言。他认为，化解债务风险的一个方向是通过供给侧改革给投资转化的新生产能力找出口。从国际比较的经验来看，一般是政府或家庭部门债务过高时，引发危机的可能性更高，而相比之下，企业部门的负债因为可以转化为投资和未来的生产能力、有价值的产出，因此反而更能偿还债务。从时间纵向动态地来看，债务水平迅速攀升和“债务-投资”的增长模式相关，但其实这样的增长模式并不是新现象，2008年以前就已经在用，但是债务水平快速增长却是2008年以后出现的问题。为什么债务风险会在近几年突出出来？我们知道，投资在短期形成需求，在长期形成供给，现在的投资在未来会形成生产能力，实现收入。然而，在金融危机之后，投资还在积累债务，但消化债务的产出却没有形成。因此，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如何能顺利找到出口来消化前期积累的债务是要关注的问题，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就是考虑出口和消费。对于出口方面，很多研究已经认为，中国的出口不可能回到次贷危机以前那样两位数高速增长的状态。长期来看要化解债务，只能依赖国内消费。如何刺激市场对本国产品的消费需求，就是要靠供给侧改革推动。如果改革有实质推动，那债务投资的模式风险也会大大缓解，风险全面爆发的机会也会比较小。